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致幻蘑菇奇境
© Tim M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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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记录的第一次因食用蘑菇而产生的奇幻之旅发生在1799年10月3日，地点则是伦敦格林公园。和之前之后的许多类似经历一样，这次蘑菇之旅同样事出偶然。
一名在后续医疗报告中被称为“J.S.”的男子习惯在秋天早晨从公园里采集小蘑菇，然后以此为食材为妻子和孩子们烹饪早餐汤。
然而，在这个特别的早晨，这家人吃完早餐汤后1小时，一切都开始变得十分奇怪。J.S.注意到有黑色斑点和怪异的彩色闪光阻碍他的视线。他开始迷失方向，且站立及走动都变得十分困难。他的家人则抱怨说胃部抽筋，四肢冰凉且麻木。
误食毒蘑菇的想法跃入J.S.的脑海，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大街寻求帮助，但走不到一百米，他就忘了自己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去，只发现自己思维混乱、漫无目的地在外游荡。
当时，一位名叫埃弗拉德·布兰德（Everard Brande）的医生碰巧路过这里，便被请去医治J.S.和他的家人。布兰德到J.S.家中后，看到的场景实在太过不同寻常，便详细记录下来，并于几个月后发表在《医学和物理学期刊》（The Medical and Physical Journal）上。这家人的症状起起伏伏，令人十分不解。他们瞳孔扩张、脉搏震颤、呼吸困难，在加速进入又一个艰难阶段前又会周期性地恢复正常。
人们担心这一家人都快不行了，除了年仅8岁的小儿子“爱德华·S.”（Edward S.，和他父亲一样，这也是医疗记录上的称呼），他的症状是最奇怪的。爱德华·S.吃了一大块蘑菇后，就“发出阵阵大笑”，无论父母怎么呵斥，他都停不下来。爱德华·S.仿佛被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回到现实，然后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当人们把他唤醒并询问相关事宜时，他只会冷漠地回答是与否。问他其他任何问题，也是一样，只能得到一些显然与问题没有任何关联的回答。”
布兰德医生把这个家庭的情况诊断为“一种非常常见的蘑菇导致的中毒现象，但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这种蘑菇本身有毒”。如今，我们可以说得更准确一点：这是半裸盖菇（Psilocybe semilanceata）导致的中毒现象。每年秋天，这种“神奇的蘑菇”在英国的山丘、沼泽、公共场所、高尔夫场和运动场上随处可见。
植物学插画家詹姆斯·索尔比（James Sowerby）当时正在创作他的代表作《英国真菌及蘑菇彩色图鉴》（Coloured Figures of English Fungi or Mushrooms，1803）第三卷，他得知J.S.一家的情况后便改变了自己的行程，特地拜访J.S.一家以确认导致他们中毒的到底是什么蘑菇。索尔比的插画中有一组绝没有弄错的半裸盖菇插图，以及一种外观与其颇为相似的蘑菇（现在已经被认证为球盖菇属的一种）。索尔比在插画的注释中强调，正是这种头部（指菌盖）尖尖的蘑菇“几乎要了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上一户贫苦人家的命。这家人实在是太不小心，炖了一大锅半裸盖菇”当早饭吃。
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以药物为主题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经常援引布兰德医生对J.S.一家病情的描述。19世纪就这样匆匆过去，人们还是没有将半裸盖菇清楚地认证为具有致幻性。这种蘑菇含有的致幻成分能够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让误食者精神错乱。然而，人们始终不知道这种致幻成分究竟是什么。
直到20世纪50年代，发现了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fman）开始关注墨西哥的致幻蘑菇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1958年，人们终于从蘑菇中分离出了LSD的化学表亲裸盖菇素（磷酰羟基二甲色胺）；1959年，瑞士一所实验室成功合成了这种化学物质；1963年，人们终于确认了半裸盖菇含有裸盖菇素。
19世纪，半裸盖菇勾起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联想，根源倒不是它的致幻性，而是它与众不同的外表。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似乎第一个提出了这种蘑菇的常用名（自由帽，Liberty Cap）。那是在他与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合著的短篇作品《杂录》（Omniana，1812）中。
柯勒律治对这种“普普通通的真菌”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大自然赋予它的自由之柱与自由之帽如此准确地象征着高卢共和主义”。自由之帽，或者说弗里吉亚帽，与外形相似的皮勒斯帽有关。弗里吉亚帽本来是罗马帝国时期获释的奴隶佩戴的尖顶毡帽，在17和18世纪的革命运动中逐渐成了政治自由的象征。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为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而打造的纪念币上就囊括了这个元素。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在1763年创作的一幅讽刺漫画中把自由之帽安到了一根杆子上，再由反君主制的国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手持这根杆子。
本杰明·富兰克林为纪念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而设计的纪念章上也出现了自由之帽，奖章上还有标语“自由美国”（LIBERTAS AMERICANA）。法国大革命期间，无套裤汉们也头戴自由之帽，于是，自由之帽也成了他们标志性的“红帽子”。正是由于这些关联——而不是半裸盖菇的致幻性，柯勒律治对此似乎全然不知——让柯勒律治将半裸盖菇誉为“蘑菇中的自由之帽”。经过《杂录》一书的多次再版，“自由帽”这个名字也逐渐渗透到了19世纪英国文化、民俗作品和植物学著作之中。
虽然自由帽的“神奇”属性似乎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但蘑菇可以引起幻觉这个观点在19世纪的确已经开始在欧洲广为流传了——尽管与致幻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与自由帽颇为不同的蘑菇。
人们对致幻性有毒蘑菇的科学兴趣与日俱增的同时，大量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故事开始将蘑菇与毒菌同精灵、妖精、山谷以及不经意间来到奇境的题材联系到一起——所谓奇境，就是一个视角（能够看到各种自然精灵、元素的视角）不断变换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新大陆文化（新大陆使用含裸盖菇素的蘑菇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中使用植物迷幻剂构建的世界颇为相像，这似乎说明了什么。
有没有可能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传统在看似纯真的外表之下，实际充当了一种暗含迷幻药知识的隐秘通道？有没有可能这些奇幻故事（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某些蘑菇可以让毫无戒心的游客进入这些神奇王国？甚至，有没有可能他们写下的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要想深入探究这个问题，1799年J.S.一家的蘑菇之旅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这个案例表明，自由帽当时在英国繁荣滋长，甚至在伦敦公园里都随处可见。不过，这个案例也表明，当时人们对这种蘑菇的致幻性很不熟悉，甚至可能从没听说过：误食自由帽引起的症状，已经不寻常到了伦敦医生觉得有必要让自己那些颇有学识的同事加以重视的程度。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非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和博物学家对植物麻醉效应也从了解认识层面走到了广泛应用。
1762年，伟大的分类学家、现代植物学之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汇编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麻醉性植物表：这部名为《麻醉剂》（Inebriantia）的专著堪称汇集了包括欧洲（鸦片、天仙子）、中东（大麻、曼陀罗）、南美（古柯叶）、亚洲（槟榔）以及太平洋地区（卡瓦）在内的全球麻醉性植物药典。此时，对这类植物的研究已经逐渐从经典学科、人种学、民俗学和医学的边缘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兴趣还延伸到了欧洲大陆的民间传说中。新一代的民间传说收集者（比如格林兄弟）意识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人们花了几个世纪才积攒下来的民间传说、歌曲和口述历史。在英国，罗伯特·骚塞致力于收集正在逐渐消失的民间传说，征集并发表读者提供的相关内容，并且成绩斐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传说，在诞生之初就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在这些作品中，粗俗的乡村传说变得不再粗鄙落后，反而呈现出一种风景如画的感觉，甚至变得有些庄严神圣，逃离了满是工业气息的现代社会，转而进入常常带有异教气息的古老神秘土地。
这个主题本身就很适合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往往借着纯真的幌子，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手法，大胆摆脱诸多束缚，探索诸多与感官刺激及情色相关的主题，并且通过古典戏剧的表达方式以及莎士比亚剧作中富有戏剧性内核的场景，让我们重新想象泥泞、贫困的乡村。
作者们精挑细选了有关植物、花卉的各类传说，将它们编织成一幅幅超自然挂毯，上面有花仙子、有魔法森林，还有遍地都是的蘑菇和毒菌。仙女环以及居住在伞菌上的精灵，这些元素在文学作品以及庆典装饰的图案文化中循环使用，到最后，它们自身就成了仙境的象征。
这种神奇的吸引力标志着英国蘑菇这个意象背后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草药学文献和医学文献中，蘑菇常常与腐烂、粪堆和毒药联系在一起。不过，新一代民俗学研究者也像前辈柯勒律治一样，对蘑菇赞赏有加。托马斯·凯特利（Thomas Keightley）——他的调研报告《世界精怪故事集》（The Fairy Mythology，1850）对虚构童话传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就率先在相关传说中用威尔士语和盖尔语为蘑菇起了那种能够让人们想起精灵和妖精的名字。
在爱尔兰，盖尔语中对蘑菇的俗称是“pookies”，凯特利将其与表示自然精灵的词Pooka（也就是妖精）联系在一起。虽然现在没有找到什么关键证据能够证明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的盖尔人会有意识地使用迷幻蘑菇，但爱尔兰的用药文化确实把这个术语保留了下来。有一次，凯特利提到“那些特别小的精致蘑菇，头部呈圆锥型，在爱尔兰到处都是，被称作仙女菇”。这似乎描述的就是自由帽，虽然凯特利和柯勒律治一样也把重点放在了蘑菇的外观特征上，对其致幻属性则似乎全然不知。
虽然自由帽分布广泛，且偶尔会与自然精灵联系在一起，但成为童话世界标志性象征的并不是这种蘑菇，而是颜色鲜艳的红白毒蝇伞（Amanita muscaria）。毒蝇伞也会对人类的心智产生作用，但与输送裸盖菇素剂量稳定的自由帽不同，毒蝇伞含有多种生物碱——蕈毒碱、蝇蕈醇、鹅膏蕈氨酸——这些生物碱会产生一种难以预测的混合效应。相关症状包括头晕目眩、迷失方向、流涎、出汗、嘴唇和四肢麻木、恶心、肌肉抽搐、嗜睡，并且常常还会有一种介于模糊意识与清醒梦之间的恍惚回忆感。如果毒素剂量较低，那么可能上述任何症状都不会出现；如果剂量较高，那么还有可能造成昏迷，极少数情况下还会致人死亡。
与自由帽不同，毒蝇伞很难被忽视，也很难被认错。此外，人们认识到它的毒性也有数个世纪的时间了（这种蘑菇的得名就是因为它能依靠自身毒素毒杀苍蝇）。于是，有人可能会认为，光是毒蝇伞营造出来的这种美丽与危险交织的氛围就足以解释它与超凡脱俗的童话王国之间的联系。然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种蘑菇能够影响人的心智。
这种认识并非来自英国乡间传说，而是因为人们发现，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当地人民把毒蝇伞当作一种麻醉剂。18世纪，偶尔会有从西伯利亚地区归来的瑞典和俄罗斯探险家带来有关萨满、附身以及食用色彩鲜艳的蘑菇自我麻醉的旅行传说。不过，第一个写下自己食用毒蝇伞的亲身经历的却是一位名叫约瑟夫·科佩（Joseph Kopék）的波兰旅行家，相关记录出现在于1837年正式出版的他的旅行日记中。
1797年前后，科佩在勘察加半岛生活了两年之后，开始生病发烧。当地居民告诉他，食用一种当地的“神奇”蘑菇就能治好他的病。科佩吃了半个毒蝇伞之后，就在发烧中做起了一个生动的梦。“就好像被磁铁吸引住了一样，”他为“无数似乎只有快乐与美丽的诱人花园”所深深吸引。身穿白衣的美丽妇人喂他吃水果、浆果和鲜花。在一段漫长但确实颇有治疗效果的睡梦之后，科佩醒了过来，然后又再次食用毒蝇伞，而且这次吃得更多。
于是，他又再次进入梦乡，并且产生了一种前往另一个世界的神奇感觉。在梦中，他重拾了童年的回忆，重新认识了这一生中结识的朋友，甚至还满怀信心地请来一位牧师见证他对未来的详细预测。在日记的结尾，科佩向科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有人可以证明食用这种蘑菇的效果和影响全都不存在，那么我才会放弃对勘察加神奇蘑菇的支持。”
18世纪末与整个19世纪全欧洲各类博物类学术著作及科普作品中有数项广为流传的有关西伯利亚人民使用毒蝇伞的记录，科佩食用蘑菇后的奇幻之旅就是其中之一。这类记录开启了一股重新审视欧洲民间传说与文化元素，并且将毒蝇伞的麻醉效果植入神话与传说之古怪角落的风潮。8世纪—10世纪的维京突击部队“狂战士”会在战斗前喝一剂毒蝇伞制成的药剂，然后就会像着了魔一样战斗，这个说法不仅在蘑菇爱好者和维京海盗文化爱好者中广为流传，并且也出现在了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中，其源头正是上述来自西伯利亚的传说开启的风潮。
然而，在北欧传说《萨迦》（Sagas）和冰岛史诗《埃达》（Eddas）中并没有出现毒蝇伞或其他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外来植物兴奋剂：第一个提出“喝下蘑菇药剂化身狂战士的故事”的是瑞典教授萨缪尔·奥德曼（Samuel Ödman），那是在他1784年的作品《从博物学角度解释古代北欧战士狂暴状态的尝试》（Attempt to Explain the Berserk-Raging of Ancient Nordic Warriors through Natural History）中，而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作者以18世纪来自西伯利亚的报告为基础作出的一些猜想。
接着，等到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毒蝇伞就已经成了奇境的同义词。以西伯利亚传说为伪装，这种蘑菇甚至成了通往梦境之地的入口，并且这种说法进入了欧洲民间传说。在这两种文化中，毒蝇伞开启奇幻之旅的故事究竟是怎么交织到一起的？它们的交融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很难回答。
早在西伯利亚传说进入之前，欧洲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蘑菇的身影，且各类蘑菇都是奇境的组成部分。在玛格丽特·卡文迪许（Margaret Cavendish）于17世纪中叶创作的诗篇“精灵皇后的消遣”中，皇后的餐桌就是蘑菇。亨利·菲斯利（Henry Fuseli）和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在18世纪末绘制的画作中，蘑菇也成了聚集仙子、精灵以及类似之物的平台。
蘑菇在超自然世界中的存在或许表明了英国文化中那些隐匿（或者已经快被大家遗忘）的有关致幻蘑菇的知识。不过，这类作品中的蘑菇不像是毒蝇伞（或是其他任何致幻蘑菇）。另外，对于那些身材娇小的林地生物来说，蘑菇的巨大伞盖看上去当然更像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家具。只有在维多利亚时代（西伯利亚传说传入后）的故事中，致幻蘑菇才毫无疑问地成了英国奇境故事中的标配蘑菇。
亨利·菲斯利的《泰坦尼亚的苏醒》，约1785年。© wikimedia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蘑菇、致幻剂与奇境传说这三者最为著名也最经常被讨论的结合：《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中各式各样的蘑菇、致幻剂、令人捉摸不透且不断变换的主题。这个故事是否代表着有关致幻蘑菇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对这些场景再熟悉不过了。爱丽丝在兔子洞里遇到了一只坐在蘑菇上的毛毛虫，后者用“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的声音”告诉爱丽丝，蘑菇就是她这次怪异之旅的关键：“吃一侧你就会长高，吃另一侧就会变矮。”爱丽丝从蘑菇两侧各取了一大块，然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大小变化。她在学会吃另一侧的蘑菇保持正常体型之前，一度长高顶进了云层里。
在故事的剩余部分，爱丽丝仍旧在不停地吃蘑菇：她靠着变换身型，进入了公爵夫人的住所，接近了三月野兔的领地，然后就是故事的高潮，她凭借金钥匙进入了隐秘花园。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常常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看作药物文学的开山之作。所谓“药物文学”，就是一种描述由致幻剂开启的异世界的小众指南——药物文学中最出名的，或许是Jefferson Airplane乐队的迷幻赞美歌“白兔”（White Rabbit，1967），这首歌将爱丽丝的奇幻之旅描述为一段自我发现之旅，来自脑海中的“先吃饱才能活命”引导着爱丽丝超越父母的迂腐之语。
研究刘易斯·卡罗尔的学者常常对这种解读不屑一顾，但药物治疗和不寻常的意识状态肯定让卡罗尔痴迷不已，并且他确实读过大量相关作品。卡罗尔的这种兴趣主要来源于他自身脆弱的健康状况——失眠和时有发生的偏头痛——他用顺势疗法治疗这种病症，用药中包括许多从精神活性植物中提取出来的成分，比如附子和颠茄。
卡罗尔的私人图书馆里，既有有关同性恋的图书，也有讨论精神类药物的作品，其中包括F.E.安斯蒂（F.E. Anstie）的《兴奋剂和麻醉剂》（Stimulants and Narcotics ，1864）纲要。卡罗尔在牛津大学亲眼目睹一位学生癫痫发作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此外，1857年，他还特地造访了伦敦的圣巴塞罗缪医院，只为亲眼观看氯仿麻醉过程——4年前，维多利亚女王分娩时就使用了这项新奇技术，它也因此勾起了大众的兴趣。
然而，爱丽丝的奇幻之旅似乎不太可能与其作者的现实药物体验有任何关系。虽然卡罗尔——他的真名是查尔斯·路德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平时也喝点儿酒，并且从他的藏书判断，他也反对禁酒，但他非常反感吸烟，还在信中以怀疑的口吻提到过止咳糖浆和强力麻醉剂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所谓“缓释成分”，比如阿片类药物——“这些药物以如此巧妙的方式隐藏在我们童年常喝的糖浆里，但其实没什么大用。”
不过，爱丽丝的冒险经历原型或许真的是一次食用致幻蘑菇后的体验。学者迈克尔·卡迈克尔（Michael Carmichael）已经证明，就在卡罗尔开始写作这个故事之前的几天，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了牛津大学博德雷恩图书馆。那儿有一本莫迪凯·库克（Mordecai Cooke）前不久出版的药物调查报告《七姐妹的沉睡》（The Seven Sisters of Sleep ，1860）。博德雷恩图书馆收藏的这本书大部分页面都还没有切割，只有目录页和关于毒蝇伞的那章（标题是“西伯利亚的流放”）例外。
卡罗尔对俄罗斯尤其感兴趣：那是除了英国之外，他唯一去过的国家。此外，正如卡迈克尔所说，卡罗尔“肯定一见到库克的《七姐妹的沉睡》，就会被深深吸引。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一、他也有七个姐妹；二、他一生都有失眠问题”。
和《七姐妹的沉睡》一书剩余部分一样，以毒蝇伞为主题的那一章，也是库克那一代维多利亚时期的公民所熟悉的药物传说的重要来源。库克在书中引用了埃弗拉德·布兰德对J.S.一家病情的描述，还总结了各种描述食用毒蝇伞体验的西伯利亚传说，其中包括后来出现在《爱丽丝梦游奇境记》中的那些细节。“对大小和距离判断错误是常见现象，”库克这样描述食用毒蝇伞后的体验，“躺在马路上的一根稻草会变得大到可怕，要想跃过它，就必须达到跳一下就能跨过一桶麦酒，或是一块倒伏的英国橡树树桩的程度。”
虽然时隔那么久，我们已经不可能确定卡罗尔是否真的看过博德雷恩图书馆内的那本《七姐妹的沉睡》，或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过库克的这本书，但这个假设还是颇有启发性。卡罗尔可能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些有关西伯利亚毒蝇伞的报告文学作品——例如，我们知道，他收藏了一本詹姆斯·F.约翰斯顿（James F. Johnston）的《化学卫生论》（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1854），书中有提到毒蝇伞和事物大小失常的幻觉体验——又或者，卡罗尔只是通过他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这个故事。
不过，目前看来，卡罗尔不太可能是从有关迷幻蘑菇使用的一些隐秘英国传说中汲取到的灵感，更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个故事的确更有可能（且可能性大得多）与当时广为人知的一些西伯利亚传说之间存在联系。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卡罗尔既不是在无形中推动滥用药物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对药物神秘功效一无所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绅士。从这个意义上说，爱丽丝在那个神奇世界中的经历，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奇境文学和幻想文学作品一样，似乎都在对此类药物全然不知与知之甚详的边界上徘徊。
我们如今阅读这些作品的角度与当时大为不同，毕竟现在人们对迷幻蘑菇的使用已经比维多利亚时代及其之前的任何时期都要广泛、频繁得多。在我们如今蓬勃发展的迷幻文化中，毒蝇伞只是甚少为人们提及的边缘物品。相较之下，致幻蘑菇却成了一个全球现象，地球上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种植和使用此类蘑菇，它们甚至还进入了临床心理学领域。自由帽如今则象征着一种新的政治斗争：一种“认知自由”的权利，也即可以自由且合法地改变自己的意识。
关于作者：
本文作者迈克·杰伊（Mike Jay）在科学史和医学史领域著作甚丰。他有关用药历史的作品包括《上流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精神类药物》（High Society: Mind-Altering Drugs in History and Culture）以及最新作品《麦斯卡林：第一种迷幻剂的全球历史》（Mescaline: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First Psychedelic）。
文/Mike Jay
译/乔琦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fungi-folklore-and-fairyland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乔琦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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