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大师弗兰斯·兰廷：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弗兰斯·兰廷（Frans Lanting）是摄影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与妻子克里斯蒂·安埃克斯特罗姆（Christine Eckstrom）创作了在过去30年间最受欢迎、最雄心勃勃的多本摄影相关书籍。他以独到的方式拍摄野生动物，并以其摄影作品和环保主张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师和生态学家。

最近，弗兰斯在互联网教育平台Creative Live做鸟类摄影教学，顺道来了DPReview的办公室，跟我们谈了他的生活与事业。

弗兰斯·兰廷，拍于西雅图DPReview办公室

成为摄影师之前，您是什么背景？

我来自荷兰，成为摄影师之前，我是一名环境经济学者。来到美国做研究之后，我才改变了我的职业路径。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事了，当时我从事的生态系统研究还是个新奇的东西。1979-1980年间，我转向了摄影。

我一直对拍照感兴趣，但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接触“户外向摄影”文化并参与其中。在欧洲，我们没有这种文化。欧洲有伟大的自然历史文化，以及伟大的摄影文化，但两者却没有走到一起。70年代，自然摄影在欧洲可以说是停滞的，但在当时的美国，却是一种艺术形式。大西海岸的摄影师一路领先。

那时的摄影师有哪些？

响当当的有——安塞尔·亚当斯⑴、爱德华·韦斯顿⑵、菲利普·海德⑶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摄影师。而且他们——特别是菲利普和安塞尔，与塞拉俱乐部⑷和地球之友等机构合作，亲身参与或用作品说话，投身到（生态环保）运动支持中，深深吸引了我。

我也算用我的方式在编辑出版方面弄出一点名堂，当时关于自然和野生动物的视觉叙事还严重欠发展。

科技饭注：

⑴Ansel Adams，美国摄影师，是美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象征人物。

⑵Edward Weston，美国摄影家，第一位获得古根海姆奖的摄影家，f64小组的创始人之一。

⑶Philip Hyde，风景摄影和环保主义的先驱。

⑷Sierra Club，美国的一个环境组织。

▲胶卷时代工作中的弗兰斯·兰廷© Frans Lanting/lanting.com

您是如何成功打进去的？

拍多了就进去了。我可以轻松说出不少出版物和编辑的名字，现在大多数编辑名字已经被遗忘，但在那个年代，他们简直是守护摄影门槛的门神——是施加影响者。编辑在那个年代的地位比现在高太多了。《国家地理》很重要，曾经有段日子，杂志享有和名人一样的地位。特别是在欧洲，编辑圈当时就是富人圈。1970- 1980年代可以说是摄影编辑的黄金年代。

现在“门神”少了，这会如何改变摄影行业？

编辑是门神，但也是伯乐，是发现人才者。在培养人才方面，他们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摄影圈的人满怀激情和远见，却不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的才能。编辑这时就不可或缺了。现在初进入行业的摄影师要结识这帮人（编辑）更难了。首先，编辑少了，很多出版社大量裁员，仍留守的编辑工作量过多，不再有时间和摄影师培养关系。所以摄影师（要成名）更难了。这种本来必不可少的的关联正濒临崩溃。

相同的困难也出现在记者身上，而不仅仅是摄影师。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我不想让你感觉我在怀旧，那时候也不完美，但现在确实更难了。对于是否可以相信媒体我们变得越来越担忧，编辑的角色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了，写作者和摄影师是出去报道的，但他们承受着巨大压力。你可以自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但难引起关注，而且很多内容是偏向自我指涉的，真实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小红鹤，肯尼亚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Frans Lanting/lanting.com

当时，是什么让您的摄影作品那么与众不同？

我的背景不同，来自学术界，所以接受过社会科学方面的培训。我使用科学分析的方式来看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的。我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有深入的了解——对它们充满热情，与此同时我认为我比传统的、狭隘的视角广一些，不同于当时大多数野生动物摄影师。

我从来没（兴趣）孤立看待自然，忽视人类社会和环境两者之间像桥梁一般的联系。事实上，这是我培养兴趣的领域之一。我来自欧洲，开始在北美出版摄影书籍时，我所展示的是编辑前所未见的，就像一股新鲜的空气。我没有受过摄影教育，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不知不觉就打破了很多。我认为这让我的作品更能引起好奇心。

而对于欧洲的编辑，我又能从美国带来一些新东西，所以可以在两个世界间畅行无阻。

在您看来，是什么让摄影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媒介？

对于强调即时全球通讯的当下，照片是完美的媒介。能够非常方便的传播，并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像Instagram这样的平台生逢其时，加上有了智能手机，你可以拍摄、分享和消费照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除了少数卓具远见的人，相信大多数的人们都没想过它会来得这么快。

摄影影响了人们看待环境的方式，最早一批探索美国西部的摄影师，他们可是在牛车的暗房里完成工作的。卡尔顿·沃特金斯和其他人有一些广为人知的例子，比如他第一次用玻璃板展示了约塞米蒂 (Yosemite，也叫优胜美地)的样子，当时影响极大⑴。它们仍是标志性的照片和灵感来源。

科技饭注：

⑴摄影师卡尔顿·沃特金斯用他在约塞米蒂拍摄的照片说服了美国参议员约翰·康内斯并得到支持，约塞米蒂资助项目才得以起草并向国会提交，为其后来成为美国的国家公园奠定基础。

▲鞭笞巨嘴鸟的面孔，巴西潘塔纳尔湿地公园。© Frans Lanting/lanting.com

在改变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进程中，我认为摄影的影响力一直存在。但专门关注上述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的摄影的出现，最早只能追溯到10年前，15年前，或者20年前。

“生态环境保护者摄影(Conservation Photography)”作为一个术语直到20年前才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地球为题材的摄影被当成养子对待，今时今日也仍旧如此——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即荷赛）——为例，花了巨长的时间才认可“关注”摄影——硬核图片新闻报道和大自然题材照片。它曾被认为不重要。现在博物馆和艺术馆圈终于将其列为合法题材，算是迟来的认可。

摄影能否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环保意识？

当然，但必须与其他活动关联。安塞尔·亚当斯和大卫·布罗尔（David Brower，著名环保主义者，多个环保组织的创始人。）之间的绝佳关系真的启发了我。大卫·布劳尔曾为塞拉俱乐部的主席，也是一系列有里程碑意义系列出版物的主导者，推动自然摄影书籍成为受欢迎的“咖啡桌书”。他亲自挑选那些有（环境）压力的地方，并让他的朋友安塞尔，菲利普·海德等人捐助。

直到大卫·布罗尔决定将咖啡桌当作传播渠道后，“咖啡桌书”的整个想法才成型。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很成功。这些书并不是为了大量出货而出版的，而是为了影响政治话语。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应该也曾经重回拍摄旧地去吧……

是的，过去几年我一直刻意这样做。观其变化，无论是积极变化还是消极变化，了解在本地产生差异的原因，真的很有趣。

作为一名年轻摄影师初次了解您的作品是从《丛林（Jungles）》开始的。相比20-25年前，现在“丛林”越来越少了。当您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时，会否担忧我们的发展方向有问题？

这是肯定的。但先让我们稍微再谈谈你说的那本书。这本书背后的概念，是将“丛林”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普遍的那种视角：即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雨林。现在我们意识到了，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丛林是世界各地的绿带，它们是地球的肺，能减轻环境的负担。该书没有着眼于保护措施，但稍有涉及。我为保护国际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 CI)的咨询委员会服务，他们非常关注、并致力于为气候变化提供解决方案。聪明的科学家们做了计算，保护自然、让树木和丛林为地球减负，是最具成效比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比我们的任何人类工程解决方案都好。这意味着要阻止森林砍伐，而不是将树木作为燃料，同时要将更多的森林提升到保护状态。

保护措施在进行了吗？是的。进行得够快吗？不够。我们是否已损失太多了？是的。我们能否及时改善？这我不知道。最新报告显示，我们可能有11年的时间去扭转形势。但面对当前僵化的政治，我心中无数，看不到突破瓶颈的方法。

▲纳米比亚枯死的山茶树 © Frans Lanting/lanting.com

您认为作为一名摄影师的具体使命或职责是什么？

从一开始，我的使命就是利用我个人的好奇心，创作出能够帮助别人看到“我们拥有什么，以及什么正濒危”的照片。有时候，好奇心是最重要的，这在我们的《丛林》和《生活》两个拍摄项目中尤为明显，它们都是从“大爆炸”到当下的想象之旅。我们的书，我们的展览，以及我们所做的活动都是为其赞颂。多年来以事业为导向的活动，均聚焦于杂志。这些出版物平台的独特性，使其特别适合带有强烈信息的照片。有了杂志，你可以快速吸收事物。但杂志正被其他媒介取代，比如智能手机。杂志现在被认为只适合长篇内容！

我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个人Instagram账户上有100多万全球各地的粉丝，我现在等于将Instagram当作以前的杂志来使用。我们的故事真的很有实质性，并非只是动物照片，我是有教育目的的。人们可能因为喜欢动物而无意中发现我的Instagram账户，并因此开始与其中的故事和照片中传递的问题而产生互动，真是不可思议。我看到了真实的渴望。仅印度尼西亚就有25000名粉丝关注我，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国家。我到当地演讲时，也会和很多年轻人交谈，那是需要我们培养的一代，特别是在当地传播观念。

《丛林》问世于2000年，当时正值数字化革命的风口浪尖——数字技术是如何改变您的工作方式的？

它改变了一切，除了主题之外的一切。90年代，我曾在亚马逊的秘鲁段进行一项任务，在亚马逊上游支流呆了几个月——非常偏远，非常艰苦。我得把胶卷装进罐子埋到地里，以保持低温。我会定期挖出一些胶卷，同时把曝光过的胶卷埋起来。埋在地下比地上的派力肯箱子要凉快。而今，我再也不需要那么做了！

那时，我会担心是否真的拍到了我要的东西，并且几个月内都不知道结果（胶卷未冲洗）；而今，我能做到所见即所得，这改变了一切。尤其是当你试图突破技术的可能极限之时。

▲南极冰川上的帽带企鹅。© Frans Lanting/lanting.com

现在进出这些拍摄地点也容易得多了，因为旅行手段已经进化。设备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紧凑和成熟，但维修却变得更困难了。

我不能在拍摄现场修理尼康D5或其佳能、索尼的同类产品。但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在土耳其，我的相机坏了，于是进了一家钟表修理店，那师傅并不是专业修相机的，但他照样能把我的相机修好，因为当时相机是机械的。现在可做不到了。

在我最近的Creative Live课上，我也谈到了这一点：在拍摄媒介的感光度方面，已经经历一场难以想象的革命。过去胶卷的ISO感光度是ISO 25或64。当你带的是ISO 64的胶卷时，在丛林里是无能为力的。如果那时的我能有现代的工具……你懂的，ISO 100000——简直顶破天。仅此一项就彻底改变了一切。

我记得您在《丛林》一书中的部分照片里用了慢同步闪光灯……

是的，辅助闪光灯和一些其他东西。当时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部分是源于创意，部分则是受当时技术限制所做的尝试。当时一天中的某些时间段，如果不使用这些设备根本无法工作。现在我越来越少使用辅助闪光灯了，因为它不再是必须的，甚至像是一种干扰。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特喜欢那本书。

我也是。那确实是经典。我为所有这些书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当时）处理这些书的方式与我的大多数同行截然不同，而本尼迪克特·塔申⑴对此表示支持。事实证明他的本能和我们的直觉是对的。

科技饭注：

⑴Benedict Taschen，被誉为艺术出版教父，是出版社 Taschen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最成功的国际出版商之一。

▲飞行中的红、绿色金刚鹦鹉，巴西阿拉拉斯伯拉科。© Frans Lanting/lanting.com

你和国家地理杂志合作已久，为他们拍片是一种什么体验？

相较最初为他们工作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编辑的数量大大缩减了，(拍摄)预算压力比较大，流程要求也变得更快了。过去那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世界，摄影师和作家主导故事，但现在更多的是由编辑和出版商来决定，由高管来决定。

编辑界很长时间以来是人才的孵化地。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并能给你创作的自由。可能薪酬不高，但你被赋予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机遇，开始与编辑和其他摄影师交流，进而与整个世界交流。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摄影师被雇来拍指定的照片——“这是我们需要的”。编辑摄影和商业摄影已经开始趋同，但它们曾经是云泥之别。

通常一个项目的拍摄时间多长？

看情况，如果是国家地理要用月来计算，而其他出版物则是用周来计算。

您当下正在做什么工作？

我刚刚为Creative Live做了一系列鸟类摄影的课程，这是全球都很受欢迎的题材。但很多对学习鸟类摄影感兴趣的人，视野是受限的。听到他们说“我从来没想过能这样做”，或者他们不知道能用那种方式看待鸟类，将鸟类看作一种隐喻，视为环境变化的象征，或者设计实例等等，这也激励了我，我正处于能从培养新的人才中得到很多满足感的职业阶段。

如若有人跑到您身边，请教如何提升鸟类摄影，您是否有一些快速明了的小贴士？

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鸟类，把它们当作摄影表达的饱满的材料，而不是栖于枝上无所事事的生物。无论你是想在技术上挑战自我，捕捉飞行中的它们，还是用复杂的构图拍摄鸟群，那都只是模式的探索。但是，如果你将鸟类视为视觉叙事的载体，传达出人类对地球的所作所为，就能与大多数打鸟老法师彻底拉开距离了。

拍摄主体占据整个取景框的鸟类肖像没什么问题，但我希望人们能想想身在其中的鸟的角色是什么，就这么说吧。他们可以看看我的教程，如果真心想学，还可以和我一起参加研讨会。

作为“弗兰斯·兰廷”的您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正在做的事之一是在一些特定地点记录环境变化的过程，比如由经济和文化变化引发的环境变化。去年，我在马达加斯加做了这样的事，我回到30年前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重新找到早年的拍摄对象以及他们的子孙，并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讲述故事，这令人惊讶。最近在刚果也做了类似的事，回去拍倭黑猩猩，第一次拍它们还是25年前。

这是我正在做的其中一件事，另外，我也在写一本关于我练习摄影的方式的长篇书籍。

世界正在发生各种糟糕的事——是什么让您不放弃希望？

下一代。人们说“不，我们不会接受渐进式的变革”，瑞典女学生Greta Thunberg在全球经济论坛上给在座的成年人上了一课。她说：“不，我们不会接受的”。她在瑞典罢课：“我要放弃上学——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希望她的呼吁能将更多人聚集到（环保）这一事业上，那些造成巨大经济动荡和技术混乱的二三十岁的人们，也应该聚集到创造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地球这项事业上。而不仅仅是为app提供补丁。

您和妻子克里斯汀·埃克斯特罗姆是工作伙伴，这种关系对您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相识于国家地理杂志，她当时是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她教我怎么写，怎么用词。我一直喜欢写作，很早就开始写作，因为我发现这是一种表达故事的平行方式。但在我们相遇后，我们成为了一支独特的队伍。在摄影界还有其他夫妻共生关系的例子，比如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澳大利亚籍德国犹太裔，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人体和名人摄影家之一。）和他的妻子琼·牛顿。很少有人意识到琼对赫尔穆特有多重要，反之亦然。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巴西的社会纪实摄影师和摄影记者。）和他的妻子莱莉亚——莱莉亚对塞巴斯蒂昂非常重要，她赋予他声音，并引导了他的创造力。

我认为，让克里斯和我这个组合与众不同的是，我们共同开发了多种将图像和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词汇”，《丛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非常概念化的，我们选择水与光、秩序与混沌、形态与演化的二元论方式，很像诗歌。《生命》项目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为该项目拍了七年。最后，我们对地球上生命的演化了解了很多，我们掌握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但如果直接将这些东西拿出来会烦死人，科学家才这么干。

我们通过写一首关于地球上的生命的“长诗”，找到了回归生命本质的方法。我是被邀请到Ted Talk演讲时得到启发的。我知道我必须在18分钟内描述这个项目及其背后的所有想法。我成功地做到了，在我们做到了之后——我说“我们”是因为虽然是我一个人上台，但克里斯和我一起塑造了它——我们知道如何把它包装成书。

现在我们都是全能工具人——她自学拍摄视频，然后我们一起写作、编辑、制作视频，使用混合媒体和社交媒体。我们所有事都可以干。当然，我们还有非常优秀的员工，他们帮助我们创造我们认为对的东西。

回看职业生涯，最值得您骄傲的是什么？

哦天哪，要把它提炼成一件事……这让我想到所有在积极从事环保工作的摄影师以及科学家；我能够激励其他人，并为他们验证这样一个想法：可以用很多以前人们想都没想过的方式来表现事物……这比奖项和出书更重要。归根结底，就是改变别人的生活吧。

END

原作者：Barney Britton 翻译：科技饭how2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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