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堂主说藏品第12期：于右任书作中的3位陕籍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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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先生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和政坛大佬，他一生以“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和责任担当奔走呼号、竭忠尽智。

他虚怀若谷、屈尊敬贤，不遗余力荐才举贤、勉励后学。曾得于右任先生扶助、提携、奖掖的政界、学界名流不计其数。我们今天这幅书作中的上款人——名医王孔章，年轻时就曾受到过于右任先生的鼓励。

作为陕西同乡，早在1932年王孔章就认识于右任并亲聆教诲。于右任曾对他说：“年轻人一定要多学、多做、多问。”他常以此言自励。

王孔章曾撰文详细叙述了他和于右任先生初识的情景，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于右任先生的德高望重、声誉显赫和他强大的人格魅力。

于右任先生在世也好、去世也好，大家对他老人家的尊称有两种：一种是‘于先生’，一种是‘右老’，大概陕西同乡都尊称他于先生，一般社会人士都尊称他右老。我是陕西人，我一向都尊称他于先生。

因为我是于右任先生的同乡，凡是朋友们的聚会场所，大家都同我谈论于右任先生一生的业绩。

于右任先生虽然不是圣人，但大家都称誉他是革命家、政治家、诗人和书家。又因为他担任过靖国军总司令，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我想这种说法也不过分。

我认识于右任先生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念安）于南京，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军医，穿着草绿色的军服、扎着绑腿、土里土气的，要去见一个院长级的民国政府大官，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因为仰慕于右任先生很久，我鼓起勇气、挺起胸膛，大踏步的走进了监察院的大门。

我向传达室送上要拜会于右任先生的报告，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那位传达先生用手指了我一下说：“跟我来”。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当我走到于右任先生办公室的门口时，突然感到紧张起来。原来的勇气完全消失，但是即到如此关头，只好猛抬头，跟进去！

我实在没有想到，于右任先生竟然先伸出手来，当我握着他的手时，那种软绵绵的手，传给我无限的温暖，融化了我紧张的情绪，我坐在他的对面，似乎陶醉在亲情的温室里，反而一时说不出话来。

于右任先生问:“你家里的情况如何？你在哪里工作？”我分别对答了以上的问题后，我说:“我只想见院长一面就够了，我知道院长很忙，我不想耽误院长宝贵的时间。”

“我愿意听听你的意见”，于右任先生这句话说的很慢，表现出非常仁慈、亲切！于是鼓起了我的勇气，报告了我们的奋斗和抱负，真是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于右任先生对我的勉励很多，最后一再叮咛，年轻的人，一定要:多学！多作！多问！

当我离开于右任先生的时候，我似乎觉得满载而归！以后几十年来，很多朋友告诉我，拜会于右任先生的感受是平易、亲切、慈祥、仁厚！更宝贵的是给青年人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王孔章（1905-1989）为陕西省华阴市人，1905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河南开封军医学校，调入军中做医务工作。1943年带职考入国防医学院深造，后升为少将军医。1949年随军到台湾。历任绥靖区军医处处长、二十一兵团军医处处长、中兴医院院长兼国防部军医训练班教育长。1989年10月19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4岁。著有《小儿科病理学》及《最新性病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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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风堂画廊负责人鲁光宏先生作为于右任的资深藏家，向来对于右任的书法作品颇为关注，前段时间，发现广东的一家拍卖公司上拍了一批王孔章上款的书法作品，格外喜欢这件“高明自得”，并有幸竞得。

同一批王孔章上款书法作品

于右任先生以“旷代书圣”驰誉书坛，影响深远。这幅书法作品约为其1951年，73岁前后所书，温润浑厚、落落大方，清畅简静、神气冲和，一派儒雅蕴藉之风。从落款中我们能够得知这幅书作为于右任书，刘玉章赠王孔章。

国军中有两个光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老蒋，另一个是刘玉章，别人称‘刘光头’，绰号比本人有名，曾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刘玉章（1903－1981）字鳞生，陕西兴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北伐战争期间由排长累升至副团长。抗战期间升任师长。1953年调任“台湾防守区司令”，翌年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1957年转任“陆军副总司令”，1958年就任“预备部队训练司令”，并赴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1960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67年接任“台湾警备司令”。1970年受聘"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病逝，终年78岁。

书作中三人均为陕西乡党，分别在政界、军界、医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均为1949年去台。于右任先生自1951年突患脑血管阻塞症后身体便不如往昔，与医生的交往自然增多。刘玉章将军多次在战场中受伤，身体亦需要经常养护。王孔章1954年军医退役，即在台中市开办太华医院。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加上三人之间的同乡之情，交情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于右任先生此幅作品书写的格外用心。

关于两人的深厚情谊，王孔章还曾撰文记述：

五十三年间（1964年），于右任先生先后住了几次医院，我都到台北去看他。于右任先生喜欢吃台中名产“太阳饼”，每次我走进病房，他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走进病房，他总说“呵！你来了。”并用手指一下说“太阳饼”。

我便打开盒子选一个太阳饼给他吃，有时候他能够吃一个饼子，有时候吃半个就够了。但他每次吃毕后，总是指指站在病房里的其他的人，是要我分给每一个人尝尝！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这也是代表了于右任先生仁厚的本性，他永远为大家着想！

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中外驰名，绝后固不可知，但空前已成定论。因而求他墨宝的人很多，也都是有求必应。凡是把纸送到他的书桌上，他便提起笔就写，从不考虑求字者的身份和地位。因而，不论贩夫走卒、巨商小店，都悬挂有于右任先生的墨宝。

听说有位知名之士，觉得于右任先生的字写的太多悬挂的地方太杂，有损于右任先生墨宝的价值，他劝于右任先生的字少写一点。但于右任先生说：“今天只要大众需要我的字，对我来讲只是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

我每次到医院看于右任先生，他总问我一声“你看情况如何？”我摸摸他的脉搏，看他的气色，我总是告诉他“休息一段时间便可出院了！”

于右任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听说病情恶化，我连夜晚赶到台北去看他。我站在他的床边，他握着我的手，他连连的张了几次口，都没有说出话来，我觉得他握手已无力，我把他的手摆平在他的身边，他的眼睛也闭起来。他想说什么，我会意得到，但我的眼泪向肚子里流！

当我再次去台北的时候，是随着很多的人送他到七星山那座最高的山上，他永远的遥望着大陆，遥望着他的家园和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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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孔章，和于右任交往颇多的名医还有杨嘉龄、陈存仁等。除了此幅书作中书写的“高明自得”，常见的还有“济世功深、神明自得”等内容。

时间烟云，于右任先生和他的故事已经走进了迷离的历史深处，但我们从其文字与墨迹中仍然可以领略到他们生命的深度和广度。于右任先生人品高洁、学养深厚，他一生躬身力行的艺术实践为后世书家树立了高标，我们应该大力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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