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被西汉打败，逃到欧洲灭了罗马帝国，是历史事实吗？
油画，阿提拉，约1843年，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鲁瓦作，现藏波旁宫有这样一个传说长盛不衰：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封狼居胥，把匈奴打得举族西迁。这群匈奴人跑啊跑，一路跑到了欧洲，捎带手灭亡了罗马帝国，最后在匈牙利落了脚，否则匈牙利怎么对得起国名里的那个匈字呢？由此得出的推论更是脍炙人口：因为汉朝打败了匈奴，匈奴灭了罗马，想必汉朝也是比罗马要强上不少的。既然罗马帝国是欧洲有史以来疆域面积最大的帝国，千百年来，欧洲各国的权力游戏基本围绕地中海展开，而地中海在那个时候成了帝国的内湖。那么欧洲最阔的时候也让我们中国人的手下败将给吊起来打。这种说法的流行也是很自然的。然而，这些说法中有许多漏洞。事实上，汉朝打败的是匈奴人，打败罗马帝国的是匈人，匈奴和匈人不是一回事，他们和今天的匈牙利人也没什么关系。匈人何以与匈奴人画上等号讹传要从公元4世纪下半叶，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被“匈人”大举进攻说起。东哥特人发现自己的家园闯进了一群不速之客。这些人面目狰狞，令人恐惧，骑在马上行进如飞。哥特人本不是软弱之辈，假以时日，罗马都要成为他们的战利品。但这次，入侵者如砍瓜切菜一般打败了哥特人，由此开启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迁徙之潮。哥特本来是在今天乌克兰一带游牧的部族，这一次迁徙，最远一支跑到了今天的西班牙。今天提到“哥特”或“歌德”这个词，想到的都是天主堂的尖顶，华丽的印刷字体，充满阴暗忧郁色彩的城堡等等，和现在崇尚质朴阳刚的东欧地区似乎格格不入，其实或多或少都能追溯到这次迁徙的结果上。彷徨无措的日耳曼人带来了远方的恐怖消息，一只从未见过的大军正在逼近，所到之处杀人盈野，血流飘杵，庐舍为丘墟，良田为焦土。可怕的消息尚未来得及一一验证，匈人的马蹄已经踏过边境。这群“即使在野蛮人眼中也是野蛮人”的侵略者毫不留情地践踏了一切。匈人的首领阿提拉，被罗马人畏惧地称为“上帝之鞭”，仿佛匈人的出现就是上帝对罗马人罪行的惩罚，正如《圣经》中的洪水、天火一般，无法阻挡，无法逃避。
陕西省兴平市霍去病墓前石刻“马踏匈奴”在阿提拉之前，西方文明并不大看得起来自东方的武力。波斯帝国远征希腊，数万大军在马拉松平原被希腊重装步兵轻松击败；亚历山大向东方的进军也是势如破竹；公元前53年，罗马统帅克拉苏的大军深入安息帝国国境，被以逸待劳的安息骑兵全歼，以致克拉苏被俘杀，罗马军团的鹰旗被夺，然而这是罗马人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的结果。而阿提拉可是实实在在地把战火烧到了罗马人家门口，在帝国的核心区域撑起了穹庐幔帐。此后，来自东方的恐怖大军被深深印在西方人的脑海中，阿提拉的名字被转写为“埃策尔”（Etzel），进入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被长久传唱。那么匈人是如何与匈奴人画等号的呢？1756年起，35岁的法国东方学者德奎尼（Joseph de Guignes）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匈人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在这套著作中明确提出出现在罗马帝国边界线烧杀劫掠的匈人Huns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这套理论被后来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接受，并随着这本名著传遍欧洲。到了1900年，德国汉学家夏特（FriedrichHirth）更是用中西方史料互相印证，一本正经地绘制出了匈奴西迁到欧洲的路线图。可见在这一百多年里，匈人、匈奴人同源的理论不失为一种相当盛行的学术观点。德奎尼是如假包换的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的学术成果在当年很有影响力，但他的许多观点还是非常诡异。比如他认为中华文明最早其实是埃及在东方的一块殖民地等等，看上去颇有今天民间科学家的风范。殖民主义催生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学界有重大影响，替中国文明寻找一个西方源头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当年的欧洲人最熟悉的东方印象也不过来自于中东一代，中国则处于他们视角中的远东，实在太难以理解，所以他们总喜欢用来自于埃及、巴比伦的东方体验来解释中国，甚至还有学者把中华文明起源归结到巴比伦或是中亚。这种给中华文明乱认祖宗的行为多少会透着西方学者的优越和自信，后来这些观点逐一被证明是经不起实证检验的。中国人乐于相信匈奴打败欧洲人然而，甚至有不少中国人都曾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华文明源自西方，中国人本是白种人的东方远亲。两千多年来，无论是魏晋的鲜卑、羯胡、宋代的契丹、女真，还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洲，其兵戈不可谓不利，但国人始终抱有“以夏变夷”的包容与自信。而在20世纪初，这种自信灰飞烟灭，连对传统文化最为自信的一派老夫子，也不得不将经史子集改头换面以求与西方的近代学科体系相适应。诚如鲁迅先生亲身感受的，“中国是弱国，中国人自然是低能儿”，而中国人低能的原因被归结于人种的劣势乃至“民族性”的劣势，西方学界视东方文明为无机的、收敛的，而西方文明为有机的、进化的。东方文明的劣势出自“胎性”，故而“不能充量发展”。1887年，48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接到了出使沙俄的任命。洪钧中过状元，出使之前刚刚纳了一妾，即日后有名的赛金花。洪钧本来是看不惯西方列强的文化与政策的，但到了这片陌生的异域，他的目光被一系列书籍牢牢吸引了。洪钧接触到了波斯人拉施特著的《史集》、伊朗人志费尼写的《世界征服者史》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编纂的《蒙古史》等历史书籍的俄文译本，立刻请译员翻译成中文。在道光、咸丰等朝以来，士大夫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沙俄对中国西北的野心，学界兴起了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其中一个热点就是元史学的兴起。综观二十四史，明初编修的《元史》水平相当低劣，编修仅历时半年，许多重要记载语焉不详，钱大昕就毫不留情地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蒙古人武功极盛，元代许多史事实际上已经牵涉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修元史所需的视野和知识对于明初中原士大夫多少有些勉为其难。洪钧看到西亚学者留下的对蒙古征服历史的第一手记录，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苦心编成《元史译文证补》30卷。洪钧在这部书中最早向国人介绍了匈奴、匈人同源的学说，并将匈奴西迁的时期定为晋朝，还将匈人最后的落脚点定在了今天的“马加之地”，即匈牙利的别称马扎尔（Magyar）。洪钧认为，拉丁语的匈人Huni音如“昏尼”，就是“匈奴”二字的变音。这种从语音角度探讨族裔起源的做法是当年很流行的西方学术范式。靠着这套办法，西方学界破译了许多湮灭无踪的古文字，并对梵文文献的解读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这个方法往往只适用于研究印欧语，对于汉语这种非印欧语的解释力是很有限的。但当年中国人就是欣然接受了这套说法，其中有一定的现实因素。为了重建国人的自尊，中国的知识界渴望从故纸堆中寻找证据，证明中国人的人种并非劣等。面壁十年图破壁，任何精神的慰藉对于痛苦的中国人而言都弥足珍贵。“原来威震西欧的匈人竟然和国人熟知的匈奴同源，而且这是西方人自己考证出来的。”不难想象，国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振奋之情。1906年，《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历史上黄白二种之竞争》的杂文，文中提到：黄种人战胜白种人并非不可能。匈奴遭到汉朝打击后，“窜伏秦海（原作者按：疑即里海），已遂入欧洲”。此后，匈奴在欧洲“破峨特（即哥特），入罗马”。作者特意提到，罗马畏惧哥特人的武力，而“匈奴乃驾而上之”，可见“黄人之天然武力，实胜于白人”。匈奴的武功被升华为了黄种人的胜利。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质疑。然而，这种学说已经被中国人广为接受了，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在学术论文中提及这一观点，并视为不言自明的公论。可以说，该学说进入中国之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已经超出了单纯学术问题的范畴。毕竟，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实”，而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则是另一层面的“现实”，二者是犹如平行世界中的两条线，看似交叉矛盾，其实并不在一个平面上交汇。出土文物证实匈奴与匈人差异很多在欧洲逞凶的匈人的确是黄种人。西方古典学者作品中，匈人鼻梁扁平，眼睛细长，胡须稀少，身材比欧洲人矮小，这是典型的黄种人特征。然而结合中国的史籍就会发现，中国古人视野中的匈奴人并不是纯粹的黄种人。从著名的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来看，被骠骑将军的骏马踩翻于脚下的匈奴人须髯茂盛，五官凹凸，棱角分明，看上去不太像五官扁平的黄种人。从20世纪40年代起，苏联考古学者在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陆续发掘了多座北匈奴墓葬，发现一部分的匈奴人颅骨呈现出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公元448年，东罗马帝国的史家普利斯库斯作为使团成员，来到匈人的王廷，亲眼见过阿提拉的尊荣，据其描述阿提拉的身材很是短小。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人“贵壮健，贱老弱”，不够强壮的人很难成为头领。中国人视野中的匈奴人往往以高大著称，比如《晋书》记载汉赵开国君主匈奴人刘渊“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其子刘和也是“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按汉尺将近一米九。汉代人的身高不低，而汉代贵族的身高，即使按今天的标准看也算得上高大，这可以通过河北满城刘胜墓（也就是刘备的直系先祖中山靖王）和最近发掘的江西海昏侯墓证明，两位墓主人身高都达到了一米八以上，在这样的时代里，匈奴人仍然以高大的身躯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可见，中国古人记载的匈奴人和西方的匈人在人种特征上存在很大差异。
战国时期，匈奴鹰形金冠饰（侧面），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村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酋长金冠饰实际上，匈奴作为一个庞杂的族群，分布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正如今天的我们无法用某单一人种来指代全体美国人一样，匈奴人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同的血缘，很难一言蔽之。总体而言，南匈奴更接近黄种，而北匈奴更接近白种。在欧亚大陆这片“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存在着一片广袤的荒漠草原地带，农耕文明视之如畏途天堑，游牧部族眼中犹如高速公路一般畅通无阻，一昼夜可以行进数十公里。部落之间并无严格的边界区分，民族间的融合或分化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许多风俗、语言和习惯也由此相通。匈奴人就是在这片由黄沙和牧草组成的瀚海中畅游的过客之一。匈奴强大之时，控制了纵横数千里的地盘，当时大部分草原民族都受到匈奴势力的影响。由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匈人中“有古匈奴后裔的一部分”。但是，匈人与匈奴即使存在种种微妙的关联，毕竟分布在亚欧大陆两端。在中国传统中，即使是血肉至亲，出了五服也将逐渐生疏，更不用说匈人与匈奴已经各自平行独立发展了数百年。尤其是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前人纯粹从文献角度的猜测显然不能与出土文物构成完整的二重证据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匈人与匈奴在人种、语言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匈牙利人与突厥人亲缘更近传说被汉朝赶出大漠的匈奴人既然没杀到欧洲的话，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汉武帝派名将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一路打到大漠以北的群山，在狼居胥山告慰天帝，在姑衍山祭拜大地，并登临瀚海，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路已经推进到了当今中国的国境之外，瀚海更是被认为是指代今天的贝加尔湖。卫青霍去病的胜利不可谓不辉煌，基本扫除了匈奴的军事威胁。然而，匈奴是一个强大的部族，此次受到重创，就消失无踪显然不大可能。汉军经行之处，水草丰美者有，如河套和河西走廊更是适宜耕种的沃壤，然而更多的是不适宜农耕的地方，汉军来到这里不能久居，撤走之后这里又成了游牧民的乐园。著名的昭君出塞，发生在汉武帝击匈奴的约70年后。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冒着高原反应的危险翻越了天寒地冻的葱岭，攻克匈奴郅支城，功宣沙漠，并在报捷奏章中写下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距离卫青霍去病出征已过去将近百年。可见，匈奴在汉武帝之后近百年时间仍然在汉朝边境活动，并没有一口气就跑到了万里之外的欧洲。
油画，阿尔帕德大公穿越喀尔巴阡山脉，1892—1894年匈牙利画家阿尔帕德·费斯蒂为庆祝匈牙利人征服潘诺尼亚盆地1000周年所作。马扎尔人在阿尔帕德的带领下，从乌拉山西麓和伏尔加河湾一带向西迁徙，公元896年在潘诺尼亚盆地定居下来将时间再向后推进，魏晋时期有个传说，曹操曾苦于自己身形短小，让高大俊美的崔琰穿上自己的服装会见来使，自己捉刀侧立。来使坦言，魏王固然“雅望非常”，但床头的捉刀人才是真英雄。多疑的曹操闻之，派人追杀了这个慧眼独具却没能藏拙的使臣。这个倒霉的使臣正是出自匈奴。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马江统上《徙戎论》，对胡人迁徙内陆聚居的现状忧心忡忡。这篇文章中有一句“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并详细分析了匈奴内迁的历程。说明在魏晋时期，匈奴仍然没有举族迁走，不仅一直活跃在中原人的视野里，而且越来越近，居然跑到山西来了，而且繁衍生息蒸蒸日上。到了西晋末年，匈奴更是赫然列于“五胡”之首，匈奴王刘渊更是在西晋末年的混乱局面中，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从无到有的事情做起来刘渊也比较心虚，于是托名汉室宗亲，还特意把刘禅刘阿斗封为孝怀皇帝，其实刘渊是纯正的匈奴人，祖先世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在白登山上围困汉高祖刘邦的冒顿单于。匈奴人刘渊称帝的那一年，是公元308年。匈人逞凶欧陆的同时，中国仍然有匈奴人活跃的痕迹。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反叛后秦自立，自称天王、大单于，定国号为大夏，这一年阿提拉刚出世不久。赫连勃勃就是匈奴铁弗部人，虽已与各族通婚，但仍然恪守匈奴传统。赫连勃勃的国号为何是大夏？因为司马迁《史记》记载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其大单于的名号也是匈奴的称呼。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动荡，中国人视野中那个曾经强盛的匈奴族逐渐消融在了中原大地上。等到华夏文轨再次归于一统之时，北方草原上已经崛起了新的雄主，匈奴彻底成了历史名词。
版画，描绘公元451年，特鲁瓦教区圣卢普斯主教率众击退匈奴王阿提拉的进攻公元453年，阿提拉暴病身亡，被奴役的民族纷纷起兵反叛，匈人帝国随之星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匈人余部只得退往多瑙河下游，并在匈人亲手引发的民族迁徙大潮中被冲刷殆尽。诚然，有许多匈人退到了今天匈牙利的国境内。然而，匈牙利与匈人同源的学说同样是后人的建构。考古成果表明，当今匈牙利的主体民族马扎尔人在匈人的国家灭亡后数百年才来到这片土地。然而，这批精于骑射，喜好劫掠的后来者甫一登场就勾起了欧洲人的痛苦记忆。中世纪的学者常常称呼这些马扎尔人为“匈人”，而马扎尔人在多瑙河平原站稳脚跟后也高兴地接过了匈人后裔的名称。匈牙利的诗人为阿提拉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诗，还用“阿提拉的后裔”来称呼自己的国王。其实，马扎尔人与突厥人的亲缘更近，然而同为突厥人的奥斯曼土耳其在中世纪后期屡次进攻早已皈依天主教的匈牙利，甚至一度占领匈牙利全境，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显然不可能去追溯一个和仇敌同源的祖先。于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匈牙利的学者都自豪地以匈人之后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