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德与才哪个最重要?想好再回答!

【原文】《资治通鉴》周纪一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译文】

孔汲(孔子的孙子),字子思,向卫国国君提起苟变说:“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孔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

【解析】

这段话,表面上看很浅显。卫侯因为一个官吏的小问题而不重用他。孔汲劝说卫侯用人才不应该因为一点小毛病而放弃。但是要知道《资治通鉴》是写给帝王看的,这么浅显的道理谁都知道。而且任何权力的控制,主要都集中在在人事权和财权上。那么这段材料背后究竟有一些什么没说出来的呢?

首先,从卫侯说的话来分析。

“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

针对这个话,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人贪财是卫侯看到的?还是别人说的?

第二,如果是卫侯看到的,那么能不能断定他就是贪财的人?

人有两种惯性思维。

一种是,如果对一件事物,没有任何了解,那么他对于这个事物的判断,往往会倾向于,第一次接受到的信息,作为主要来源。比如第一印象以及别人告诉他的信息。

另一种是,“眼见为实”。我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有的时候,眼见就真的为实了吗?未必。但是,人往往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举个例子,你和别人谈生意,别人开个卡宴过来,身上带个劳力士。你觉得这个人实力不错。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豪车、劳力士是真是他的,而不是他租来的呢?

对于卫侯也是如此。他看到这个官吏贪了2个鸡蛋可能性不大。就算是他亲眼所见,也未必真能够判定他就是一个贪财之人。说白了,卫侯根本就不想用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其次,再来从孔汲的话分析。

同样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贪财与用这个人的才干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第二,如果要用这个人应该怎么用?

不可否认,从古到今,不管是官场、职场、商场,用人很重要。而相应的上位者也都有自己识人、看人、用人的一套方法。

有些领导,习惯通过小习惯来观察人,来判断这个人行不行、是否合适。比如,最常见的,和下属吃饭,看他们的吃相以及喝酒后的样子,来判断谁值得重用、谁能够做什么岗位。这些方法或者套路,不能说没用。但是如果说要以此来断定这个人能不能用、该怎么用,太过草率。

所以,引出上面这两个问题。

孔汲并没有说卫侯看人、用人不对,而是和卫侯算了一笔账。切入点有两个。

第一,他说,用人和用木头一样,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个人能不能用,不是全面的看他,而是看的长处和优点。用才也是如此。

第二,如果因为小问题,而忽略人才,得不偿失。

卫侯听了孔汲这番话。但是,到底有没有用这个官吏,后文没说。

按照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给皇帝看的本意,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因为大臣有小瑕疵,就不用他,要用他们的长处,容忍他们的短处和瑕疵。这句话的立场,其实是站在士大夫、官僚集团的立场说话。

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这段材料,那么这段材料就太过单薄了。仅仅就是要听臣子的意见、用人要综合的看?

因此,我想把司马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补全。

首先,就是用人的三个规律。

1.用人如器。这一点在《资治通鉴》多次提及。关于人才的运用,先看能不能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丢掉。

2.选择性用。用人关键看这个人才什么地方自己用的上,而不是关注他什么地方自己用不上。对于帝王来说,人才就像各种各样的砖,根据需要与砖的形状适当安置。

3.防御性用。人是一个整体,有点就会有缺点,在选择了用这个人的时候,必然也要承受用这个人他缺点带来的负面效果。所以,在用这个人的时候,要对他的缺点、风险进行防御兜底。比如,你个员工,他能力极强、但是他有点小贪。你想用这个人,那就不要把他放到能够接触到钱的地方去。这就是一种防御。

综上三点,用人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人才到底水平如何。而在于领导对于不同的人才应该怎么用?

其次,用人时德才之间如何平衡?

在我看来,用人的德才平衡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甚至来说,这个标准其实是灵活变动的。这个根据用人者当下的需求来进行调整。

比如刘邦打天下,对于那些来回在他和项羽阵营投降的人,他都以礼相待各种笼络。但是一统天下后,对于那些背叛他的,他就心狠手辣。包括当时楚汉相争,救过他的丁公,他都杀了。为什么?因为环境变了,情况变了,刘邦的利益变了。前者他要分化瓦解项羽的力量。后者他要提倡对他的忠诚,让别人知道背叛他的后果很严重。比如,汉武帝和武则天都用过酷吏,然后又杀了酷吏。一方面是用人如器,没有就丢。另一方面也是各个时期的利益点不一样。

用人者,当下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重用、提倡什么样的人。但需求转变后,立即把这些人换下去,换上符合自己另一种需求的人。

所谓德与才的平衡,并不是人才的平衡,而是结合自身利益进行平衡。怎么选最符合当下利益最大化,那就怎么选。平衡是伪命题,变化才是真命题。

比如,在南宋的时候,宋高宗就用秦桧,难道他不知道秦桧是奸臣?绝对知道!但是对于宋高宗而言,用秦桧给他带来的利益比不用更大。这就够了!

我相信这才是司马光没有写出来的。毕竟司马光作为士大夫、官僚集团的顶尖人物,他的立场决定了他们想要的帝王,并不是一个权谋手段高超、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听话、听劝、垂拱而治完全信任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帝王。或许在他们的思维中,并不要出现,类似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类的帝王。

帝王越厉害、越强势,他们这些士大夫官僚集团日子就越不好过。



以上是专栏【资治通鉴中的权与谋】第0017篇

第0018篇预告:表态的学问,领导比下属更需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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