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宦官专政的演变及危害
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宦官专政最为严重，危害最大，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政弄权成为大唐的一大祸患。
为防止宦官专政弄权，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宦官的职能做过严格限制，规定宦官只能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并且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突破唐太宗的规定，宦官被越规使用始于武则天。她要爬上皇帝的宝座，改唐为周，受到李唐宗室和大臣的强烈反对，没有信得过的朝臣可使用，为了抵制强大的反对势力，她开始使用宦官传达旨意、办具体事宜等，使宦官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到昏庸的唐中宗李显时期，更是不顾太宗的规定，开始大批量给宦官授予官爵，先后有3000多名宦官获得了官爵。其中，七品以上的1000多人。
宦官真正受到重用始于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发动诛灭韦后一党，宦官杨思勋、高力士等都积极参加，立了大功。杨思勋和高力士都是很有本事的宦官。杨思勋，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唐中宗时，太子李重俊受不了韦、武集团的迫害，起兵杀了武三思一家，并杀向皇宫要诛杀韦后，唐中宗吓得直哭。杨思勋主动请战，带兵出宫一刀将叛军先锋砍死，平息了这次叛乱。唐玄宗继位，越南酋长反叛，攻下了安南三十二州，六十多岁的杨思勋领兵，很快平定了叛乱，从此，开了宦官领兵的先河。
高力士很得唐玄宗的宠信。唐玄宗有了杨贵妃之后沉迷美色，贪图安逸，所有公文都由高力士批阅，小事直接处理，大事才上报唐玄宗决断。唐玄宗说，“力士应承于前，我歇息则安稳。”许多文臣武将，如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和叛臣安禄山等人，都是靠走高力士的后门才得到高位。连太子李亨，也称高力士为二兄。其他王公、公主则尊称高力士为“阿翁”，驸马则叫他“爷”。高力士的权势很大，也有才干，对李隆基非常忠诚，始终不离不弃，被后世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
这一时期，宦官人数增多，达三千余人，任职三品以上的宦官也多了起来。宦官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长安城中最好的宅子，城郊最好的田地，包括果园池沼，一半左右归宦官所有。
唐玄宗除了让宦官掌兵外，做的危害最大、最不可思议、后患无穷的事，是让宦官代表朝廷做监军。凡大将统兵出征，或驻守边陲，朝廷都要派一个宦官去监督军务，其权力超过领兵将领。像杨思勋那样有将才、能领兵打仗的宦官是个别的，大多数监军的宦官都没有军事才能，却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们依仗皇帝的权威，多数人在军中索要贿赂，在军事上瞎指挥，乱干涉，使领军将领无法按自己部署作战。仗打胜了，监军可以邀功；仗打败了，监军不负任何责任。有些监军的宦官，还凌辱主将，有时还向皇上谎报军情。安史之乱初，名将高仙芝、封常清镇守潼关，有效地抵御了叛军的进攻，保住了首都长安。宦官边令诚为监军，不懂军情，不仅瞎指挥，还一再索要贿赂，被拒绝后就捏造罪名，向皇帝诬告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事粮赐。”说这两个将军无故弃地，贪污军粮。于是，唐玄宗大怒，让他拿着圣旨到潼关杀了这两个有名的战将，使潼关失守，长安沦陷，造成了极大的祸患。
在安史之乱中继位的唐肃宗李亨，由于在逃出长安中宦官李辅国一直跟着他，并积极拥立他继位，对李辅国十分信任，让他执掌卫戍部队，权势极大。李辅国与唐肃宗的张皇后狼狈为奸，经常挑拨唐肃宗和唐玄宗父子关系。公元762年，张皇后与李辅国发生了矛盾，张皇后欲杀死李辅国，做事不密，李辅国知道后，带兵入宫去杀张皇后。她躲在唐肃宗的病床后面，李辅国竟然不顾君臣大义，将张皇后拉出来杀了，吓死了躺在病床上的唐肃宗。皇后被杀，皇上被吓死，满朝文武，无人敢言，宦官嚣张到何种程度！权势大到何种程度！
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继位，即唐代宗。他更加嚣张，飞扬跋扈，口出狂言，对唐代宗说：“大家（皇上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唐代宗表面上也不敢说什么，但内心却恨死了宦官李辅国。他设计，逐步解除了李辅国的兵权，让其罢官回家。作为皇上，他也不敢明着处置李辅国，派人半夜去到李辅国家，将其刺死。但是，唐代宗没有完全从李辅国事件中吸取教训，又渐渐地宠信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程元振专权，品质恶劣，陷害忠良李光弼、郭子仪，竟然挖了郭子仪家的祖坟。吐蕃入侵，攻占长安，将士怀恨，没人勤王，代宗逃亡，论罪，只是将程元振削职放回家乡。此后，鱼朝恩渐渐坐大，掌“神策军”，竟胁迫皇帝让迁都，权势大得让唐代宗都害怕，难以容忍。于是，唐代宗与几个亲信大臣定计，在鱼朝恩没有带兵入宫时，预先埋伏武士将其抓住缢死。唐代宗这才放下了心。
如果说唐玄宗让宦官领兵、派宦官监军是宦官受到重用的指标性事件，那么唐德宗设立神策军左右中尉，让宦官统领禁军并成为制度则是宦官权利膨胀的另一个指标性事件。唐代宗死后，唐德宗李适继位，开始，他严禁宦官专权。他的思想转变，是在泾原兵变的过程中。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源镇5000兵奉命进京，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引起兵变。唐德宗仓促出逃。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皇宫，保卫皇上。只有唐德宗在东宫做太子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领的百余名宦官紧随左右。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使唐德宗感动。朝廷武将难以依靠深深地刺激了他，他思想里有了想法，要建立一支保卫皇帝的近卫亲军。这支亲军交谁统领？在这次逃难中朝廷武将的表现使他失望，交给朝廷官员统领他不放心；宦官在这次逃难中保卫了自己，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他认为叫宦官掌领和自己亲自领导没有什么区别。兵变以后，慢慢地，唐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统领，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远和排斥宦官、严禁宦官专权的态度。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十月，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军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别监领禁卫军的先河。
汉代以来，军队分南军、北军。南军，多是一些老弱兵卒，由金吾将军统领，平时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守卫府衙。北军，为精锐部队，是皇上亲检的禁卫六军。神策军就属于北军，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为皇室羽林军。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唐德宗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提高了监军的地位。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重要职位。到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唐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领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并且将这些重用宦官的办法制度化，使宦官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宦官们平时围绕着皇上转，又掌握着最精锐的禁卫军，动不动就代表皇上发言。他们口含天宪，自己决定的事情，往往向外宣布是皇上的旨意，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宦官仇士良从唐宪宗起擅权揽政20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酷残暴。唐文宗时期，发生了“甘露之变”，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杀了1000多朝臣和家属，使唐文宗成为囚徒和傀儡。文宗出游也被暗中监督，常常只能自言自语，心中难受，赋诗消愁曰：“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他曾对学士周墀慨叹地说，自己被家奴控制，不如周赧王、汉献帝，潸然泪下，抑郁成病。仇士良先后杀二王（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一妃（杨贤妃）、四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史书说甘露之变后“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霸朝士如草芥”。朝臣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上朝前哭泣和家人告别，不知还能不能回来。
只有在武宗朝李德裕任相时，限制宦官专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文宗死，仇士良拥立唐武宗继位，升任骠骑大将军，封爵楚国公，实封三百户。他自以为功劳很大，更加猖獗，对唐武宗指手画脚，凡唐武宗所宠的人，无论乐工，还是内侍，皆诛杀贬谪。在唐武宗的有力支持下，李德裕限制宦官专权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加强相权，政出中书。宦官专权，朝中大事，一切要通过宦官掌控的枢密使，宰相形同虚设，成了替枢密使盖章办手续的机构，严重破坏了国家管理体制。李德裕向唐武宗谏言说：“政在中书，诚治之本”，恢复了正常的中央政府运转体系，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统一，改变了朝中大事都由宦官决定、宰相只是行文过个手续的宦官专权现象。二是限制宦官监军之权，不让监军干预将军的作战，大大减少监军卫队数量。三是逼唐武宗解除仇士良兵权，让其退休。仇士良死，抄家定罪，杀了四个追随仇士良作恶的亲信宦官，终武宗一朝宦官不能干政。
除此之外，唐朝中后期各朝，都是宦官专政弄权、势力膨胀到了极点的时候，有时连皇帝的命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顺宗、宪宗、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皇上的废立，也都由宦官说了算。唐宪宗以后，穆、文、武、宣、懿、僖、昭宗等七任皇帝，都是由宦官废立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权倾朝野，有的甚至自称“定策国老”，以皇帝为“门生天子”，无法无天，狂妄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宦官的飞扬跋扈，加上当时的其他弊政，很快就葬送了大唐江山。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学术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这样说》（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八大依法治国名相》（美国学术出版社）及长篇小说《转折》《路》（太白文艺出版）《股惑》（中国经济出版）《西京轶事》（三联中文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