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凌随笔：红领巾的记忆

【张亚凌，教师，《读者》等签约作家，《语文报》等专栏作家。数十篇美文被选作中考阅读文或各种考试阅读文，收录进寒、暑假作业、地方语文精英教材及多种课程辅导资料。出版散文集三部，《回眸·凝望》一书获第二届杜鹏程散文优秀奖,《时光深处的柔软》入围“第三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学会看守自己吧，哪怕只有“学生”的身份，哪怕只剩下“人”这个称呼。

红领巾的记忆

文 ‖ 张亚凌

儿子将升入初中的暑假，将家里的红领巾整理了一下，三十八条。对，你没有听错，三十八条。忘戴了进校门前就在小商店里买一条，如此反反复复积攒下来的。

 一种怪怪的很不舒服的感觉涌上心头，深藏在记忆里的那条红领巾向我飘了过来。

四十年前，上到小学三年级才有资格加入少先队，每个孩子都渴望戴上红领巾，——那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是五星红旗的一角。而那些戴着红领巾的大哥哥大姐姐，咋看都觉得精神抖擞神采飞扬，更不会有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违反纪律站在教室外面。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我在进入二年级后，就对戴上红领巾有了强烈的渴慕，——只要看见戴红领巾的孩子走过，总会目送其远去。

我也上三年级了，心里欢喜迫切得好像伸手就能扯个红领巾戴在自己脖子上。“六一”前，老师说，每个班可以有两名学生加入少先队，必须是各方面最好的。

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戴上红领巾啊。其实在此之前，我是“戴”过红领巾的，我哥的。他一回家，我就蹦着跳着闹着要戴他的红领巾。只是从不敢戴出大门，只是在没有外人进来时自家院子的后院里戴着走来走去。只能悄悄戴，被人看见感觉如同做了坏事。谁说不是？红领巾是最好的孩子才能佩戴，自己够格吗？

班主任说，这两个人必须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一直给大家做榜样的最好的学生。开始吧，每个人只能写两个人名。

握着笔，写谁呢？

比我学习好的，只有一个，那个叫卢培智的男生。老师的题还没有出完他的答案就蹦出来了，聪明而沉默，每次考试遥遥领先。而我，一直是没有悬念的第二名。我没有迟到过，也没有上课破坏纪律被老师罚站……两个人里应该有我的。如此想着，我就写了那个男生跟自己的名字。

班主任让学生帮忙当堂在黑板用写“正”字来统计票数。黑板上出现了六个人名，那个男生是票数最多的。我跟另一个同学票数相同，都是第二。班主任又说，我再征求一下其他老师的意见，看你们上课的表现，再决定谁更合适。老师还强调，上了黑板的都是很优秀的，这次没有戴上一定不能泄气……

我不知道那一轮我的胜出是否有后门的成分，我的母亲就是学校里的老师，我的班主任还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却惭愧第一轮得益于我给自己投的一票，否则就不会有机会。

是心里有鬼吧，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戴上红领巾，遇事常常问自己:我戴着红领巾，这事能不能做？

说真的，戴上红领巾后，我自个都觉得彻底变了一个人：文静起来了，为班里做啥事都毫无怨言，喜欢帮助同学，不会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好坏……在家里也不再任性地顶撞大人。

真神奇，一条红领巾，竟然幻化为我成长路上自觉亮起的必须遵守的红绿灯！

记得刚戴上红领巾那天，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解下来。在被窝里光着身子戴着红领巾，如今一想起就能笑出声来。还是母亲以“在被子里会压皱红领巾的，那样明天就不好看不新了”为由，说服我解下来。解下来后就放在枕头边，入睡前我一直摸着它，满脸欢喜，就是你骂我“傻子”都不会介意的。

周末也戴，天再热都戴，走亲戚也戴，寒暑假都想戴，照相更得戴。那骄傲的神情，好像自己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孩子！

记得有一次割猪草，春草怂恿我：咱俩偷一窝红薯，在沟下面那个洞里一烤，咋样？说话间，春草还从兜里取出火柴给我看。我没有像往日那样立马响应，而是下意识地摸起红领巾。春草脸一红，弯下腰继续割起草来。

只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喊我一道去地里了。

 打心底里感谢那条红领巾，它提醒我抵制了很多类似的诱惑，在我很小的年龄里，才没有走太多的弯路。

那时没有卖红领巾的，就是参加少先队那天佩戴的那条，得戴到小学毕业，对红领巾的珍惜可想而知了。绝对不会为了方便把红领巾解下来坐在屁股下，也不会把红领巾变成斗鸡用的物件，更不会上学忘了戴红领巾。

记忆里，从未见过谁到学校忘了戴红领巾。直到小学毕业，每个班不到十名少先队员，真的是成长中的骄傲。

后来入团了，团徽也一样让我骄傲。上大学了，校徽同样被我珍惜。红领巾，团徽，校徽，其实就是成长中守护我的一道道堤岸。

 学会看守自己吧，哪怕只有“学生”的身份，哪怕只剩下“人”这个称呼。

（一周前，上课批评了一个孩子，那晚写了此文第二天读给了他们。我想告诉孩子们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看守自己，儿时的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