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寅的“系列机”决策与七三○一会议
公众号《计算机六十年》第171篇文章
1979 年，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成立，李瑞任局长。电子计算机“系列化”工程是在“闭关锁国”时期一次追赶式的战略突进，是中国人对计算机国际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1973 年，研发“系列计算机”的英明决策，刘寅、罗沛霖功不可没。1985 年，《中国计算机工业概览》提出，如何评价我国的计算机工业，怎样认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评价一个艰苦创业、欣欣向荣发展的产业，无论是讲述发展进程还是研讨其覆盖面和影响力都需要时间和巨大的工作量。
1956 年，在“十二年科学规划”制订后，工业部门发展计算机的原则是：“借助外援，而不依赖外援，坚持独立自主。引进技术，不单纯购买机器，有步骤地发展我国计算机事业。”这体现了国人的创新精神和信心。
20 世纪70 年代初期，中国电子信息与国外逐步缩小的差距被明显拉大了，产品大约滞后15 年，中国计算机的出路，成为行业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起步不晚，但是发展曲折、缓慢，对军民应用，缺乏相应技术政策，未能协调发展，前15 年型号、机种林立，互不兼容，各行其是。重主机、轻外设；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轻应用服务。分散多点重复生产，价格昂贵。”
电子工业仅仅围绕计算机主机的生产与质量的提高，忽略了系统功能和世界计算机的发展潮流。对国外计算机缺少了解和分析，缺少产业发展的对策与措施。当时，美国拥有10 万台计算机，日本1.1 万台，西德9000台，苏联7000 台，计算机用途达到2000 余种。此时四机部已生产了大约300 台电子计算机，东光电工厂生产的集成电路成批投产，使用6 万块集成电路的150 计算机，稳定工作的理论值达到50 小时。如不对比国外的发展势头，行业的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一方面，用户已经感到更新计算机是很麻烦的事，要更换互不兼容的外部设备，重编程序，连数据格式都要转换，移植汇编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工作量很大，有时不如重写；另一方面，生产企业还在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专用品种。
738 厂生产的21 个品种中，15 个为一次性品种；830 厂的7个品种中，6 个为一次性品种，上海无线电十三厂生产的10 个品种中，6 种为一次性品种。在五六家生产单位中，类似品种的又在重复设计生产，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
科学家们开始都没有发觉到机型的“个性化”会带来大麻烦，而在绞尽脑汁地花样翻新，设计新的、指令系列和结构各不相同的有“特长”的计算机。
美国人最先悟出麻烦所在，为了解决问题，“一劳永逸”，很快就提出了计算机产品的“系列化”。1961年12 月28 日，历经一年的努力，完成了《处理机产品——SPREAD工作组的最后报告》，这就是1964年4 月7 日诞生的IBM S/360 机的总体方案。1964 年4 月7 日，IBM360 在全球14 个国家，全美63个城市同时推出，展现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观点，具有通用化、系列化和标准化的特点。到1970 年7 月，IBM360 计算机已销售3.23万台，360/20，360/30 两种低档机的销售都在万台以上，使用集成电路的小型计算机价格大幅下降，功能不输大型机。功能更强的IBM370 计算机相继问世，系列机成为世界计算机发展的主流。
美国IBM1401机在总装车间成批生产。
美国IBM360机房
西欧、日本开始参照或仿制IBM360 计算机，苏联和东欧联合制造与其兼容的“统一系列”，全球东西方达成少有的“共识”。数以万计的计算机投入市场，用户获得前所未有的服务，应用环境也得到极大的改善。计算机成为有“灵性”的智能设备，它的技术、使用、多机交互、协同与服务格局从此区别于任何一种电子仪器，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巨变。
朱德委员长由刘寅（左一）陪同视察四机部产品展览会。
系列化是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IBM 为此在4 年中投入50 亿美元，其中15 亿美元为研制与生产费用。针对国内外计算机的发展差距，国家机关和科研、院校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动态与资料，逐步汇集到计算机的发展潮流与趋势，看到了追赶目标和途径。
1973 年1 月15 日至27 日，四机部副部长刘寅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七三○一会议），计算机产品系列化提上日程。刘寅总结了1958 年生产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之后的十多年的进展，指出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存在可靠性差、不成系列、不能兼容使用、软件薄弱、外部设备品种少、质量差、不配套等问题，原因在于主管部门缺乏统筹规划与明确的发展方针。根本问题还是中国工业化基础差，员工素质也达不到要求。
清华大学房家国教授在会议上作了“国际小型计算机的发展的报告”，介绍了DG 公司的NOVA 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在刘寅副部长的主持之下，会议通过了发展我国计算机的六项决议，明确刘寅副部长在“七三○一会议”上的讲话和联合设计工作的简报。
1980年，100系列机的大批应用材料
要发展系列计算机，要“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着力普及应用”、“积极采用集成电路，逐步实行产品换代”。会议确定，“发展系列产品，实行一机多用、多机通用、各型联用”的策略，计算机的“共性”凸显，从指令格式、指令系统、字符编码、通道接口、中断系统和高级语言都要求统一，实现“程序兼容”、数据共享。对软件、外部设备，特别是集成电路的发展，也都做出了战略性的发展决策。
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联合设计的100 系列、200 系列集成电路计算机就投产问世，成效极佳，生产厂家遍布全国。“系列化”对计算机生产企业是一种根本转折，国内对先进计算机的迫切需求成为动力，而“紧急措施”以来的人力和资源积累为变革提供了充分保障。直观的技术进步往往让人喜形于色，而战略思想却常被忽视。
当时的现实是，美国人的“系列化”计算机产品上了生产线，一批一批地出，中国的计算机生产还是手工作坊，一台做成一个模样。
计算机训练班三期学员李书嵋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将103 电子计算机程序自动转换为104 机程序的翻译程序》，刚刚有了两台计算机，转换问题就浮出水面。
陈正清回忆说，准备这次会议时，上请示国务院，下走访用户，邀请气象、铁路、化工单位到会发言。罗沛霖会前走访了国防科委四局李国枢局长、国家计委卢曙天局长、中科院计算所阎沛霖所长、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等重要机构的领导，多次召集十五所徐震所长、陈力为总工一起策划、商议会议内容。
“七三○一会议”的报告在四机部办公会上讨论两次，王诤部长，刘寅、齐一丁、高骏副部长，张挺、李兆吉、李瑞、王宗金等司局长都发表了意见。
系列计算机的联合设计和生产，产业决策思想和协调工作，是在低调态势下进行的，许多过程少有文字记录保存，决策和协调过程多不为人知。
刘寅主持的“七三○一会议”和在会议上做的主报告，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闪光点。刘寅对计算机发展战略的远见和许多不失时机地具体安排都为行业传诵。
天津计算机研究所生产的130计算机
《溯源中国计算机》2015年由三联书店隆重出版，现网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