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到1961 ——记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忘岁月

从1959到1961

——记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忘岁月

王守安

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和“反右”运动的影响，加上当时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和苏联老大哥的背信弃义，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严峻考验，史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亲身经历了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岁月。

1959年元月，由于母亲带头下放农村，我和弟弟振营、妹妹静兰跟随母亲，告别了时在河南省二建公司工作的父亲，离开郑州，回到了故乡——豫北滑县牛屯乡大王庄。虽然那时我不过10来岁，但有些事情却深深烙在了脑海……

一是大食堂大锅饭。1958年开始，农村搞人民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吃的是大锅饭。我们所在的生产队食堂设在村办小学对面的队部院内，在食堂吃饭的有三十来户、一百多口人。食堂用的两口锅很大，据说是原来杀猪用的大锅，直径有1米以上；烧火用得是地锅，燃料是木柴；助燃送风是两架大风箱，有专门的人来操作，拉起来呼啦呼啦的，声音很大；搅飯铲子是用的小铁锹，盛饭勺子用的是原来牲口棚养牛马用的马瓢。食堂的饭很简单。早饭喝“红糊涂”（注：即高粱面汤），中午吃煮红薯或煮红萝卜配少量窝头，晚饭喝“黄糊涂”（注：即玉米面汤），高粱面窝头和玉米面窝头很少供应，一般只有中午才定量发放，而且要照顾男劳力。一到开饭时间，社员们就拿着盆子和馍筐去食堂排队领饭。我们家一大三小四口人，没有男劳力，伙食标准自然也是最低的。不知队里的伙食标准是咋定的，规定我家早晚餐领“糊涂汤”的标准是1瓢9分5，即两马瓢不到；中午领煮熟的红薯、红萝卜的标准是1斤8两；碰上吃窝窝头更少，全家4口人可领2两一个的窝头两个半，就是说我母亲作为成年女劳力可领一个窝头，我和弟弟、妹妹每人只有吃半个窝头的份。所以，一到开饭时，母亲就把食物先让给我们兄妹吃，自己忍饥挨饿，还得下田劳动以至于得了当时流行的饥饿引发的肝炎浮肿病，小腿一按一个坑。母亲2005年因肝病去世，医生说也是由于那时留下的病根。

二是大炼钢铁。大跃进提出的“四大元帅要升帐”（注：“四大元帅”指钢煤粮棉），钢铁元帅首当其冲，队里开会传达说上级要求“以钢为纲”。当时由于土地全部成为集体耕作的“公社大田”，吃饭也是大食堂，社员家中原有的铁质农具、炊具，如犁铧、钉耙、铁锅、菜刀，甚至门鼻、箱扣都被动员交出大炼钢铁。我们生产队炼铁开挖的土冶炼炉就在我家门前一侧的谷场上。那些对冶炼技术一窍不同的社员们，在公社派来的土技术员的瞎指挥下，燃着木炭，拉着风箱，将自己从家中拿来的农具、炊具堆到炭火上，就开始大炼钢铁了。那熊熊的炉火，那光着膀子、拉着风箱、浑身大汗淋漓的社员，其精神、其干劲，不能不让人叹服。然而，由于缺乏基本技术和设备，这些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产出的却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废铁疙瘩。我们生产队当时炼出的一块外表露着铁锅耳朵和抓钩齿的铁疙瘩，一直被抛弃在村头路边，成为了当时那段疯狂历史的见证。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写过一首诗歌叫《村头的铁疙瘩》发在刊物上，就是追忆的这桩事，著名诗人流沙河还专门为这首诗写了短评。

三是挖河。我们大王庄村属于平原地区，原来土壤并不差，种植的也都是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棉花、花生等传统农作物。1959年，昏了头的上级领导非让挖河种稻，还提出了“要让豫北变江南”的口号。全县、全乡、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参与河工，用钢锹、抓钩、大筐、独轮车等最原始的工具，用手推、肩挑、杠子抬等最笨重的体力劳动形式，开挖了一条长百十公里宽约几十米的“大公河”（注：取人民共社“一大二公”之意）。当时，我母亲是妇女队长，当然也是河工的骨干，挖土、抬筐、推车啥活都干。一次推车时，因力气不够，腿骨让翻倒的手推车把撞断了，用床板抬回家后，请乡村医生来家接骨，农村没有医疗条件，接骨手法粗暴简单，是让几个人按着身子、拉着腿对接的，在母亲痛苦的喊叫声中，我和弟弟妹妹也被吓得大哭。让老百姓没想到的是开挖“大公河”引来的水，由于水质不行，种稻子不仅颗粒不收，而且还把大量良田浇成了盐碱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懂科学、不讲实事求是的官僚主义害的呀。

四是蝗灾。1960年夏天，家乡农民在种稻不成又被盐碱搞坏了的土地上耕种一些秋庄稼，希望不至于被饿死。没想到又起了蝗灾。大批的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存。社员们在各级党组织带领下开展灭蝗自救工作，大家用土埋，用烟熏，用树枝打，仅我们生产队消灭的蝗虫归拢起来就堆成几个数尺高的小山。那时农村小学都停课了，村里的团支书让我担任少先队灭蝗队长，给我一把哨子和一个喇叭，带领一群小学生每天喊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拿着扫把、树枝到地里参加打蝗虫。刚开始，由于饥饿，我们会在野地里点上一把火，把一些大个带子的蝗虫烧熟吃，感到还挺香的。后来吃多了，开始反胃，甚至看见蝗虫就干呕。不过当时挺有成就感的，我们少先队灭蝗队的事迹还上了大队的黑板报和公社的油印小报呢。

从1959年元月到1962年初，母亲和我们兄妹3人在故乡整整渡过了3年艰苦的岁月。直到1962年春天，父亲从郑州调到开封参加全省最大的开封化肥厂建设会战，我们才被落实政策，到开封与父亲团聚，并过上了享受“定量商品粮”的生活。我也转学到开封东郊的大花园小学就读，直到1964年考入开封八中。

原创于2014年12月10日，载《中国作家协会会刊》；

2020年11月1日修改于郑州城开绿园

【诗人简介】王守安，河南滑县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经济专家，研究员，作家，诗人，文学与书画评论家。现为河南省品牌联盟主席团主席，河南省中国书画家协会名誉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学创作成果斐然，以安歌、田雪为笔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文学与书画评论、报告文学等1500余篇，出版《岁月里流淌的歌》《红水河的歌》等诗集、散文集10部。经济管理著述颇丰，发表经济管理论文（著）135篇（部），其中35篇（部）获部省级以上奖励。曾获中国十年改革创新奖、机械部管理创新奖。河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