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
纵览二十四史，中国古代政治家中，文学素养最高的，当推王安石；文学家中政治影响力最大、最为久远的，也当属王安石。
作为文学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王安石是耀眼的，他是中国文学版图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一。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改革家，王安石曾备受争议，甚至长期被污名化。作为思想家，王安石是落寂的，他太过超前，抑或他文学、政治等其他方面的成就甚巨，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
一
作为文学大家的王安石，是个神圣般的存在。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时少壮自负恃。王安石21岁即高中进士。王安石家族，从他爷爷辈到他儿子辈，四代人69年间，登进士者八人。有临川王氏族谱为证：
叔祖王贯之，北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
父亲王益，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
长兄王安仁，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
王安石，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
大弟王安国，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进士；
三弟王安礼，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
小弟王安上，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
王安石长子王雱，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
英雄门第更英雄。王安石家族不仅演绎了“祖孙四代八进士”的传奇，而且王安石这一辈还创造了“兄弟七人五进士”“兄弟七人两宰相”的辉煌。其三弟王安礼元丰四年（1081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副相），参与执政议事。这种情况，遍查整个中国科举史、中国古代政治史，也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王安石又无疑是这其间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政论家、诗人、词人，但早年王安石的大志并不在此。生活的磨难、历史的合力等诸多因素，把他打磨成盖世罕见的诗文大家。
政治家有着一般文人没有的洞察历史风云的敏锐视角和雄视天下的辽阔视野。作为诗文大家的王安石，大气不凡、卓尔不群。王安石有诗词1500多首，散文近800篇，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宝贵遗产，绝不能仅从一般文人的视角审视之。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在政治上留下那么大、那么久远的影响力。王安石变法虽然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它的影响深远，成为千百年来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这就要求我们从政治家特别是改革家的视角，来研究他的文学作品。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并把“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这种理念，多少会忽视文学作品的审美感，有点将文学作品政治化的偏狭，苏轼也曾予以批评，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正好成就了他的政论文最出色的特点：立意高远、雄健简练，逻辑严谨、说理透彻，奇崛峭拔、笔锋犀利，有居高临下奔泻而下的磅礴锐气，这是其他文学大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答司马谏议书》，短短300多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多次写信，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王安石写道：“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这篇文章从大处、高处着手，条分缕析，言简意赅，逐一反驳，为历代政论文精品之精品。清人刘熙载点评说：“半山（即王安石）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作为诗文大家，王安石的诗扎实沉雄，其词豪放旷远，其文意境深幽，其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一代宗师欧阳修盛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怜爱、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王安石的词，今存20余首，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王安石现存诗1500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紧扣当时时政，直面尖锐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糅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元日》等诗，密切联系现实生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
后期诗歌是指他辞相后特别是第二次辞相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等方面的精益求精，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后期的隐居生活，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艺术表现上愈臻圆熟，其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如《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绿”字，妙不可言。
又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再如《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诗妥帖自然、新颖别致、意境清丽、锤炼甚工，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广受后人称道。
和其他文学家、政治家一样，王安石也钟情于历史，历史涵养了他们的学识，给了他们采撷不尽的创作素材。但比他们更幸运、也更痛苦的是，历史给了王安石最好的机会，神宗皇帝给了他最好的平台、最大的支持，皇亲国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给了他最猛烈的反抗、最强烈的打击。作为集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于一体的王安石，被无情地挟裹到历史的洪流中。历史洪流的撞击、挤压、烧烤，使得王安石如同孙悟空被关在炼丹炉里一样，他的能量也在其间不断滋养、聚集，千淬百炼——竟然不经意间锻造了他独特的政治人生和独具一格的慧眼，淬炼了他刚正坚毅的政治品格和文风，他总能将一些盖棺定论的史评定论重新推倒，作出一些常人不敢想、想不到的判断，为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为政治带来了一缕清风，为历史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商鞅是变法改革中的悲剧人物，虽然他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却被“车裂而死”，后世包括历代儒生多是否定诋毁。但王安石的七绝《商鞅》选择“徙木北门”“一诺千金”这一小故事为切口，前两句即居高临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后两句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托物言志，就翻新诠释出全新的文学、政治新意，表明作者对商鞅变法的尊崇，显示出一个卓越文学家高妙的政治历史观。
再如其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层次分明，笔力峭拔，王安石开语警策，首先提出“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随后一转一驳，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开来，自然严谨；最后得出结论，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真正原因是，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全文转折三次但严谨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清人沈德泉评论道：“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刘大櫆评论“寥寥数言，其文势如悬崖断堑，于此见介甫笔力。”再如《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政论文章，评价人物，视角独特，言人之未言，发人深省，加之笔力劲健，富有感情色彩，其文学价值、史学观点、政治智慧和政治影响均比同行高出一筹，令人服膺。
二
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王安石，曾饱受争议。有人骂他是“民贼”，是“古今第一小人”；有人赞他是“圣人”，是“古今第一完人”。列宁称他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自“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以来，很长时间、很多情况下，王安石都被人妖魔化甚至被称作为“妖”。王安石之后的两宋和明清朝廷，当局以各种方式涂黑他、否定他、侮辱他，甚至把北宋灭亡归咎于变法。但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甚至正名，梁启超称他是夏商周“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神圣的光环与罪恶的阴影如此“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是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北宋王朝吧。
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19岁的太子赵顼登基，成为大宋王朝的新主人，是为宋神宗。年轻的宋神宗血气方刚，怀揣着富国强兵的抱负。但可惜的是，他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繁荣景象的大宋王朝，其实自太祖时积累下的隐疾不断扩散恶化，内则兵力衰弱、财政亏空，外则不时被北辽、西夏侵扰。神宗治国心切，他急需一位能臣给他出谋划策。环顾朝野，性格强毅、不流于俗、品行才能俱佳的王安石，就成了神宗心中改革者的不二人选。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主导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大幕开启了。
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深以为然。为推动变法的实施，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负责。作为主管财政的中央政府机构，包括盐、度支、户部三个部门，其目的是为了集中财权，更好地协调国家的财政收支，为国聚财、理财。经奏请神宗同意，王安石还荐举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选派提举了一批青年才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变法伊始，王安石就置身于风口浪尖。要改变宋朝积贫的现状，王安石认为，要理天下之财，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要用行政手段干预、指导经济；要抑制大地主的兼并，帮助贫苦的百姓，让老百姓富起来，使国库充盈起来。但在很多遵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主利从”的儒生看来，此举无异于“剥民夺利”。御史中丞吕诲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他痛陈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十条罪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动摇天下”，他指责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包揽财政大权，这是扰乱国家体制，挑战祖宗家法，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勇往直前。曾经的“嘉祐四友”之一的司马光，因政见分歧导致两人关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长久以来论争不断，且终生未解。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间富户之家的高利贷。由政府拿出一笔钱粮，作为利息较低的青苗贷款提供给农民，让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饱肚子，粮食收获后再加息偿还。如此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但在反对派看来，国家放贷收息，这不就跟乘人之危、唯利是图的不良商人一样吗？这让喻于义的君子情何以堪？又岂止是离经叛道？！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变法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力役、徭役等义务劳动）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这一改革初衷是农民出钱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不会耽误生产；社会闲散人员得以接受官府的雇佣，成为专业化的差役，既多了条生路，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改革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集团特别是皇亲国戚（事实上既不服役也不出钱）的显性、隐形诸多特权，受到他们百般污蔑和抵制就再正常不过了。
实行市易法，本意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由市易司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这无疑是极具先进性的改革措施。可其负责人吕嘉问却操作不当，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机构，变成了垄断市场、操控物价的剥削机器，把京城商贩的生意都抢了，导致民怨沸腾，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为此找到皇帝流泪控诉。
因推行新法，王安石奏请神宗启用了很多新人，但一些支持变法的新人，有的也不是真正为朝廷和百姓着想，只是想攀附新贵，作为自己平步青云、捞取好处的台阶。加之大宋王朝积重难返，很多新法并没有实际执行到位，甚至完全变了味。有的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借贷，随意提高利息，青苗法等成了官府放高利贷的苛政，受到了王公贵族和基层老百姓的强烈抵制。
公元1074年春天，大宋王朝遭遇了一场久旱，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整日满面愁容。有大臣画了流民图，向皇上进言：“去安石，天必雨。”久居深宫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向皇帝哭诉，担忧京城混乱，大旱将使朝廷失去民心。焦头烂额的宋神宗终于妥协，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
虽然神宗并没放弃变法，之后还亲自主持变法，并一度再次拜王安石为相，成绩斐然。十余年后，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38岁的宋神宗忧郁而终；兼之王安石痛失爱子，心灰意冷，遂再次辞去宰相，归隐山林。高太后启用变法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迅即全面废除了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从新法次第实施到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产生了一些弊端，但成效显著。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打击了官僚、豪绅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和对市场的操纵、垄断，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新法还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负担减轻，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充裕，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三
一千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王安石。他去世后40多年才出生的“政敌”朱熹曾感慨地说：荆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一些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近代中外学者，甚至还把他誉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
历史不仅记住了他的诗词歌赋、子曰诗云，更记住了他理财富国强兵的惊世之举，更应该记住这个远见卓识思想家的“时代之光”。
思想就如同长夜中的明灯，照亮、引领人们的行程。王安石具备了思想家的所有特质。
青年王安石，就显示出了他作为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和坚毅深邃。
公元1050年（皇祐二年）夏，他初涉宦海，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了这首久为传唱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年轻的词人，不，思想家，借登飞来峰直抒胸臆，寄托壮怀。本来，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但在王安石看来，北宋仁宗时国家表面上看似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远大理想、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王安石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达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仿佛是在向世人宣示：浮云遮不住我的视线，困难压不垮我的精神，因为我站得最高，看得更远。这就不难理解他做了宰相后，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都始终坚毅前行；这种境界，又岂能用个“拗相公”就能解释得了？一个成熟思想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跃然纸上！
思想家是深邃的，也是痛苦的。惟其深邃，就更须博大；惟其深邃，就愈加痛苦。普通百姓多是虑饥寒之苦，士子文人也是多为名利所累。作为深邃的思想家，肩负的使命是穷宇宙兴衰之理，祈人间万世之福。除却“士子的机巧”他比较欠缺外，王安石兼有哲人的远见、文人的敏锐，更有一般士子少有的韧劲，他思接千载，融通古今，创荆公新学，有着以天下苍生、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博大情怀。
王安石首先是思想家，主要是政治家、改革家，当然也是文学家，虽然成为文学家并不是他的本意。荆公新法的理论源泉建筑在其新学之上，而新学的核心便在于经世致用。王安石深感传统儒学特别是专注于名物考证的章句之学无补于世，必须要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他亲自撰释经义，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深刻义理，对经典进行创造性阐释；同时兼容并包，吸收诸子百家和佛、道二教的思想营养，创立起指导、引领政治变革的“荆公新学”。在经学上，他推倒唐疏汉注，开出宋学义理一路，程朱理学从此出现；在政治上，他推倒汉唐帝王，直奔三代理想，欲以《周官新义》，托古改制，建立理想国家，启发了近代康梁变法。
更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能于天人之际，确立大纲领，仅有殷周、春秋战国、宋代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是思想者的大时代，而王安石，就属于周公、孔子一类的大人物，是开时代思想之先机的。借用陈亮对朱熹“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之誉，王安石亦当足可与之匹配也！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王安石深知，要穷兴衰之理，祈万世之福，实现富国强民，必须加强“新学”指导，进行系统改革。王安石变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国家要指导经济、调节市场，进而聚富于国、富国强兵。青苗法，政府像农业银行；市易法，政府似商业银行；均输法，政府探索集中采购；募役法，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你不得不惊叹，王安石的思想、实践、探索，远远超越他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几百年甚至1000年——维新志士梁启超、民国达人胡适，竟然不约而同地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变法新举措。
四
王安石是不幸的。
客观上变法使得“宋廷撕裂”，北宋王朝陷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昔日的挚友形同冰炭。以司马光为首（包括太皇太后等皇亲国戚）的政敌的百般责难；改革者内部不团结；一些急功近利者借变法之名取巧谋私甚至专权误国；支持变法事业的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等诸多原因，使变法事业功亏一篑。
从仁宗时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犹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他殚精竭虑挽救大宋王朝，去世41年后（即“靖康之难”北宋亡国前）仍然多次封官加爵，配享孔庙，后又被褫夺，最后竟却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北宋亡国的“背锅侠”。
但王安石又是幸运的。
他去世后，他的政敌、大文豪苏轼奉旨追悼。苏轼作为旧党中的一员大吏，以皇帝的名义起草这份文件，但他没有以旧党的口吻全盘否定王安石，而是秉心至公地以阔大的胸襟，公正、高度地评价了王安石：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细细品读东坡居士的“命题悼文”，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虽然此后的两宋和明清朝廷，当局都以不同方式否定王安石、涂黑王安石、侮辱王安石；但历史还是记住了他，越来越多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怀念他。
是非成败转头空，千秋功罪谁评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拗相公”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但王安石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荆公千古。
来源：江西日报 郑少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