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些终将逝去的故事——读《族中人》

醒在凌晨三点的中秋，拉开厚重的窗帘，抬头不见中秋月，只有淡淡的光从重重云层中漏下来，洒在影影绰绰的桂枝上，也照见了枕边的《族中人》。

八月初，落雨的傍晚，翻开了那些村落的故事，看那些门前屋后的邻人，听那些河埠头石桥上的旧日时光、在流水中沉淀……读《族中人》不似以往读小小说般沉迷于情节的起伏跌宕，而是每读一篇后，心中一沉，有太多难以道明说清的感觉，有太多的潜流隐藏，任由你在水底挣扎、翻腾。于是一篇一篇慢慢品，或许只能慢慢品，把自己丢入时间之河中，去溯流，去寻求，每一个族中人都是你身边人。

●岑燮钧，浙江慈溪人。

《族中人》是岑老师的系列小说集，延续着第一部小小说集《戏中人》的创作风格，也留有散文集《文人之美》的余韵，如谢志强老师在代序中介绍，“岑燮钧有自觉的系列小小说意识。他同时进行着几个系列：族中人、戏中人、古典人等。”而此中，“族中人”最是令人沉湎，那些家族轶事、乡村情事，在时光中流淌着，看时只道是寻常，寻味最是难消解。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他还说，“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这一点鲁迅做到了，用“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方式来“贴着人物写”，而这个“烧”是属于鲁迅的，那般灼痛，痛醒麻木沉睡着的人们。岑燮钧的叙述模式也是贴着人物来写，但不是“烧”，而是如水一般地“融”在这里面，是水流激荡起那些留在血液里的家族情。他说：“我在写他们时，时时感觉到是在写我自己。他们幽微的人性，同样绽放在我身上。他们的放荡，他们的束缚，他们的计较，他们的自私，乃至他们的龌龊，没有一样不在我身上。”

“贴着人物写”，这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强调最多的一点，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在回忆这句话时，是这样理解的，“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是派生的，次要的。……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我便也明白了，为何读岑燮钧的小小说心情会沉落，他正是以他的一颗诚心如此创作的，不浮不飘，沉淀人心，体现出的正是淳朴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贴近人物，首先贴近人物的客观世界，呈现真实感。“族中人”系列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往往开篇便有“我”的存在，如《裁缝阿太》开篇，“裁缝阿太，一辈子白过了。她跟我祖母很要好。”再如《大叔公》，“小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母亲称他为大叔公，我也称他大叔公，难道我与母亲是同辈？”用“我”来贴近人物来写，呈现的是一个极具真实感的家族、乡村氛围：裁缝阿太的孩子——小爷爷是抱来的，而小爷爷待她不亲，我便心中作想，“既然是抱来的，那么这个小爷爷就是假的小爷爷，我真是白叫他了”；四娘极爱占小便宜，“从此，但凡四娘来拼桌，我就免不了皱眉头”。以“我”纯真之眼来呈现这鲜活真实的乡村生活，那族中村里如尘埃一般的人事，便浮现在穿过窗棂那清晰可见的光束中了。甚至令读者一度好奇如何在熟悉的土壤、熟悉的素材上，巧妙地避开人与事的对应。而作者曾这样解答：族中人的故事的确大多真实，因为真实，才更动人心，但小说的真实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真实。

艺术的真实，更源于人物心灵的真实。贴近人物，便是要“贴近心灵”，写出人物内心的奥秘。岑燮钧在后记里写道，“族中人”系列开始，“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因为我知道了人的秘密和怎样写人的秘密。”人的秘密是什么，存在主义要求人直视人的真实处境，正视人心中阴暗、空洞的画面，告知我们都不止有一个自我，各种各样的自我纠缠在一起，相互斗争，人就是要在这样的困境中去感受自己的存在。岑燮钧让小说在人性的灰色地带、人性的困境之中畅游，人生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尘埃在光束中浮现，是你伸手难以触及的真实。他笔下的都是极为寻常乃至可怜的小人物，阿公阿婆在年迈中无望的渴望，是寂寞中攀升出来的一点光，清晨一点点照进昏暗的老屋，过了午后，又一点点的消退而去。是长康伯在退休之后，落寞怅然的空虚和难以自主的无奈；是样样都会、事事要强的二叔，在血肉模糊的伤口上敷上过了期的药粉，重重地打了个结；是村里村落那些蜚短流长背后难以审判的模糊色彩……不同于鲁迅即便“把自己烧进去”，也总带着他特有的冷峻地审判，那是属于那个时代哀之痛之的清醒与决然。于岑燮钧而言，面对族中人的尴尬、卑微，他说他怀着自以为悲悯的情怀书写他们时，却感觉到自己同样的卑微。没有审视，也不树碑，他的血液与他们融合在一起，他说与其说他选择他们来写，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来到了他的笔下。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份心境，贴近人物的心灵来写。

悲悯情怀，是对人世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读岑燮钧的《族中人》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谅解，或称之为同理心。谅解是对人性脆弱的体谅，是一种同理心，比同情难，是因为同情带有一种怜悯弱者的情感，是以一种较高的姿态俯视，在怜悯的同时，内心也许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优越感，从而更珍惜自己的所得所有。而谅解需要真正地进入情感抵抗的禁区，不是一种强加的外力，不是一种怜悯的姿态，而是懂的，而是理解，所有的对与错，皆是有缘由，理解了缘由的产生，放下审判的目光，也放下了困扰的心境，一切自会呈现答案。岑燮钧就这样轻轻地拿起笔，不是讲述故事，而是用极简的笔触呈现出一个个族中人脆弱而又坚韧的人性、真实而又复杂的心灵世界，哪怕只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也可以激荡起潜藏心底的漩涡。

这声叹息，是后祠阿婆睁开眼，“木格子窗外透进红红的光线，天又亮了……”那种徒有寂寞，不被儿孙所理解关怀的叹息，这声叹息也是乡村里许许多多阿婆们独自一人，守着电视机里的人影儿度过一个又一个黑夜的叹息。这声叹息，也许是裁缝阿太穿着自己做的寿衣，悬梁自缢时再也无法发出叹息的愕然，“她就这样死了，没一个人哭。”作者听不到一个人的哭声，但笔起字落间，却让太多的沉重跌落至每一个读者的心中……

岑燮钧的叙述语言从《戏中人》至《族中人》，愈加清澈，愈少用修辞，愈见其简洁，如水中洗濯，无所挂碍。他用字极省，但所用文字极贴合人物个性，如《高僧》一文，方丈大师在台前说话，开口竟是“同志们——侬拉（你们）老远来到旮沓（这里）……”众人诧异之后，也终究释然，最后县志对一泓法师做了如下断语：形容高古，心如磐石，自耕自种，做家常语，乃一代高僧也。做家常语，怀“仁者之心”，何尝不可用来形容《族中人》的写作者呢？

《族中人》的叙述节奏也是舒缓从容的，这可能也是与作者深爱戏文有关，他说，“年轻人常嫌戏文节奏慢，一个字要唱三分钟。他哪里知道，戏文的节奏已经够快了，因为它演的是长长的人生，而长长的人生，一个字只唱一拍，那浓缩了的感情，又到哪里去抒发呢？”所以岑燮钧的小小说在浓缩的天地里，自有一番属于他的独特腔调，唱念做打间，韵味无穷，留待你细细品，慢慢品。

人生如戏又如梦，恍惚间，月色已朗朗，照见多少曲终人散，拂过多少悲欢离合？那些舞台上的咿咿呀呀，那些乡土里的尘埃旧事，是否还会一代代地流传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