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朱山坡｜我是文学上的迟来者
原创/朱山坡
相对那些年轻成名的作家来说，在文学上我姗姗来迟。从1996年到2003这段时间我在县政府办公室，一心从事公文写作，很少去考虑文学上的事情，期间偶尔写些诗和撰写地方人物传记，离文坛很远，当时连很多著名作家的名字都觉得陌生。
2000年后，当地文学活动（主要是诗歌活动）突然活跃，重新唤醒了我的文学梦和久违的激情。2004年，我似乎突然开窍，事隔多年后写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力》。开始时我怀疑它是不是小说，小说能不能这样写，又经历了几次退稿后，我把它投给著名的《花城》杂志。大概是一个多月后，编辑林宋瑜电话告诉我，这篇小说写得好，还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小说。我又给了她几篇短篇，她给予了肯定。2005年，《花城》在其重要栏目“花城出发”隆重推出我的两篇小说、一篇长篇访谈和创作谈，这对我的鼓励和帮助相当大，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我把这个“事件”作为我小说生涯的起点，我通常说，我的小说创作是从2004年起步的。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辜负“花城出发”。此后发表的小说越来越多，跌跌撞撞，慢慢成长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永远无法忘记《花城》及其编辑林宋瑜，还有主编田瑛，他们是我的伯乐，在我最需要鼓励和信心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我最响亮的回应，我对他们永远感恩。
有一次在珠海开会，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老师身边，他知道我的名字后马上说起了一件事，就是当年田瑛老师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他，《花城》“花城出发”准备推出一个“厉害的新人”。施老师说田老师当时说的新人就是我，这让我大为惊骇和感动，也倍感压力。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给过田老师电话，因为我的写作离他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有些愧对他。当然，后来在文学道路上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扶持的老师、编辑、朋友还有很多，我无法一一说出来。对一个生活在边远地区基层的作者来说，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多么重要！
现在文学给我的回报已经够多了，她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的生活，使我超脱了很多世俗的东西，这辈子我不可能去追逐高官厚禄，也不可能享有荣华富贵，文学使我的生活简单、快乐、充实、满足，内心色彩斑斓，我就与她为伍。
参加工作后，我几乎都是在政府办公室工作，工作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我必须兢兢业业地干好。写作是业余爱好，是精神生活。一个人酒足饭饱后必须有精神生活作为支撑，否则会觉得很虚无。写作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它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这就够了。对我而言，工作和创作既不互补，也不相互制约，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处，像人的两条腿。我不能太闲，太闲写不出小说。过去一位老作家说，写作就像偷情，有太多的准备和时间反而没有了激情。我一直觉得这话说得好。
2007年到2009年间两年多时间里，我在南京大学读书。南京是一个适合谈论文学的城市，我认为南京是一个文学之城，只有在南京这种地方谈论文学才不让人大惊小怪，像在维也纳谈论音乐一样。身在南京的作家有福了。我们只是那里的过客，但我们都会留恋那里。可惜，中国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很少了，像那样在酒肆里谈论文学的人很少了。已经有很多同仁引用个那句经典名言形容我们的环境了，在此我愿意再引用一次：“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读图时代、网络时代、娱乐至死时代、物质至上时代……古老的传统正在崩溃，精神的家园正在萎缩，文学的版图加速沦陷，几乎所有的作家、批评家都在哀叹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像面对世界末日那样充满无奈和绝望。那些已经看见了上帝真容的重量级的作家尚且如此目光呆滞，何况像我这种才整装待发的 “老文青”。我不可能不受这种现实和情绪影响，无法不茫然。这个时代也许不再需要文学了，因为连道德、信仰、精神、理想都没有位置了，文学还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吗？文学期刊订户寥寥，连很多作家本身也不读文学期刊，像梅西不看别人踢球那样。很多著名作家的力作在书架上尚且无人问津，何况名不见经传的作者。
有时候真的感觉很虚无。但我经常在说服自己，别管什么时代什么环境，写作是自己的事情，必须竭尽全力把小说写好，就像挑战极限那样。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好玩吗？有意思吗？对大部分人来，不好玩，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地去攀登。这跟写小说估计是一个道理，为心中残存的那点理想而努力。作为一个作家，一辈子都得跟虚无作战。老实说，写作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悲，因为写作除了时间外至少不花费什么成本，你看，有很多花了那么多银两拍出来的电影最后连院线都上不了，即使上了院线，观众比读小说的人也多不了多少，血本无归。
还有那些艺术造诣并不在作家之下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他们努力了一辈子，到头来有多少人无戏可演。门前冷落鞍马稀啊。我们写作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还抱怨什么？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为什么要写作？我也说不清楚，也许因为想写而且不得不写吧。写作真正回到了内心的需要上来了，那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苏童说：“作家真的要干什么不能问为什么，问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害人的事，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问为什么是悲剧。不要问为什么，学会不问为什么这才牛逼。我觉得写作是生理需要，生理需要是不用问为什么的。写作是生理需要，是不需要理由的。”像吃饭、拉屎一样。
因为爱所以爱。写作至少能让我感觉不到孤独。孤独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有太多的人被它折磨至死。有一个管宣传的领导曾“表扬”我说，能够忍受得了孤独的煎熬继续从事写作，你真了不起。听他的语气好像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样。我想告诉他，你错了，我不是因为写作而孤独，而是因为孤独才写作。谁说灯红酒绿中的男女不会感到孤独？金钱和权贵能使人远离孤独吗？我经常感到孤独，骨子里的，不是亲朋好友的相聚、生活的丰富多彩、众声喧哗的场合可以消除的。当我百无聊赖、心灰意冷的时候，读上几页好小说，便感觉精神焕发，一切是那么美好。
在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不仅是生理需要，更是生命需要。卡夫卡说，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的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里尔克说，如果你觉得不写作也可以活得下去的话，你干脆不写了。应该说，热爱文学的人对文学的热爱都是一样的。有人说“文学即将死亡”，我相信的是，人类都死光了文学仍将活着。只是未来的文学的样式和发表渠道将会变化，而且变化之大将令我们始料不及。但无论怎样变化，人们仍将从文学身上感受到温暖、美好和力量。
我认为，作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悲悯”，小说的最高境界是“孤独”，表现手法的最高境界是“荒诞”。我不想就此展开很不专业的理论论述，我只想推举几篇小说来表明我的小说理想：《傻瓜吉姆佩尔》、《威克菲尔德》、《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变形记》、《巨翅老人》、《青鱼》、《孔乙己》等，它们样把“悲悯”“孤独”“荒诞”推到了极致，这些作品让我看到了一个短篇小说原来也可以像大海一样浩瀚像宇宙一样深邃。它们一辈子都会成为我的标杆。
我从来没有去想我的写作到底属于哪个流派，好像这不是作家考虑的事情。但我一直有与当下的热门写作保持距离的自觉，不是我离群索居、故作高深，而是躲开，因为我写不过他们。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开疆拓土的野心。我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和追求，也许我要往这方向努力，无论是过去的作品，还是今后的写作，我都要努力写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真正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并不多，这并不说明他们不努力，而是不容易。多少作家开始的时候野心勃勃，但到头来总是“泯然众人矣”。这是作为作家的难处和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