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童年那点事儿

童年的时光，随着岁月的远去已经渐渐有些模糊，努力地回忆，也只能是些忽隐忽现的情景，断断续续的，抓不住，无厘头，但很真实地留存于自己的脑海里。

只要记忆的闸门一打开，那些混杂着乡土气息的记忆就会展现在自己的前面，有点青涩，但很温馨；像是梦境，却又很真实。

光屁股的小男孩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加上人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旧观念，有的人家为了避免成为“绝户”，生男孩就成了许多家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家家兄弟姊妹都很多，那会当你听说谁家有七八个闺女一个男孩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家里孩子多，家庭负担也就变得异常地沉重。父母天天忙于生计，那有功夫去管孩子。于是，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是“放养的”。成群的“野孩子”像蚂愣(蜻蜓)一样满世界飞。爬树上房掏鸟窝，摸鱼捞虾套蛤蟆，偷瓜摘枣掰棒子，扔坷垃、争地盘，总之，调皮捣蛋之事没啥不能做的。

记得某一年酷夏的一下午，大雨滂沱，是个“偷瓜”的绝佳时机，于是我和本家的一个侄子一拍即合，冒雨潜出。

在我们村东边有一处邻村的瓜园，平时有一位老人看园。于是，我们先冒雨绕到瓜园南面的一片玉米地里，猫腰运动至瓜园跟前，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当确定看瓜的老人躲在瓜棚里避雨时，于是匍匐进入了瓜地。侄子年龄小两岁，趴在地里行动不便，加上大雨瓢泼视线模糊，摸了半天一个瓜也没摸着，一时情急，顾不得隐蔽直接站起来寻找，这下可好，看园的老人发现有人冒雨偷瓜，急忙戴上斗笠冲出了瓜棚，挥舞着木棍冲我们一边喊一边比划，我们一看行动暴露了，迅即收拾战果撤到玉米地里去了，看瓜老人碍于雨势太大也不再追赶。回到家里免不了被家长训斥了一番，等我们兴冲冲地品尝战果时，结果是“苦”不堪言，最后只好便宜了圈里的那头大肥猪。

那个年代，在这些入学之前的孩子群里，男孩子是很少穿衣服的，除非是冰天雪地的季节。不是没衣服穿，而是小伙伴们都不想穿，一个个赤条条光溜溜的，天天在风里雨里摸爬滚打，个个黑得像泥鳅，大家都是赤诚相见，谁也甭说谁，也就没有人觉得害臊了。

影影绰绰的记忆里我也曾是个光屁股的小男孩，直到在某一个夏天的中午，似睡似醒中我听到大姐悄悄地说：“娘，孩子都大了，该穿衣服了。”从那以后，自己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有了害羞之心，从此再也不好意思光着屁股到处跑了。

“财主和长工”的故事

我家东边的胡同里住着一位老奶奶。母亲对我说，老人从年轻时就守寡，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帮儿子娶上了媳妇，后来还有了孙子。老奶奶常来我们家串门，小时候我一直称呼她老人家“生奶”，至于为什么这么叫，我自己也没搞懂，只是跟着姐姐们学。每次听到我真诚亲热的问候，老人家都会半嗔半怒地教训我一番：“小瘪羔子！把‘生’去了，喊‘奶’！”说归说，下次见了我还是会一口一个“生奶”的叫着，一直到我入伍离开家乡。

小时候很喜欢听“生奶”讲故事。每到盛夏夜幕降临之后，“生奶”都会抱上一卷草席，寻一处空旷通风的麦场纳凉。每到这时我就会乖乖地躺在“生奶”旁边听她讲故事，天上的神仙，人间的传说，等等各式各样的故事都有。印象最深刻的要数“财主和长工”的故事了。

故事讲得是很久以前，村里住着一户财主，深宅大院，良田千亩，家里面还雇了很多长工。这个财主是个守财奴，视财如命。每到年底给长工们算工钱的时候，就像割他的肉一样心疼，经常会想出各种办法抵赖克扣，长工们都对他恨之入骨。有一年，又逢年底，又到了给长工们算工钱的时候，于是他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个鬼主意，对长工们说，算工钱可以，但有个条件，就是让长工们不穿衣服在一间透风撒气的柴房里睡上一宿。有几个长工一合计，寒冬腊月的，零下几十度，冻不死也得脱层皮，钱没挣到再搭上条命，一想还是算了吧，自认倒霉，钱没拿到回家走了。这时候就剩下一个叫祥子的没走，他咋没走呢？原来祥子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一大家人盖一床被子，衣服也是轮着穿，年底了老婆孩子一大堆都朌着他拿钱回去过年呢。如果拿不回钱去，一家人就得饿死。于是，祥子一咬牙答应了财主的条件。地主一看，哟，还真有个不怕死的，没办法了，只好找来了证人，写下生死文书，签字画押，然后找了间平时没人住的柴房，等到太阳落山，便让祥子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关进了柴房里。

财主心里琢磨着，这么冷的天，不信你能熬到天亮，出来就算输。于是安排了伙计盯守，自己安心地回到上房睡觉去了。他只等着明天看好戏呢。说到这，“生奶”忍俊不住骂起了财主：“看看这挨千刀的狗财主，有多坏，一点也不管咱穷人的死活。”

等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财主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柴房前，打开门一看，顿时傻了眼，祥子活得好好的，不仅没有被冻死，反而大汗淋漓地走了出来。财主很纳闷，于是问祥子：“半夜里，炕不凉吗？”祥子大口地喘着粗气，说：“不让扛梁(炕凉)，早被冻死了！”财主不明就里，心想真是见鬼了。地主打赌虽然输了，但还是不情愿给祥子支付工钱，竟诬赖称祥子一定捣鬼了不算数。祥子一看这样也拿不到工钱，于是气愤地说：“这样吧，你也在这个屋子里待上一宿，如果能熬到明天，工钱我就不要了！”财主寻思，这是个大便宜，于是脱光了衣服高高兴兴地进了柴房。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财主平时都是睡热炕，那儿受得了这样的罪，没等到天亮就冻成了冰棍见了阎王。

原来，柴房里放了一根木梁，祥子冻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扛着梁转了一宿，于是才有了财主见到祥子时大汗淋漓的一幕。财主那儿干得了这活，自然就被活活冻死了。祥子支了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

“可敬又可畏”的张老师

六七十年代，张焕云老师是我们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我上小学那会，她教我们语文。

在我的眼里，张老师和村里的青年男女不同，张老师更像个城里人，虽然她也穿着自己纳的千层底、自家纺的棉布衣，背后还梳了两条快到腰际的大辫子。这些都难掩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肤如凝脂的脸庞，还有出口成章的文才，配上玉树临风般的气场，这些都让同学们无不敬仰膜拜。而更让同学们感到可畏的，是她那超乎寻常的管教方式。

往直白说，就是张老师管教学生下手可不是一般的狠。每次轮到张老师的课，讲台边都会放有一根拇指粗的柳棍，既是教学用的教鞭也是“惩罚“学生的工具。课堂上同学们都担心被点名，如果被提问的同学回答问题时磕磕巴巴，张老师会把黑板敲得咚咚响，如果连敲三下你还没有答上来或者答非所问，又脆又硬的柳棍就会落到你的头上， 顷刻间头上就会鼓起枣大的包，几天也消不了。

小学五年，没有挨过张老师柳棍的同学那是凤毛麟角。冬去春来，柳棍不知打折了多少根，对此张老师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每折了一根都会有一根新的及时呈现在同学们面前，而这一切都是那些又粗又壮的男同学“违心”的杰作。

印象里有一王姓同学挨柳棍的次数最多，他是一被提问就紧张，一紧张就磕巴，一磕巴回答问题就变得吞吞吐吐，此刻雨点般的柳棍就会落下来，以至后来每次见到张老师他都条件反射般地抱头躲闪。我也没有幸免，挨过好几次，那种针扎似的疼感，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浑身颤栗，脖颈冒风。这样的结果就是，凡是张老师的课，课堂纪律自不必说，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那是空前的高涨。

常听张老师私下对家长们吹风：“这群孩子放养惯了，太野性，不狠狠修理难成大器。”于是，家长们都接受了张老师的那套“玉不琢不成器”的“歪理邪说”，有的家长还跟着瞎起劲：“张老师，狠狠揍！”有了撑腰的，张老师下手更狠、更有底气了。孩子们头上天天顶着几个大包回家，家长们却视而不见，仿佛这群孩子都不是她们亲生的，都该打似的，这事要放到现在，不知道张老师被开除了多少回。

后来，张老师结婚去了北方，还是一名民办教师，一直工作到退休。据说张老师离家时除了嫁妆还带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根令无数同学望而生畏的柳棍。

作者：李新生，山东阳信人，1983年入伍，2012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之余尝试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