华县皮影首次赴京演出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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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县皮影首次赴京演出背后的故事
作者 张韬
1985年我将自己拍的一些面花、皮影照片拿给当时的陕西省美协副主席靳之林老师看,他惊讶地说：“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民间艺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最早的艺术是农艺和园艺，所以‘艺’字才是草字头，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之源，是人类本源文化。”
（郝炳历和他的搭档刘文信 张韬 摄）
他还给我讲了许多当时我几乎听不懂的关于民艺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还风趣地说：“难怪你的照片拍得那么好，有生活，有真情，原来你们经常吃的是艺术（花花馍），看的是艺术（皮影戏）)。”后来他调到了中央美院组建民间美术系，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也常把一些照片拿给他看。
1987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中央美院黄河流域民间美术考察团要来。他们不去黄河边上的潼关、华阴而专来华县，正是基于我的皮影、面花照片。我将这事汇报给了县里，当时的县委书记非常重视文化的事情，让我配合文教委做好考察内容的安排，并陪同考察。考察内容自然由我决定，因此文教委一些干部很有情绪，认为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凭啥要听一位农民个体户的安排，县委书记知道后还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考察团为全县的文化人举办了现代艺术与民间艺术的幻灯演示。美国费城艺术学院的华人叶蕾蕾教授还为大家播放了她在美国街头所拍摄的现代墙体涂鸦艺术。为答谢人家，我们挑选了五位全县最棒的艺人在县文化馆演了场精彩的皮影戏。师生们看得直叫绝。系主任杨先让偷偷地对我说，他们回去后筹点钱，到时由我负责把艺人带到北京，让全校师生分享华县皮影的魅力，但別让县里插手，怕偷梁换柱派些剧团演员，而真正的民间艺人去不了。
（考察团与光艺社成员合影 张韬 摄）
1987年12月30号下午，我和老艺人潘京乐、郝炳历、吕师道、刘文信、刘华、刘兴文，还有县文化馆的张振宇，秦腔剧团的演员张玲爱，一行九人在华县火车站搭上了进京的列车，于31号下午5点多钟到达北京站。火车缓缓进入站台，我们在窗户里老远地看见靳之林、杨先让、冯真，还有吕胜中、刘长春、刘乃胜等许多曾到过华县的师生在站台上迎接我们，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杨先让教授更是显露出一副梦想成真的兴奋表情，他抱住潘京乐说：“哎呀呀,可真把你们盼来了，一路上还好吧？就怕你们来不了，县里给我派些剧团演员什么的……这下可好了，可好了。”
靳之林拉着郝炳历的手，比亲哥们还亲，他问道：“这是第一次到北京吧？一路上还顺利吧？北京天气冷，你穿得太薄了。”郝炳历笑着说：“不冷，你没看我穿的是老棉袄，可这是新棉花装的，比你们城里人的棉衣暖和。”靳之林又问：“家里一切可好？华县收成怎么样？忙一年了，这次好好玩几天。你的表演太厉害了，在北京一定会影响很大。”
在学校的招待所安排好住处后，我们就去食堂吃晚饭。晚上在民间美术系开了个座谈会。杨先让再一次在会上说：“我就怕我请的老艺人来不了，县里给我派些剧团演员什么的，让我没法子接待，这下可好，总算放心了。当时我真的很尴尬，因为在邀请之外，我们多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正好是县秦腔剧团的女演员，另一位则是县文化馆的干部，但这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是县里派去的。座谈会上杨先让问我们在北京有哪些重要领导和老乡，可提供给他，以便请到学校看皮影戏。我只知道在北京有两个华县籍的官员，一位是高克林，另一位是曾任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钟师统。后来他们和家属真的来到学校观看了家乡的皮影戏演出，并和艺人们在校园里合影留念。第二天，是1988年元旦，靳之林说学校放假休息，让艺人们先过个新年休息一天，安排大伙去长城和十三陵旅游。那天天气非常冷，风很大，学校为艺人借来了几件棉大衣，无论走到哪里，老艺人都是一手拽着大衣领一手拽着帽子，生怕被风刮跑了。在长城上，郝炳历和刘文信感觉风大得站都站不稳，他们蹲在墙根下，无心欣赏那长城内外的壮美风光。
晚上回到招待所，郝炳历摸了摸被窝唉声叹气地说：“这冷床就是没有热炕美，冰得让人钻不进去，昨晚上我一夜都没睡踏实。”
我虽然是第二次去长城，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壮语仍在我的心中发挥着作用，尽管天气很冷，我依然感到十分激动。然而这一天老艺人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兴奋和激动来。后来学校领大家去参观颐和园和天安门广场，他们却显得十分的开心。在天安门广场周围，我们拍了许多合影照，大伙还不满足，要求在天安门前再给每人单独照一张。看来天安门在大家心中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皮影艺人在天安门前留念 张韬 摄）
第三天晚上，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搭起了皮影戏台，皮影艺人演出了他们最拿手的几个折子戏——《珊瑚塔大审》《杀船》《雪雁渡江》《卖杂货》和《刀劈韩天化》。在演出中间休息时，杨先让教授站起来说：“前面，大家在前台看到的是来自陕西华县的民间皮影戏表演，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感到很精彩，假如大家在后台看看老艺人古朴的表演形式和艺人之间紧张默契的配合，你会承认它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
一时间许多人登上后台，照相机、摄像机对着老艺人，噼里啪啦拍了个不停。
北京的演出自然很成功，正如有人在文章中写的那样：陕西华县皮影戏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演出镇住了半个北京城，震撼了北京的艺术家，惊动了文化部官员，也吸引了首都各大媒体。
（皮影艺人们在中央美院演出 张韬 摄）
除了美院的著名画家和教授之外，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曹振峰、《光明日报》评论员戴青、台湾大学哲学教授陈鼓应，以及社会名流包遵新、冯宗璞、李寸松等，都到中央美院看皮影演出。国画大师李可染看了儿子李小可拍摄的中央美院皮影演出录像，感动地说：这些老艺人才是真正的大师，应当让画院的画家们都看看。
美院的演出结束后，国画大师李可染还个人出资，邀请艺人到北京国画院给那里的老画家演专场。在陈设着一套紫檀木家具的房子里，国画院的人接待了我们，据介绍，那是当年齐白石大师的一套家具展室，平常不会接待客人，这次将老艺人在那里接待，表示他们对民间艺人的尊重。
（潘京乐在齐白石家具展室 张韬 摄）
中国美术馆的领导在美院看得没过瘾，还特意请艺人们到美术馆再演。那里的地板很光滑，用木椽建戏台稍有晃动便整体滑动，郝炳历出主意，在接触地面的每根椽头上套了只棉手套，消除了大家的担心。潘京乐向师兄讨好说：“忙娃哥的脑子就是灵光。”郝炳历接茬道：“那，椽是木头，人总不是木头么。”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最后，在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召开了座谈会。系主任杨先让教授说：“有人曾说，中国的皮影是世界电影之父，我认为华县皮影是中国皮影之父。我们这次考察回来后查阅了一些资料，有许多资料表明陕西华州一带的皮影是中国皮影的代表。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皮影极可能发源于陕西华县一带。”
靳之林教授则阐明了另一种观点，他说：“华县皮影的确是我们看过的皮影中，不论从雕刻、表演还是唱腔都是最好的。这个还得感谢张韬，是他给我介绍了华县皮影、面花。没有他，我们的考察可能就不去那里。至于皮影的发源地，不能那么看，最好的、最细的(皮影)不一定是最早的。没有考古不能证明是中国的本源文化，要么没标准。一个文化几千年，文化价值是多元的、整体的，要看它的文化内涵、艺术形态。皮影也是这样，不光是刻得细，耍得好，就证明它是最早的，源头往往是粗糙的。我们请光艺社的皮影来学校不只是技艺的原因，那种原生态的演戏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价值、民族精神。你不和忙娃在一起，不和老艺人在一起，你就不知道和民俗结合，和民艺结合。所以必须实地考察，进行文化比较、艺术比较、技术比较。从这几个方面我认为华县皮影发展到了高峰。还有，就是音乐方面的研究考察，我们不懂戏剧音乐史，碗碗腔是不是中国戏剧音乐中最早的，还得靠那方面的专家找证据。”
（陈鼓应等人与艺人在前台交流 张韬 摄）
靳之林的一席话彻底破坏了杨先让的发言让我所产生的兴奋心情。对全国皮影了解甚少的我来说，只是因为华县皮影感动了我而认为它就是最好的，这显然是偏见。至于中国皮影的发源地研究，它是严肃的学木问题，没有考古所发现的实物作证，确实让任何人无法判断，也无权断言。然而靳之林和杨先让两位教授的发言应当都具有权威性，此时你说我该信谁的？会后，我还是将杨先让的观点在王府井一家邮电局用电报形式发到了《陕西日报》。很快《陕西日报》在头版报眼刊登了“据在京专家考证认为：中国皮影的发源地很可能在我省华县一带”的消息。
县里看到报纸后，还派文教委书记柳经利和文化股长史福廉专程到北京看望老艺人。
我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在今天，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当时是为了啥，只能解释为“地方保护”。你说我一个普通百姓当时有这个必要吗？但是却真的那样做了，而且在那段时间里还曾给华县皮影冠冕堂皇地借来了一顶“发源地”的桂冠。北京之行载誉而归，使从不被国人知晓的华县皮影得到了中国艺术界的认可，被誉为“中国一绝，世界之最”，这是华县皮影和老艺人留给北京的印象。
作者简介：张韬，原藉甘肃通渭，文革中落户陕西华县。1975年就拿起相机的张韬在华县这块土地上发现了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国民间艺术。从花馍艺术到皮影戏，其中蕴含的粗犷与质朴的大美深深的吸引了张韬。于是他不辞辛苦的到处走访民间艺人，深入他们的生活获得了很多珍贵的画面。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多元文化的渗入，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已经逐渐走向衰落。我们应该感谢张韬先生，是他用照片挽留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华县皮影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