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伯墓前读《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作者十年前刚上大学时阅读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当时只是懵懵懂懂，今年4月20日作者在瞻仰韦伯墓时重读该文时才更清晰地了解到韦伯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深意：学术能做的就是让人清明，但不能替你做选择。
在韦伯墓前读《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文/代洲 学吧思享者
4月底在欧洲旅行，20日下午到达德国海德堡，此行是为了瞻仰安葬于此的马克斯·韦伯。趁着夕阳尚未落山，步行来到Bergfriedhof Heidelberg （海德堡山间公墓），墓园入口处标注了各墓碑的具体位置，52号Max Webber, Soziologe/Kulturhistoriker （社会学家/文化历史学家），Marianne Webber, Schriftstellerin （女作家）为韦伯及其夫人合葬墓。按路标指示，终于在一处拐角找到墓碑。
与其他墓碑相比，韦伯夫妇的墓碑并不显眼。原本应是海德堡建筑特有的砖红色，经过岁月洗礼后已然被青苔覆盖，下方仅留有一圈褪色的纪念花束，有一段时间没人来和韦伯聊聊天了。来之前准备不足，幸而爱妻路上采了朵小黄花，遂敬上聊表心意。除去墓碑上的杂草，恭恭敬敬鞠躬后，走出墓园时晚霞渐渐退隐，黑夜降临。
一，韦伯的简略年表
也许有人对韦伯生平不太了解，于是根据《韦伯作品集1：学术与政治》“韦伯传”部分（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辅以维基百科“马克斯·韦伯”条目补充，整理出一份韦伯的简略年表。
父亲：马克斯·韦伯，汉诺威贵族，纺织厂主，法律家和市参议员，参加右翼自由党
母亲：海伦娜·韦伯，信仰基督新教，与丈夫在社会问题意见有分歧，关系日益疏隔
1864年 4月21日 出生于德国西部图林根
1869年 全家迁居至柏林西郊的夏洛腾堡，邻居皆为学界和政界知名人士
少年 身体孱弱，嗜好书本而不喜运动。近代知识生活的现世气愤，使他既远离父亲的庸俗，也推开了母亲的敬虔心态
1882年 进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同时研习文学，经济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第二学期加入决斗兄弟会（dueling fraternity）的社交生活，热衷狂饮和斗剑，当年清瘦的青年逐渐成熟为一个刚强，有着宽阔肩膀而相当壮实的成年人
1883年 前往斯特拉斯堡服兵役，厌倦兵役及军事操练
1884年 结束服役，在柏林洪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重拾大学课业
1886年 通过律师“实习阶段”考试，成为实习法官
1889年 以《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1891年 凭借《罗马农业史》在柏林取得商业法，日耳曼法和罗马法的任教资格
1892年 与22岁的远亲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订婚
1893年 完婚，婚后少年得志，工作繁忙
1894年 接受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正教授的教职
1896年 接受海德堡大学的讲座席位，成为昔日师长的同事
1897年 韦伯父亲去世，去世前父子间曾发生紧张争执，韦伯自觉他对父亲所表现的敌意，是一项永远无法弥补的罪行。同年秋，病倒。
1898-1899年 处在精神崩溃，旅游和工作之间
1900年 进入精神病院，同年冬，在科西嘉岛旅行
1901年 在罗马旅游，当地古代废墟重新燃起韦伯历史方面的兴趣
1902年 重返海德堡，精神状况渐佳
1903年 辞去海德堡大学教授席位，和宋巴特参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的编辑工作
1904年 发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部分。同年8月，偕妻子前往美国，观察新大陆，圣诞节前返回
1905年 完成《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部分。难免介入学院政治，帮助反犹主义和反社会民主主义受害者齐美尔，米赫尔斯等
1906-1910年 思想界与艺术界三代精英常常共聚韦伯家中，进行活跃的讨论沟通
1914年 一战爆发，韦伯被任命为职掌纪律兼军需的军官，负责海德堡地区的九所医院，从内部见识了官僚制度
1915年 医院改组，其职位被裁撤。后去柏林，揭发了主战派的行径其实是军火贩子与农业资本家的一场赌博
1916年 回到海德堡，研究希伯来文，继续撰写《经济与社会》的若干章节
1917年 一些主张社会主义与反战的学生，经常到他家参加例行的星期日公开讨论会
1918年 4月在维也纳大学重掌教职，授课一学期，提出了关于世界各宗教以及政治的社会学。同年11月一战结束，他从“发自感情的保皇派”转变成“发自理性的共和派”，以顾问的身份，随同德国代表团参加战后凡尔赛会议
1919年 接受慕尼黑大学聘请，建立第一所德国大学的社会学系
1920年 被诊断为肺炎，6月14日在慕尼黑去世
二，韦伯时代的终极问题
韦伯出生后不久，德国经过1871年普法战争完成国家统一，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欧洲新霸主。此后虽然有紧张的国际军备竞赛，但欧洲基本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直至1914年一战爆发。和平的政治局势刺激了经济的稳步发展，加上普法战争中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尤其是化学，电机和电力方面。并且大工厂取代了小作坊，机械化和电气化被大面积采用，工业社会在德国逐渐成型。
文化方面，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带来了民族主义思潮，民族-国家体系基本取代了封建领主体系，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加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展现出的强大人类力量，如1851年在伦敦创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即后来的世界博览会），德国人民普遍认为人类已经战胜自然，宗教力量衰微。虽然尼采在《快乐的科学》(1882)中提出“上帝已死”之后的信仰问题，但德国乃至欧洲仍然沉浸在人类主宰世界的激情之中。
社会阶层方面，1848年的欧洲革命已然使贵族势力衰落，尔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新旧势力正在交替。同时，大工厂的出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取生活，城市生活成为重心。工人数量的增加使其力量壮大，组建的工会在欧洲各国逐渐合法化，甚至成立了工人政党参与国家政治。
总而言之，19世纪末的德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的大变迁，欧洲也享受着繁荣。那该如何理解这一社会变迁呢？作为个体，我们又该如何立足于现代社会呢？这些问题在一战爆发后更为紧迫，1917年底的德国境况不容乐观，个人命运和国家走向让大学生们焦虑不安，他们急需一个答案。
因此，才有了这篇韦伯面向慕尼黑自由学生联盟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三，韦伯对“学术是否有意义”问题的回答
1）“学术是否有意义”为何成为一个问题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味着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人们为什么要努力从事这样一种在实际上永无止境并且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工作”。这是当时的大学生们关于“学术是否有意义”的反思。
实际上，“学术是否有意义”在现代社会之前并不是一个问题。希腊古典时代，人们从事学术在于尝试“把握任何事物，例如勇气，灵魂等正确概念的真实存在”，因为这种知识“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导人在世上应如何正当行事，最主要的是，作为城邦的公民应该如何正确行事”。近代时期，达芬奇认为“学术是通往真实艺术的道路，所谓真实艺术就是真实的自然”，甚至有此名言“我借解剖跳搔，向你们证明神的旨意——指出通往神的道路”，此时学术的意义在于能指导我们“走向神”，或者获得幸福。那为什么“学术是否有意义”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问题来源于现代社会理知化带来的除魅。“理知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预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除魅”。当世界被除去神秘面纱后，学术的意义不可能继续作为“城邦公民的行为指导”和“通向神的道路”，那么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不断被超越的学术是否具有意义？
同时在这一问题背后，亦蕴含着人生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文明的个人生命，是置放在无限的‘进步’当中；依照这种生命本身的内在意义来说，这样的生命永远不会走到尽头。任何人在死亡之时，都没有抵达巅峰，因为巅峰是在无限之中”，你永远只能仰望那看不见的巅峰。不像古代的农民“年高而享尽了生命，他在生命的黄昏已经获得了他的生命所能给他的一切，再也没有他会想要去解开的疑惑，亦即‘活够了’”。那么，现代社会中的死亡就没有意义，毕竟还没有“活够”。“既然死亡没有意义，文明生命本身也就不再带有任何意义；因为死亡之所以缺乏意义，正是肇因于生命之不具意义的‘进步性’”。因此，如果不能回答“不断被超越的学术是否意义”的问题，那么人生意义的问题亦无从谈起。
2）学术本身不能回答“学术是否有意义”的问题
可惜的是，学术本身并不能回答“自身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所有自然科学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有无终极意义，自然科学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们本身的目标来预设答案”，因此，自然科学只能回答“如何达成某种生活”，而不能回答“某种生活是否有意义”。人文社会科学对此也无能为力，例如艺术学不会回答，艺术品是否应存在；法理学不会回答，是否应该有法律；社会学也不会回答社会是否应该存在。
这是因为学术受“价值中立”所限。“一个概念或者一门学问，所能表达的顶多只是相当特定的观点；这些观点因为特定，所以和实在的关系也有其限制；再者，价值参照也必然会对普遍主义的空想家所持的狂妄目标，加以限制。由此而发展出基本哲学假说：所有学问都无可避免地有其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之一就是价值中立。“肯定一个价值，必然地蕴涵了对其他价值加以肯定的可能性。价值之间无从消解的矛盾冲突，只能以共存，妥协或容忍来处理。人类以政治，宗教或经济等价值为名进行观点上的斗争，在这些观点之间，科学没有能力去裁决”。
在这种情况下，学问是不是有价值成为一个人的“志业”，或者学问本身是不是具有一种在客观上有价值的“使命”，这些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在教室中我们无言以对。
3）学术的意义在何处
那跳脱出学术本身，回答“学术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学术除了能提供给我们实践技术和思维方式与工具外，其更重大意义在于“清明”。“当面对的是价值的问题的时候，在实践中人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立场。但是，如果你采取了如此这般的一种立场，那么，根据知识的经验，你必须采用如此这般的一种手段，才能在实际中贯彻你的信念。可是，这种手段本身，可能是你认为你必须拒绝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在目的与达成该目的无法避免的手段之间，做一抉择。”并且，“学术的界限在于，一旦你们认定了这个实践立场，你们就是取这个神来服侍，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们忠于自己，你们必然地要得出这样的一个在主观上有意义的终极结论”。
简而言之，“一门经验性的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或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学术的意义在于帮助你明确各种价值选择之后的可能结果，但选择权在你自己，相应的责任也由你承担。现代社会中世界除魅后，统一一切的价值不复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
既然价值观的选择权在你自己，那么一方面教师必须保持身份和界限，他只能让你知道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而无意变成一个群众鼓动者，对你的选择施加外在压力或影响。另一方面，切莫企盼或等待所谓的先知，能指引你走向何方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们要求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四，德国人的选择
当世界不再神秘，多元化价值成为常态时，从神之庇护下走出的人们难免会不知所措，他们需要新的先知告诉路在何方。韦伯告诫他们不要企盼先知，在明确各种价值选择后果的前提下，自我抉择并勇于承担责任。如同当婴儿脱离母亲温暖的怀抱后，必然会不安和恐惧，但如果只是想着回到母亲身边，那么就永远无法长大成人，这就是韦伯针对现代社会中世界除魅后“个人如何立足于社会”问题的回答。
可惜的是，德国在一战战败的阴影下韦伯的回答不能令他们信服。1919年9月12日，韦伯正在慕尼黑大学筹建社会学学系，希特勒也身处慕尼黑，他正在执行调查局派发的旁听德国工人党会议任务。当旁听完一个鼓吹巴伐利亚分离运动者的演讲后，希特勒起身痛斥他是中了犹太人“要把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奸计，此番演讲即是他带领德国走向毁灭的开端。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德国人选择倒向“先知”，之后发生的一切只能算是德国人为自己在现代社会的不成熟而交的学费。
尾声：当下“学术是否有意义”的问题
十年前刚上大学的我对学术抱有一份好奇心，此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韦伯作品集》新鲜出炉，于是重点读完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小文章。当时只是懵懵懂懂，现如今重读才更清晰地了解到韦伯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深意：学术能做的就是让人清明，但不能替你做选择。
虽然韦伯解决了学术的抽象价值问题，但现如今学术的现实价值问题更为凸显。近来我高中时代的两个同学即将博士毕业，在找工作时都有些心灰意冷，自然而然聊起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有什么用”；另外两个已经在学术机构工作的前辈，偶尔也会抱怨机构内部的压抑。学术尤其是社科意味着清苦和冷板凳，当下初涉学术的毛头小子除了向心中尚存的那份人生意义之火聊以慰藉，诸多难事涌上眉头。
第二天，4月21日，醒来后走到阳台，望着蓝天白云，昨晚沉重的心情开朗了些。打开相机翻阅前几天拍的照片，看见柏林犹太博物馆的浩劫塔内部这张照片，遍布的黑暗中只有头顶一抹阳光，那就是希望吧。
祝韦伯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