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何绍基、沈尹默、邓散木、来楚生等临《乙瑛碑》

金农

金农临《乙瑛碑》

学习书法须从临摹古代碑帖着手。临古不但要掌握其字形结构，更重要的是吸取其笔法及神韵，不能有自己个人的笔意，这就是“无我”。等到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后，再临习其它碑帖，逐步有了临摹的心得，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这叫作“有我”。“无我”之中须避免“有我”，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古代碑帖的风格和精神；“有我”之中须避免“无我”，这样才能写出自己的风格和面目。如何处理好“有我”和“无我”的关系，是要靠书家自己对书法的认识和体会，并依据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合理的整合。金农临《乙瑛碑》条幅，其字形结构保留部分原碑字形体态，但用笔都是自己的笔法，线条也比原碑增粗不少，已经进入到“有我”的境界。这已不是临碑帖的概念，而是已经进入到创作阶段了。

何绍基

何绍基临《乙瑛碑》

何绍基临《乙瑛碑》

据史料记载何绍基专学隶书比较晚，是从六十岁后才开始的。从他临写的大量汉碑来看，基本上无一通与原帖全似，他临帖时的精神往往专注于某一端或侧重于某一方面，书体和用笔地方法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的，但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他所具有的汉隶的神韵。此通《乙瑛碑》临作三分像“碑”，七分似“己”，用笔方圆相济、遒劲凝练，笔画的曲直、平斜以及粗细、轻重、徐疾之笔画都有他自己独到的处理；结体较原碑略方，更注重空白的增减，如“司”缩小口部，“徒”的双人偏旁以圆弧的形式来增加其空白。从单个字到通篇，临作突出了端庄沉稳、古茂浑朴、疏朗规整的艺术面貌。

沈尹默

沈尹默临《乙瑛碑》

沈尹默临《乙瑛碑》

沈尹默临《乙瑛碑》

临摹是一个书家入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取舍不同，掌握的笔墨技巧不同，习惯和手法不同，就形成了每个人风格。沈尹默临《乙瑛碑》十分明显的是把汉碑韵味还原为墨迹，方笔、圆笔，露锋、藏锋顺其自然，随意书就，灵活多变，用笔几乎笔笔中锋，浑厚圆润，变化多样的波挑可谓是妙趣横生，有短促地方挑，有纵长的劲挑，有婉转的轻挑，有肥重的厚挑，流畅明快的线条滋生出强烈的飘逸感。从临作中我们能体会到沈尹默书写技巧的精熟，同时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技巧越精熟，功力越深厚，就越能把握好原碑的精神面貌，也就更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原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邓散木

邓散木临《乙瑛碑》

临摹，是学习书法的重要途径。欲自成一家，当脚踏实地从临摹学起，孙过庭《书谱》：“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一点一画，力求象本。先求笔法后追结构，循序渐进。待笔法结构即熟，则又要注意字与字的关系，注意笔势的往来，当古帖之字能透入肝膈，当闭目瞑思时古帖仍历历在目，便是火候到了，也是水到渠成时候。今人学书，都不愿化实际功夫，只凭己意，信手直书，还美其名曰“意临”，其实是自欺欺人。赏读邓散木仿临的《乙瑛碑》，是尽量按原碑上的字形大小临出的原汁原味，他适当强化了的雁尾，更别具胜趣。因此，今人临帖时需要求其逼真，从形似中探求用笔的规律；创作时追求美好，从规律中探求艺术的真谛，才是真正的学书之道。

来楚生

来楚生临《乙瑛碑》

来楚生临《乙瑛碑》

来楚生的隶书在书法界最负盛名是源于他根基扎实，博采众长。他二十岁前后就对《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曹全碑》、《石门颂》等名碑下过功夫，后来又对汉简作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汉碑固然好，但其经过勒石不免与原作有出入，或多或少要受些约束，不易将书法发挥到最佳状态。而汉简不然，虽大多非高手所书，但可以直接看到汉人用笔的妙处。虽有草率，但在芜杂中却能找到其个性特色的好东西，而这些在汉碑中是少见的。因而他说：“隶书见到汉简可称观止。”1971年他的身体状况尚好，几乎每天临一通汉碑，并认为研习汉碑要“遗貌取神，法为我用”。欣赏该临本用笔灵活多变，浑厚圆润，特别是波挑变化多变，还将汉简的笔法融入进去，如“地”、“师”、“孔”；结体处理也十分有特色，许多字比原碑微微偏扁，依横线条的多少自然安排，或扁或方或长方，穿插避让，妙趣横生，如：“四”“百”等字。

林散之

林散之临《乙瑛碑》

学习书法，光是入帖，那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必须在进去的同时还要出来，学书之人即要能够“入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出贴”。入帖，只要勤奋刻苦大家完全可以做到。但要出贴，就意味着成家，这难度当然是很高很高的。林散之临《乙瑛碑》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自谓：“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横方》、《乙瑛》、《曹全》；……”说明他在汉碑上已经化了相当多的功夫。出贴，他是根据自己具体情况，扬长避短，发挥自己在绘画领域的特长，把出贴放在汉碑的字形结构上，如：“书”、“圣”字的处理。虽然林散之最终的成就是在草书上，但他这种艺术思维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共同借鉴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