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博雅君子——张三夕教授印象记
今年9月中旬，三夕教授的弟子曾军给我发来短信，说是他们同门正在筹划一本《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作为张老师的朋友和同事，希望我能写点东西以作纪念。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作者与张三夕教授合影
我和三夕1978年相识，后来又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和博士近20年，相知相助，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然而，真正提起笔来，又不知从何下手，几次提笔放下，陷入沉思。
一天，我带着孙子、孙女在学校9号楼前的博雅广场玩耍，宽敞的草坪，参天的大树，平整的道路，悠闲的长凳，一切都显得那么舒适，那么安逸，那么优雅。华师校园虽不算太小，但适合儿童玩的地方实在不多，所以小孩们都喜欢到这儿来玩。
当我看到竖立在博雅广场西北角的巨石上镌刻的章开沅先生书写的“博雅”二字时，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题目有了：博雅君子，三夕可当。
博雅广场
我和三夕相识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屈指算来，已有43个年头。1978年2月，我从荆州师专到武汉师范学院进修，住在76级中文系的学生宿舍里。
三夕当时便是76级中文系学生，经常到我们寝室串门，他和我们寝室里的刘仁鹏、胡秦保的关系甚好。因为我呆在寝室的时间较少，又是个不爱凑热闹的人，所以虽然见过他几次，却并不知道他的姓名。
5月28日，是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我像往常一样，去张国光先生家，准备陪他一起去湖北省图书馆特藏部看古书。三夕已经先在那里。张老师对我说：“他叫张三夕，是76级中文系学生，和我们一起去省图看书。你们认识吧？”我们相视一笑，连忙说：“认识，认识。”两双手热情地握在了一起。从此，我便牢牢地记住了他。
1979年7月，我结束专业进修返回荆州师专，三夕从武汉师院毕业考上了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也离开了武汉。其间我与他虽然联系不多，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发展。
程千帆与张三夕等弟子合影
1982年初，三夕硕士毕业后回湖北大学工作。次年，他又考取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1986年初获博士学位后留历史文献所工作，同年7月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我当时在荆州师专工作，凡有事到武汉，总会找机会看看三夕，因为他的学养深厚，知识面宽，与一般做历史文献研究的学者有别，我自愧弗如，总希望从他那儿获得一些信息、经验与灵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真实感受，成为我不能忘怀他的最重要理由。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都是亲历者，也是积极参与者。汤一介先生等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全国招收学生，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宣讲文化知识，讨论文化问题，编写和出版文化研究书籍，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识和促进文化研究的巨大作用。
我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首批函授学员，几次到武汉听讲函授课程，颇受教益。每次到武汉，我都要到三夕的住处，听他讲对文化的认识，他的认识也深刻地启发了我。
1988年8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参加了在山东济南、日照等地举办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改革”主题研讨会，在8月18日闭幕式上，宣布成立中国青年文化与改革研究会筹委会，通过了研究会章程。
大会推举筹委会组织委员会的名单是：主任严华（中南海业余大学副校长）；副主任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廖奔（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所长）、我和三夕（那时我们都是副教授）；秘书长董炳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馆员）。筹委会拟创办不定期刊物《文化圈》，并策划出版系列文化丛书。
1986年张三夕、周国林博士论文答辩后与张舜徽等先生合影
1988年11月10日，董炳月等主编的第1期《文化圈》在北京出版。我和三夕经过筹划，作为共同主编于1988年12月1日出版了《文化圈》第2期，该期设置“文化研究方向讨论”、“名人专访”、“会员谱”、“文化启示录”、“文化信息”、“文化简讯”以及“会员文化研究成果选目”等栏目。我写了《文化理论的困境与文化研究的出路》，三夕写了《访冯天瑜教授》，希望通过我们的推动，促进中国青年文化与改革研究会的成熟与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1989年春天的那场风波，中国青年文化与改革研究会无疾而终。1989年9月，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专程拜访了严华和陈晋，听了他们对相关情况的介绍，知道筹委会已经无法开展工作，研究会也就寿终正寝了。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三夕，大家只能唏嘘而已。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11楼2层访问学者宿舍里，我用100天时间写成《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将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大众文化结合研究的一点心得记录下来。这既是对自己10年来研究“四大奇书”的一次总结，也得益于当时“文化热”的熏陶以及中国青年文化与改革研究会筹委会的这段短暂经历。
《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1991年6月，我的第一部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第一时间将拙著寄给三夕，希望他给予批评。他不仅细读了全书，写成5000字的书评《别开生面的大众文化研究——评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而且联系《殷都学刊》公开发表。
他在书评最后说：“总之，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对我从文化学意义上重新把握‘四大奇书’大有裨益。就我的孤陋寡闻而言，像王齐洲同志这样深入浅出地对‘四大奇书’进行综合性的大众理论分析的著作以前似乎还不多见。因此，我愿向喜爱‘四大奇书’，关心传统文化的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值得一读的好书。”
《别开生面的大众文化研究——评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正是因为有像三夕这样具有专业素养和理论功底的学者们的揄扬，该书受到了学界和普通读者们的欢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重印该书，1998年修订再版，2000年又将它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中，台湾晓园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也购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我在这本书中，吸收了三夕的不少智慧。当然，他的智慧是潜移默化予我的，连他自己也可能并不清楚。
1993年，三夕调到海南大学，次年10月晋升教授，1998年起担任文学院副院长。1994年9月我调入湖北大学中文系，和他远隔天涯，不能随时向他请益，深感遗憾。
1998年，我以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的名义到海南大学参加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委员会年会，特地拜访了他。他向我谈起到海南的感受，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说要“读最古老的书，过最现代的生活”，这对习惯了钻故纸堆的我是莫大的震撼。这种震撼在三年以后的二十年密切接触中，我才有了更丰满更深刻的领悟。
2001年10月，我们不约而同地调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由我们二人加上从本校历史文化学院调入的高华平教授组建了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人称“古典文献学三剑客”，三夕任教研室主任。
作者与张三夕教授等合影
开始时，我招收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和古代文学博士生，后来也招收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和古代文学硕士生。三夕和华平则一直招收古典文献学硕士生和博士生。
我们在一起的合作始终愉快，从来没有因为分配学生（硕士生入学后分配给导师）、确定奖学金、推荐优秀学位论文等发生矛盾。不少单位因为这些涉及学生和导师利益的事弄得不愉快，我们之间却从来没有。这是因为，大家都把学术放在了第一位，以生为本，不夹杂私心杂念，而三夕无疑发挥了核心和纽带作用。
我前期在学报工作，后期回文学院后又进了古代文学教研室，实际上是个在学科边缘行走的人，在学科建设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正是在培养硕士、博士的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我见证和领悟到三夕的博雅风采。
三夕的博雅首先体现在对学生培养上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汲取了导师程千帆先生和张舜徽先生培养弟子的成功经验，不仅文学、文献、理论三者并重，文学、历史、哲学不分畛域，而且将古代、现代、当代完全打通，将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相互参照，以使学生具备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中国古典文献学》
他将程千帆先生的“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的“遗嘱”作为培养弟子的指南，像程先生一样，“把母亲般的慈爱和父亲般的严厉两者统一起来”。他极力提倡“通人之学”，鼓励弟子们越界学习知识，学会越界思想，不要自筑藩篱，作茧自缚。
他提倡“读最古老的书，过最现代的生活”，并非反对学生苦读古书，而是希望学生不要钻在故纸堆里出不来，要求学生不要脱离当下社会，要满腔热情地拥抱现代生活。
张舜徽先生将传统学问中的经、史、子、集四大门类无碍打通，是他经常拿来教育弟子的最有力例证。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他提倡融通中外古今的最鲜活教材。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看来也都是“通人之学”。
他所开创和始终坚持的“张门读书会”，所读之书便包括古今中外各个学科的经典论著，体现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教育理念。因此，他的硕士生有相当一部分在毕业后都考上了著名大学著名学者的博士生，而他所培养的博士生毕业后也都有较好的学术发展。这与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对学生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一定是他的生源比其他老师要好。
《诗歌与经验》
三夕的博雅也体现在他自己的融贯古今，兼收中外。作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他自然关注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努力在这两方面做出成绩。
他参与我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简明教程》的编写，撰写“诗歌的发展”部分，展示了他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他撰写的《诗歌与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论稿》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领悟和细致思考。他主编的我和华平都参与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为国内众多高校所选用。他与弟子杨毅点校的王应麟的《汉制考》和《汉艺文志考》，则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
他作为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辑录》第九卷《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的分卷主编，完成了200万字的资料收集和编撰，国家社科基金委以“免于鉴定”结项。
《汉制考 汉艺文志考证》
然而，他的眼光绝不局限于此。由于他当过英语老师，又浸润于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加之思维活跃，阅读兴趣极为广泛，他对当代文学和当代艺术的关注，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考，并不亚于专门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学者。
看“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中他的自选集《现代性与当代艺术》，你一定会以为他是当代艺术理论家。看他的《20世纪的“最后性文本”——〈斯塔尔报告〉》，你一定会以为他是西方文化学者或社会学者。看他的随笔集《在路上》，你一定会以为他是搞专业创作的当代作家。
本来，文学表达、人文关怀、生命体认，是一切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者也不能例外。然而，当下的许多研究者并不具备这些素质，与三夕相比就更显突出。
《现代性与当代艺术》
难怪戴建业教授要在《“出家”与“回家”——评张三夕的〈在路上〉》一文中说：“《在路上》不仅表现了张三夕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不仅表现了他的情感好恶、审美趣味，而且烙下了他的人生印记，更带有他的生命体温。”
他积极参与了武汉地区一些文化创意项目的策划与组织，并兼任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将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付诸实践。他甚至主持并领衔申报了在华师文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自主设立“文化传播学”二级交叉学科博士点的工作，为国务院学位办所批准，于2013年开始招收文化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大家因此敬称他为华师文学院文化传播学专业的“长老”。
据文化传播学的另一博士生导师范军教授介绍，三夕教授指导的文化传播学博士生的质量是比较高的，博士论文盲审和答辩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每年的硕士、博士答辩，他总是全校最忙的学者之一，因为很多专业请他做答辩委员或答辩主席。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哲学史专业、传播学专业博士答辩，也常常请他做答辩委员或答辩主席。像他这样跨多个学科门类而又皆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在国内其实并不多见。
《媒介与历史》
三夕的博雅还体现在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三夕总能够集思广益，将课程安排和学术活动有机结合，使之成为集体意志。
他一般都是按照学生的兴趣来确定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这些选题也往往会征求我和华平的意见。有时学生的选题不是他很熟悉的领域，他会毫不犹豫地要学生向其他老师求教，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恶习。
他的弟子受其影响，也常常当着他的面向其他老师请教，完全不担心导师责怪，这在当今的学术界是很难见到的现象。
例如，他的弟子刘果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三言二拍”研究、盛莉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太平广记》研究、马来西亚学生郑诗傧的博士论文选题为《清史稿》小说著录研究，三夕都要她们找我指导，因为他认为我对中国古代小说比他熟悉。我也毫无顾忌地对她们进行指导，与对我的弟子没有两样。
一般来说，很少有博士生导师自我矮化，抬高他人，而三夕可以做到。这与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有关，也与他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理念有关。
《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
其实，三夕对中国古代小说也有颇为深入的了解，指导弟子并无多少困难。当然，三夕及其弟子们之所以能够这样，也可能是因为我和三夕之间相互信任，毫无芥蒂，所以他们可以诚心相托，我也可以真心领受，没有挂碍。
正因为如此，我和三夕情同手足，亲如兄弟，20年共事无一龃齬，互相支持，配合默契。他的弟子也往往把我当作嫡亲导师，有疑难会找我咨询，很多毕业生热情参加了2015年我执教50年的纪念活动，每年教师节也常常有他的弟子前来看望我。这份情谊，是三夕博雅精神的自然延伸与衍化，我一直都很感动和珍惜。
应该承认，在现代学科制度和学术评价体系下，三夕的这种跨界行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相信，他不仅知道，也一定深有体会。
然而，他能够努力坚持，勇敢前行，实属难能可贵。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是说，君子明白人生与社会的大义，而过于关注个人利益的是小人不是君子。
孔子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尔不周。”所谓“周而不比”，就人事而言，是指能够普遍地厚待他人而不偏袒阿私；就物理而言，是说能够广博地获取知识而不局限于一隅之得。这其实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博学于文”、“文质彬彬”的博雅君子。三夕正是这样的博雅君子。
《批判史学的批判》
他是华中师范大学首届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被学界称为“大师兄”，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然而，他从不以此自傲，而是虚心地向他人学习，“见贤思齐”，厚待同侪，全方位地摄取知识，也不以文献学博士自限，更不以纯学术自夸，成为跨越多学科的知名学者。
孔子还特别指出：“君子不器。”即是说，君子不应该将自己异化为一种工具，成为仅仅掌握某些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员，而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也许受这一思想影响，三夕对社会总是抱有火热的情怀，时刻关心当下文学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关心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他对“现代性”的追问、对“现代化的东方道路”的讨论，对“文学前景”的思考，对“现代艺术边界”的寻觅，在在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对“君子不器”思想的认真践履。
从当前普遍强调专业性、强调从专业的角度评价学者的角度而言，三夕的选择或许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他所坚守的“君子不器”的传统却为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保留了一种值得弘扬的精神。
《史通》
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在解释“君子不器”时便认为：“对中国来说，现在正处在以‘士大夫——知识分子’（即‘君子’）为主导和骨架的传统社会转到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和骨架的现代社会的行程中。他们带来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包括如‘使命感’的失落和专业化的加强，‘思想家’的淡出和‘学问家’的凸显等等，便正是这种‘君子不器’到‘君子必器’的过程表现。这一过程还将加速和普泛化。但如何承继‘君子不器’，张扬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专业化已成大势的今日，似更值得重视。”
如其所说有理，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三夕的这种精神所折服并为其喝彩吗？
华中师大的博雅广场是孩子们嬉戏的乐土，而孩子们代表着民族、社会、祖国的未来。与三夕交往，可以像孩子们在博雅广场玩耍般的任性，充分表达自我；也能够像他们那样与伙伴一起成长，收获快乐。
因为三夕不要求与他交往的人有和他相似的学术背景，和他持相同的学术观点，也不要求他的朋友和他有同样的生活态度，或者共同的兴趣爱好，因此，他的朋友很多，和他交往的人中包括各行业各阶层的人士。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大概就是他这样的境界吧。
这种境界与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从这里是可以成长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未来的精神的。三夕很乐意帮助别人，却很少寻求别人的帮助，甚至主动为他人着想。
《韩非子》
我先后担任《湖北大学学报》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十多年，三夕竟然没有向我塞过一篇稿子，他说怕我为难。这样的朋友，有谁不愿意交往呢？
如果你因此认为他只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了坚守学术原则和道德底线，为了文学院的前途和发展，为了伸张正义，他可以拍案而起，展现出“金刚怒目”的另一面，其中并不夹杂个人恩怨。这种嫉恶如仇、“舍我其谁”的气概，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孔子以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虽是“夫子自道”，三夕教授可以当之。作为他的朋友和同事，我享受了他带给我的尊重、信任与快乐，领悟到他的博雅、仁厚和通达，能够和他一起成长、成熟和变老，这难道不应该深情地回味，不值得很好地纪念吗？
常言道：“人生难得一知己。”我能得博雅君子三夕教授为知己，此生亦已足矣！
庚子重阳初稿
立冬前三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