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皖江 ▏大江银行大江币初探

抗战期间,在安徽地区有三块抗日革命根据地,分别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以及皖江抗日根据地。从地域上说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横跨了江苏、安徽两省,淮北抗日根据地则包含了豫、皖、苏、鲁四省的56个县(市),仅有皖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境内。新四军第七师的武装即活跃在此,其包含了巢芜、含和、皖南、沿江地区以及巢合庐游击区等五大块。

1942年5月,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吕惠生当选为县长,7月25日到28日县政府成立了参议会和行政公署。因无为在皖江根据地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附近几个县如庐江、 巢县、含山、和县以及沿江地区纷纷加入,于是有人提议会议该叫“皖中参议会”。随后的行署也就延续了这个名称叫皖中行署。第一届皖中参议会、皖中行政公署选举吕惠生为行政公署主任,唐晓光、张凯帆、魏文伯先后担任副主任,皖江抗日根据地正式成立。

一 大江银行五角券实物引出的疑问

发行货币是政权的标志之一,大江银行就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唯一金融机构,其前身是皖中金库。大江银行成立时间据《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一书第 85页记载“1943年6月,大江银行成立”;《新四军词典》中关于大江银行的记载:“1943年 6、7月成立,叶进明任行长”。但是,笔者在浏览网页时注意到“无为金其恒”先生的博客,其对大江银行成立的时间以及首任行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江银行的实际成立时间应该在1942 年的 7 月,成 立银行以后随即发行了货币,首任大江银行行长不是叶进明,而是唐晓光。博客作者还通过其父留下的三份自传材料、1942年8月30 日的《大江报》以及一张1942年面值五角、 背面带有唐晓光签名的大江币作为佐证。

首先,我们只能通过网络图片对这张大江币的真伪进行初步判断,从其纸质、印刷、 图案以及背后的签名初步判断其不是赝品;随后,我们又对安徽博物院馆藏大江币实物进 行整理和查找,未发现这张1942年发行的伍角大江币纸币;最后,我们向安徽人民银行的一位老主任张先生进行了求证。张主任给出了确切的答复:1942年确实发行了这张面值 为五角的大江纸币。

这张大江银行五角券正面图案为江船,背面图案为花符,并有唐晓光的签名,主色调为蓝色,票 幅长117、宽59mm,采用石印印刷技术,纸质是土纸。出于对学术的严谨, 我们通过当地的收藏家协会寻找这张1942年的大江币,在几经周折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张抗币的照片,在照片上唐晓光的签名清晰可见。

为进一步对历史进行还原,搞清楚事实真相, 我们最终联系上了博客作者金其恒先生。金先生的父亲金笑侬曾担任过皖中参议会的副议长,其岳父龚意农是淮南银行的首任行长,安徽近现代金融业泰斗级的人物。

在金笑侬先生的《1948年5月至7月黄河大队土改研究班查整材料》第三部分“错误思想与错误事实罗列”中的第二点是这么写的:“皖江行署大江银行筹备时,要我任行长,我家有人在敌区,提出理由怕牵累他们,亦不愿就,改为担任副行长,边币不署名,这表现出对敌斗争不敢暴头露面”[1];在1951年的一份《入伍至今工作简述》中写到:“1942年7月正式上工作岗位,任大江银行的副行长(行长即今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商业处唐晓光处长)”[2];在1956年的自传材料中也写到了:“1942年7月到43年2月,担任大江银行副行长职务,对抗币发行起到宣传作用,使根据地与沦陷区群众巩固抗币信用。”[3]

我们认为这三份材料的真实性很高。首先1948 年的这份材料提到的筹备时间距大江银行成立时间不久,这份材料相当于当事人对组织的一个自查自纠,自然需要如实反映, 做不得虚假。据金其恒先生回忆,当年来家中办事的人,以行长称呼其父。第二份材料点 明了其担任大江银行副行长的时间以及行长是唐晓光。第三份材料就直接说明了其在大江 银行副行长这个岗位上的工作时间。根据这几份原始材料及金其恒先生的叙述,再结合各 地刊发的关于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以及新四军第七师历史,我们认为,尽管缺少有力证据改写以往记载中大江银行的成立时间以及首任行长的史实,但是可以对大江银行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以及首任行长等问题做一个阐述。

二 大江银行券发行时间分析

据《华中根据地货币史》中的“大江币券别统计表”,1942年仅有这一版五角面值的大江币,并无其他版别和面值的大江币出现。又据史料记载,1942年皖江根据地上交军部物资钱财达750万,而1943年只有190万 [4]。1943年是大江币发行的一个空白期,整年未见任何面值和版别的大江币。1943年6 至7月大江银行才正式成立 [5],这与大江银行券在1943年发行缺失的史实相符,也与当时的军事斗争环境息息相关:从1943 年春日伪军集合万余兵力对皖江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直到夏季;11月桂系顽部又蓄意挑起摩擦。因而该年的大江币目前未见。1944 —1945年,大量大江币发行,共计有25种版别和38 种色别, 是大江银行各项业务极速发展的两年。综合以上史料,在1942年之前,根据地遭受封锁,经济状况困难,直到 1942年7月皖中参议会成立后,财政状况逐渐好转,而扭转根据地经济贫困状况的手段之一就是发行 了大江币,大江银行第一版五角券的发行对改善当时的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样也就可以确定第一版大江券发行的时间在1942年的 7月至1942 年年底。

三 大江银行首任行长分析

1942年的第一版大江币背面签名“唐晓光”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金其恒先生认为在第一版大江银行五角券上署名的唐晓光才是首任大江银行的行长。围绕着这一问题,我们查阅了同年代的相关抗币,在一张江淮银行发行的一圆改五圆纸币的背面发现了刘少奇同志的英文签名“HwuFao”,当时刘少奇同志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一职。

江淮银行成立于1941年,是隶属于新四军军部的银行。由此推论,在抗币背后署名的不一定是银行行长,也可能是其他的军政要员或者财经要员。经查,唐晓光同志1941年1月进入皖江革命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担任皖中财经 委员会的主任,1942年7月担任皖中行署副主任等职务,直至1943年初调任新四军第七 师巢湖游击支队任支队长一职。在第一版大江五角券发行的 1942年7月至1942年年底这段时间里,唐晓光担任的是皖中财经委员会主任和行署副主任的职位,属于第七师在财政经济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所以说在第一版大江五角券上署名合情合理。但在翻阅了新四军七师的史料以及唐晓光个人资料后,均没有发现他与大江银行有更多联系。

综合各种资料来考虑,1942年7月皖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以后,为了解决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开始发行货币,第一版石印的五角大江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而且据 1942年8月《大江报》报道“大江银行不日即将开业”, 也只能说明当时有了“大江银行”这个名称并在货币上得以体现,要完全证明大江银行的具体机构成立于1942年,还需要更多确实的资料。

金其恒先生父亲的三份材料也说明:在发行钞票的时候,银行尚未正式成立,但是需要提前印钞,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以及部队的供给困难,而印刷钞票的工作需要一个对财政经济工作比较内行以及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人负责。组织上当时找到了金先生的父亲金笑侬临时负责印钞等相关事宜。金笑侬在汇报材料中以家人在敌占区为由,认为不妥,组织上后来只好改派唐晓光负责此事,金笑侬协助。分析看来,在这一时期负责印制出第一版大江币的是个临时任命的机构,其在当时任何历史资料上未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临时机构即是大江银行的前身,也是大江银行的一个雏形。

四 大江银行币在战时的贡献

大江银行币自1942年发行第一版五角面值纸币,到 1945 年9月第七师北移开始回收, 在其存续的三年时间内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根据地建立初期,由于日伪军对我重重封锁,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种状况,1943 年春天,大江银行的前身皖中金库发行过 100 万元左右的“本票”,相当于短期实物公债。大江银行成立以后,“本票” 开始由大江银行接手发行。1944、1945年大江币开始大量印刷和发行。通过宣传,大江币在根据地人民群众中有了良好的信誉,他们纷纷把手中的伪币和法币拿出来兑换大江币, 大江币在根据地内迅速流通和使用,根据地的经济状况日趋良性发展。

在抗战时期全国的19个根据地中,皖江根据地经济建设、财政收入、人民生活以及部队供给水平都首屈一指, 可以说是战争时期的一个奇迹。新四军第七师也有“富七师,甲全军”之美誉。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日记的不完全记录:1942 年底 -1945 年春的 2 年多时间,仅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 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 ~1945年1月的1年间,上交现款高达 4400 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 20个甲 级师的 1 年供养,是 1937 年11月 -1940 年12月,国民党政府给新四军拨付总经费不足220 万元(皖南事变后即停供)的20 倍以上。七师在抗战时期是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的一支部队:伙食标准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1支牙膏、香烟 3 条),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缝制),武器装备最先进(全日式)。另据蔡晓鹏先生回忆其父蔡辉(曾任新四军七师皖江贸易总局局长)的文章中写 道“七师老同志回忆,七师北撤将士大多发了马甲背心,战士背银元,排以上干部背金条、 金戒指,这批财产,除少量交师部外,绝大部分上交军部、苏皖边区政府和山东分局”。

七师的富足和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分不开的。从初期经济困难到之后的富足这一过程中货币起了重要作用。发行货币是政权的标志之一,大江币对根据地的政权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离开了大江币,皖江根据地不会短时期内实现繁荣,七师的装备和供给也不会如此富足。

五 珍贵日记记录大江银行成立的目的、任务及历史意义

安徽博物院藏有时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的日记。日记记录了1944 年 8 月20 日大江银行开幕典礼的讲话。这个开幕仪式的时间,与大江银行 1943年成立时间不符。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大江银行的搬迁情况,可推测:1943年,由于敌伪顽频繁骚扰, 根据地无暇发行大江币,也无法举行大江银行的开幕典礼。1944年战事缓和,大江银行迁址到汤家沟,便于 8 月在汤家沟举行了开幕典礼。

吕惠生主任1944年8月20 日的发言稿记录,在第二点简要指出大江银行成立的必要性:1. 敌伪币之危害性;2. 法币的状况;3. 根据地军民经济的危险性;4. 大江银行的必须成立。其间用了必要和必须的字眼,可以看出成立大江银行的意义,以及当时大江银行对根据地建设的帮助。日记的第三点记录大江银行的任务和目的:1. 它是执行对敌伪经济斗争的的具体机关, 边币是武器;2. 它是法币的支持护卫者;3. 它是根据地军政民全体的保护者;4. 它的目的不是财政的,而是斗争的一种,求得整个抗战胜利人民安康繁荣的。这一点也说明了大江银行在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大江币被比喻成了武器,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不亚于战士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

日记的第四点为边币的法律地位和基础;第五点为边币与法币的支付比率;第六点为 边币之保证;第七点为我代表政府给予的希望。

需要指出的是,日记中提到的“边币”就是大江币,这本日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江币发行的科学性以及严谨性,在根据地中心地区号召全员使用大江币,呼吁各界认识了解大江银行以及大江币的作用与效果,以及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呵护其成长与发展。这一 点在叶进明同志的回忆录里也有体现,其原文是这样的,“曾希圣(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同志曾对我们财经处指示:要遵守'三防,一基金’的原则。'三防’ 一要防止滥发钞票和粗制滥印,每批印发数量一定要经过区党委批准。二要防止与旧法币、伪币混杂流通,在中心区禁止使用法币和伪币。三是防止敌伪顽 假造抗币。'一基金’就是要有物资储备做基金。我们的实物就是散存在老百姓家的粮食,以及集中于公家手里的食盐等物质。”这段话和吕惠生日记中的几点不谋而合,说明大江币发行是个严谨的过程:印刷的质量严格把关,发行数量有控制和计算,避免引起通货膨胀,与法币及伪币有严格的兑换比率,有实物做为储备基金。

六 寻找大江银行旧址

根据资料显示,大江币造币厂和新四军第七师的皖江兵工厂都位于无为县石涧镇青苔村胡家山岗上,当地路况极差,且没有明显的标识。在问了当地一位老人后,我们找到了兵工厂和造币厂的旧址。兵工厂和造币厂的地势选址都比较高,中间相隔几十米,这样容易监控下面的道路,遇有日伪扫荡,能尽早预警。兵工厂现在还存有一排五间房屋(为原址后建),入口大门左侧有无为县人民政府所立的“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右侧是皖江兵工厂的简介。 听当地老人介绍,房屋是后来翻盖的,原来的旧址及遗物未能保存。相隔几十米就是大江造币厂的原址。可惜现已成为一户农民的住宅,丝毫看不到大江造币厂的原貌。如果没有本地老人的带路,我们也很难找到它。

大江银行最初的成立地址是无为县城区新四军第七师师部所在地团山李附近的大俞村 (今无为县严桥镇内)。随着日伪扫荡及桂顽的骚扰结束,根据地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1944年春天大江银行总行迁址到汤家沟分行。当时的汤家沟是皖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中心, 芜湖、南京、上海各地商人纷纷来此合资兴办各类公司和企业。

关于当时的银行旧址,金其恒先生这样告诉我们:“在当时那个时期,银行和我们现在所见的银行是不一样的,(没)有个营业大楼,(没)有招牌”。当时时任大江银行行长的叶进明同志在《皖中地区财经工作回忆》中这样写道:“本来银行发行纸币,应该有黄金、白银作为储备,还要造一栋大楼作为'法人’,才能取信于民,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抗币远比法币、伪币的信用高的多。”二位同志的话可以说明在当时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大江银行和现在的银行有天壤之别,没有高楼大厦和金字招牌,几间简单的平房就是一个银行。但就是这一简陋的银行发行了在皖江革命根据地信誉极高的大江币,也能反映出我党在根据地人民心中极 高的信誉,军民鱼水情深的理念在货币上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大江银行筹备时根据地政府以及银行同志对大江币的大力宣传及推广,让广大根据地的群众深深认识到大江币是我们自己的货币、是人民的货币。人民群众支持大江币,使用大江币,以至来根据地做生意的各地客商也开始主动兑换大江币,大江币在根据地中很快就占领了金融阵地。

大江银行的历史距今已七十余年,近些年学者对大江银行以及大江币进行的研究从未停止,那些残存的红色遗迹以及被保存下来的大江币实物是极好的史料,其背后仍有许多被时间深埋的历史期待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注释 :

[1][2][3] 金其恒 :《大江银行成立时间考》,《云岭》2005 年第 1 期。

[4] 过仕伟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点》,《安徽史学》,1992 年第 3 期。

[5] 安徽省钱学会编:《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二分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年,11 月, 第 165 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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