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内山书店在天津举行了回归典礼。其时，距上海内山书店关闭已经70余年。1917年，由日本人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创办的内山书店，开设于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如今，这家被称为鲁迅最爱的书店，终于在104岁时翩翩归来。
内山书店在中日两国广为人知，百年前在上海开业后更是一度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俱乐部”。它是中国较早开启“开架售书”模式的书店，一时领风气之先；它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登陆我国的早期窗口，一度成为左翼人士和进步青年的“避风港”；它还是中日文化密切交流的重要驿站，是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大家或频繁出入、或中转书信的地方。这家承载着厚重历史的书店，重新归来，意义非凡。实体书店人除了执着的文化情怀，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需要具备的条件更多，而天津内山书店的经理人赵奇，显然是“眼光独到”。
出生于1982年的赵奇，曾供职于天津广播电视台，是一名纪录片制作人。2013年，他策划制作了一档名为“海外书店”的专题，旨在寻访拍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海外地区专门销售中国出版物的书店，通过讲述书店故事、介绍出版物等方式宣传中国历史文化，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从而为政府外交工作提供帮助。这样的选题颇具国际主义，也深蕴家国情怀。在亚洲地区节目组选择拍摄位于东京的内山书店，赵奇因此结识了内山家族的后人。说起内山书店，赵奇还记得自己当时初中课本上的那篇《一面》，是这篇文章开启了他对于书籍的情缘，也让他此后对书店有了独特的感情。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他从内山家族的叙述里，体会到了当年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对中国的深厚感情。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上海内山书店也随之落幕，而内山完造归国后并没有放弃在“中日友好”方面发挥余热，他开始在日本各地作“中国漫谈”的巡回演讲，并发起创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担任理事长。1959年9月，内山完造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重返中国对74岁的内山老人来说本是幸事，但不幸却在欢迎晚宴上降临——内山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兜兜转转，内山完造最后以这种方式“回”到上海，长眠于上海万国公墓。2015年4月3日，赵奇和内山家族的第四代后人内山深在万国公墓为内山完造扫墓。内山深的爷爷正是内山完造的胞弟、东京内山书店的创办者内山嘉吉。内山深对赵奇讲起内山家族的夙愿——把书店开回中国。听到这番话，赵奇心中立刻“使命感爆棚”，他慨然允诺，要把内山书店这样一个中日交流的窗口传承下去，让内山书店回到故土中国。
内山书店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鲁迅笔下的文字。内山书店被称为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书房”和“会客室”，这里定期举办的漫谈会让当时的文艺青年流连忘返，也促使内山书店成为了当时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中日文化交流研究学者刘柠，在翻译了内山完造的《花甲录》后，对内山完造、内山书店有了深刻的了解。在他看来，内山书店的百年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三个时期：上海阶段，即1945年前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主导；东京阶段则分两个时期——1935年至战后1984年，由内山嘉吉主导；从1985年至今，由内山嘉吉之子内山篱主导。而在这三个时期中，先后有过三个内山书店：一是1917年创立，并于1945年被国民政府接收的上海内山书店；二是1935年，按内山完造的意图，由完造的幺弟内山嘉吉在东京设立的东京内山书店；三是1938年，回日本养病的美喜夫人于长崎开设的长崎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曾说过：“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这也正是内山书店104年来“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的荣耀传统。“在了解到内山书店想要重回中国的强烈愿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人生突然确立了一个理想，让我明白内山书店的回归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目标，于是我立刻就和内山深先生表达了自己想要传承内山书店精神，成为中日文化沟通桥梁的抱负。”从那时起，这个目标竟然成为了赵奇的“人生理想”，他笑言，“我们也是挺理想主义的。”就是这样一个当初的诺言，赵奇从纪录片制作人转身投入到书店运作中，对于身份的转变，赵奇认为本质没有变化，自己始终做的工作都是“文化传播”，初心从未更改。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抱负，赵奇四处探寻可行路径。2019年，天津市委宣传部找到了赵奇，与其仔细讨论内山书店的回归事宜，同年11月30日，内山深来到了天津，三方最终决定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负责内山书店的重开和运营事宜。2020年，内山家族授予该集团对“内山书店”商标在中国范围内的排他性独家使用权，同年8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子公司“天津内山书店有限公司”，自此，内山书店一波多折的回归之路方见曙光。书店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是文化交流。书店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是朋友。书店守望的是什么？是和平。著名文学翻译家文洁若先生说，内山书店一定要办好。“因为中日间对话多了，对立就少了。”内山书店承载的就是坚持交流、保护友谊、守望和平。从店内装潢到书籍选择，天津内山书店都延续了“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的荣耀传统，坚持走“专业化、有温度”的路线，将书籍经营和文化交流做精做细，形成自身特色，专注内容输出，把内山书店打造成传播文化信息、引领文化潮流、构建文化生态的重要场所及中日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友好窗口。今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内山书店的老读者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天津内山书店开业之后在权威点评网上便占据了同类型场所排行的榜首。“这说明天津人民对于这一个承载着百年记忆的文化平台热情不减，也说明我们拥有了当下融媒体时代人人追逐的流量，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从来都不是网红，因为内山书店的基因里渗透着'中日交流’四个字。”面对开业初期的热度，赵奇则很冷静。天津内山书店的运营模式由图书、文创、餐饮和读者活动四部分组成，而在其业务板块中，优质的中文书刊始终是基础，而门类丰富的日文书刊则是特色。同时，天津内山书店坚持不设推荐榜、畅销榜、排行榜，让读者可以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在个人选择的过程中不受资本或他人的干扰。并且内山家族不干预天津内山书店的运营，给赵奇足够的信任和空间，但是涉及日本图书的选择，还是会提供一些建议，例如哪一个版本翻译得更好，日本人更认可哪一个版本等。在此基础上，书店6000多个图书品种中的2700多种都是赵奇亲自把关敲定的，他的原则就是关注主题相关性和逻辑性，即近一百年来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历史、外交、社会等方面的交流，让中日交流特色占据书籍的主导，输出有价值有特点有沉淀有呼应的内容。且常规图书之外，内山书店还引入日文原版书经营板块，在结合自身优势的同时，满足对中日文化交流独有兴趣的读者需求，弥补了此前的市场空白，也成为了读者的文化伙伴。赵奇说：“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以图书销售为核心，多种文化消费形态共生互补，线下、线上齐头并进的多维度经营模式，这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内容的持续输出。”对于书店的运营，赵奇坦言实体书店的生存压力比较大，经营成本的上升、读者阅读方式的多元化倾向、网络书店的强势冲击、读书本身在休闲娱乐中的消解等，都成为了加速纸质阅读和实体书店消失的原因。但同时赵奇也认为实体书店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于内山书店的经营我很有信心，因为历史上内山书店经历了很多次的价格大战，但是都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且之后有了更加跨越式的发展，究其原因，就是把书当作载体而不是单纯的商品。”“半部历史书加半部语文书，就是内山书店与中国世纪同行的百年风云。”这是天津内山书店的口号，也是赵奇反复强调的。内山书店的104年，在中国百年历史上映照出许多不为大众所知道的细节，许多来到内山书店买书、参观、学习的读者都给出了一个评价——这个书店太像一个博物馆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天津内山书店有相对独立的展示板块。在展示橱中，展示了鲁迅日记的最后一页，里面写到了鲁迅去往内山书店的事；还展示了鲁迅通过内山书店收发的邮件。据赵奇介绍，这个展示橱会定期更换陈列，包括文人原稿、革命时期的进步刊物等旧书刊、老照片、旧文献资料等，都会出现在展示橱里，让诸多历史元素在这个小空间里得到还原，这让书店看起来很像琳琅满目的“博物馆”。这些藏品一部分来自于赵奇的个人收藏，还有一部分则是社会各界爱书人士、中日交流友好人士以捐展、借展等形式给内山书店提供的展品支持。“大家搭台，做大文化平台”，这是赵奇的期待。
“天津内山书店刚刚开业没多久，很多方面都还在完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开通旧书的销售渠道，但是有不少的朋友都提供建议和帮助，我个人也希望旧书的销售可以成为天津内山书店的一个特色，将中日友好交流的平台搭建得更加广阔，例如有些受损旧书的销售，它们可以带给读者一个线下温暖的冲动，让他们更有兴趣了解那段光辉与伤悲共存的历史。”天津内山书店走上正轨后，内山家族将书店开回上海的愿望更加强烈，赵奇也将继续为此奔走。“内山书店重回上海可以使得内山这个品牌更有影响力，让文化交流驿站更加丰富有力，也会给予天津内山书店更好的发展机会。”内山家族的期待、中日民间友谊的持续、中日文化的交流互通，以赵奇为代表的文化守望者，还将续写更美丽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