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的不解之缘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的不解之缘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与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使他解脱了他由一位朝廷高官到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并寓居黄州近五年期间，给他带来的许多苦难(这里主要是指他在精神上的)。为他作为一位历史文化巨人的人格升华，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而也为他达到文学创作的巅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坚实基础。

　　下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苏轼与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的不解之缘，对其文学创作思想的影响。

　　一、心灵的历练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一，曾被仁宗悦有宰相之才的苏轼，却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此前，苏轼在京城御史台大牢中，关押了四个多月。他作为湖州太守，竟突然打人大牢，经过多方斡旋，才幸免一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这位志怀苍生的饱学才子，历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也使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安国寺”作为一个佛家思想的传播场所，对苏轼在黄州的心旅历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一)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给苏轼提供了一个静修之所

　　苏轼初到黄州，并无居所，先暂居定惠院。此时他惊魂未定，百般困扰，人生前途，几近绝望。从他的《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韵》诗中可见： “万事如花不可期，余生似酒那禁泻。忆昔扁舟沂巴峡，落帆樊口高桅亚。长江滚滚空自流，白发纷纷宁少借。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陵鲍谢。至今归汁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一位儒学政?台家，空怀满腹经纶，满腔抱负不但无法得以施展，反遭宵小陷害，落到如此境地。他感到惶恐，感到委屈，也感到无奈。然而，定惠院离安国寺很近，居于院中，他能清楚地听到从安国寺传来的的晨钟暮鼓之声，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亲近感，于是，他走进了安国寺。这可以从他的《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记》一文中得知：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因此，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成为苏轼官场失利、流放到黄州后，心灵历练的一个良好处所。

　　(二)安国寺僧众对他的特殊影响

　　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 “堂字斋罔，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使苏轼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他与继莲大师进行了一次长谈后，其心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后，他每隔一两天，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旦往而暮还，接受佛家思想的洗礼，开始了他“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的生活。“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有愧其人。”(《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记》)由这段文字可见，他是安国寺的常客，也因此而与安国寺僧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是继莲大师，除了经常和他在一起参禅沦经外，还从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关心，比如他每月都要在安国寺沐浴，继莲大师，总是让人准备足够薪炭，烧好热水给与方便。此外，苏轼初至黄州，家计十分困顿，亦常得到寺僧的周济。继莲大师是一位素养很高的僧人，作为僧首，在僧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在他任僧首七年时，就得到皇上钦赐袈裟。又过了七年，他获得皇上亲赐法号。这本是极大的荣誉，但他始终没有接受，尽管众僧老都劝他接受，他却笑着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使苏轼感到震惊。面对继莲大师的淡然处世，苏轼联想到自己人仕林而不免随波逐流，追逐功利，自觉惭愧。他从继莲身上看到了自己从前在官场上从未见过的一种品质，那就是淡泊名利，超然于物外的人生观，令他深感钦佩，使他从内心深处更加深刻地反省自己。

　　(三)苏轼在安国寺和樊口西山静坐反思，使其心灵得以洗涤而归于宁静

　　苏轼自幼受儒道思想熏陶，但对于北宋文人士大夫之列，他们的思想最终还是被儒家思想所驱使。 “达则兼济天下”，他总是期盼能建功立业，并得以施展抱负，然而现在却事与愿违。苏轼在安国寺静坐参禅期间，开始不停地反省自己，由其《安国寺浴》诗可见：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烟雾潆汤谷。尘垢能几何，惕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们。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此诗作于元丰三年 (1080)二月，即苏轼来黄之当月。苏轼是年四十五岁，应该说这正是他人到中年的鼎盛时期，但从诗中起句即用一个“老”字来看，是有多重含义的。在此我们把它作 “闲”字解，因为罢官了，也只能闲着，什么事也不想做了，实际上是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尽管如此，我这戴罪之身，还幸蒙皇恩浩荡，才免去了死罪，所以我还得感念君主洪恩。接下来—‘个“衰”字，更进一步衬托了他当时的沮丧心情，下旬“尚烦月一沐”，此时苏轼来黄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见当时苏轼来黄州的感觉是度日如年了。下句“山城”，在这里应指安国寺，通常佛家寺院的大门皆称山门。也就是说，寺院里众僧对他都非常关照，他们用足够的薪炭烧水供他沐浴，但那日升之处，却被朦胧烟雾遮蔽了。这仿佛暗示说，那皇上的眼睛，仍被那些奸佞宵小所蒙蔽。诗人内心深处与其说是在反省，不如说是在努力挣脱心灵深处的痛苦：我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呢?我怎样才能迅速地摆脱目前的处境，重新得到圣上重用呢?诗人时而独坐小阁，时而伫立竹林，苦苦地思索，深深地检省。内心困苦的煎熬，使他几近万念俱灰。人生斯世，唯有一床可安身足矣。但求超然于物外，忘却个人荣辱。最后，写他独自归来，沉默不语，心里则时刻提醒自己。综上所述，可见，苏轼初到黄州，因为仕途曲折，又叹人心之险恶、感世态之炎凉，使他的心里失去平衡，思想上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他唯有在安国寺参禅静坐，反思人生，以求心灵痛苦的解脱。从而，使他的精神得以复苏，心态逐渐归于宁静。

　　二、佛家思想使他的人格精神得以升华

　　经过“安国寺的沐浴和西山古灵泉寺的洗礼”，佛家思想对苏轼心灵的感染和精神的洗涤，使他在心灵深处的痛苦得到了逐步释放和解脱，人生观和价值观亦随之发生了巨变，使他的人格精神得到升华。

　　首先，苏轼到黄州后，由于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家庭经济亦随之——落千丈，——家二十余口，常常处于断炊窘境。这从他到黄州后的大量诗文中可以得到细致的了解。 “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徐使君分新火》)“小屋如渔舟，潆潆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畏人默坐成痴钝”，“吟诗我作忍饥声”(《侄安节远来夜坐》)“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其生活穷困潦倒，读其诗便可尽知。由于生活的贫困，这使他更走近了底层劳动人民，从而更深切地了解了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他逐渐从平凡的生活中更加深刻地认知了众生平等的佛学理论，因此他逐渐走出了个人彷徨和悲怨的人生低谷期。从以下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其一，他更加关注民生之疾苦。元丰三年三月，也是他来黄的第二个月，他便了解到黄州有溺杀婴儿的旧俗。他大发慈悲之心，立即给鄂州(今武汉)太守朱寿昌(康叔)写信，请求禁止、革除黄鄂一带当时的这种陋习。苏轼身体力行，在黄州积极组织救婴活动，由古耕道(治平三年进士，黄州人)负责，苏轼在家境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仍亲自带头捐款十千。他还特地邀请安国寺僧人与他一道参加这次救婴活动，在保护大批婴儿的过程中，安国寺僧众起到了巨大作用。一年内竞救活一百多名小孩。其二，据史料记载，苏轼出资在安国寺侧购置池塘，并亲书“放生池”刻于石旁。所谓“放生池”，《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有载：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一天，他经过一个大池沼，时逢天旱，有人为了捕鱼，把上游悬崖处的水源堵塞，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长者子眼见上万大小鱼类，濒临死亡边缘，又无法从其上游决堤引水，于是为了救活鱼群，不得已向当时的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直到池水满足，并且饲以食料，方才救活这些鱼群。因此，放生的活动是基于人们对佛老众生平等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而进行的。苏轼在安国寺出资购置放生池，应该是基于对这一观念的笃信无疑了。“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食，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为，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这是苏轼写于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九日的《答毕仲举书》，从中亦可明显看出这一观念的体现。其三，元丰六年，苏轼向友人巢谷苦求而得“圣散子方”，当他知道黄州流行时疫，他毅然弃约，将此方公之于众，“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尽管他自己是一个流放的“罪人”，尽管他自己也是朝不保夕，但他仍以他有限的能力，去拯救苍生，佛家用语即普渡众生。佛家超越功利的思想，造就了他超然心态下的精神向往，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变。于是苏轼便有了“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赤壁赋》)的深刻的人生感悟。“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创造一个淡泊功利、超脱世俗的佛家精神境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使他处经济拮据而不以为贫，处逆而为顺，安之以为适。由此可见，佛家思想的深层影响，使他超越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境界，外因和内因的结合促使苏轼的思想开始转向对宁静淡泊、超然豁达的境界追求。

　　三、佛家思想在苏轼文学创作中的渗透

　　苏轼在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参禅静坐，并通过与安国寺僧人的频繁接触，使他进一步感悟了佛学理念的精髓。坚定了他对佛家思想的认知，使他的文学创作思想更为丰盈。然而，苏轼寓黄期间，佛家思想在其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正如心旅历练过程以及文学创作成就一样，也是一个徐徐渐进的过程。

　　如《次韵答子由》：“平生弱羽寄冲风，此去归飞识所从。好语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宁知子，泷吏无言只笑侬。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尽管在诗中两处引用佛家用语，一是“妄心”，一是“清净业”，然而，却没有诠释其境。首句人生如弱羽冲风，二句叮嘱子由 归去后，要认清形势。在别人面前多说好话，不要像自己一样常常得罪人； “妄心”句，应指自己已被贬谪黄州，远离朝廷，当年的宏图大志无法施展了。现在过着山僧一样日子，只与自己的家人相伴，不敢在人前多话，恐授人以话柄。幸好可以用读书来 “清净”自己的杂念，亦可指消除从前的罪业，不敢有一丝懒堕而虚度光阴。此诗作于元丰三年五月，从表面上看是在回答子由，其实也是在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反省深思。从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在《到黄州谢表》中道： “惟当疏食没齿，杜门思衍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中便可得知。

　　再看其《西江月》(黄州中秋作)：“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此词作于元丰三年八月，上阕起句便感叹世事犹如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在中秋之夜，竟如此凄凉。中秋节应该是一个团圆的时刻，应该有许多亲人和朋友相聚在一起，而他今天，在这萧瑟清秋的夜里，秋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可见其孤独之境。寂寞无奈的他，取过镜子，看见自己憔悴的容颜和蓬乱的鬓发，惆帐万分。下阕借因酒质低劣之故没有客人，实际上说自己已是被流放之人，而先前的一些朋友，多因此而和他疏于往来。 “月明多被云妨”，此句从表面上看，是写自然景观，但苏轼在此却借以表达了自己境况，隐喻自己本是情操高洁之人，却遭小人诬陷和迫害。在这本该是亲朋欢聚的中秋佳节的夜晚，有谁能与我共赏这孤独的月光呢?他只有凄凉地向北方望去!

　　此词一开始，便慨叹人生如梦，此时的苏轼，尽管也用佛家思想体味人生，但他的精神领域还没有真正做到超然旷达。

　　然而，我们再看苏轼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该词表现的是一次很平常的经历，因生活贫困，去看友人向官府替他要来的几十亩荒地，打算自己耕种，途中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皆狼狈，唯他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走。本是一场常见的雨，在常人看来已是习以为常，而苏轼，他却随口吟出一阕千古绝唱。对比初来黄州诸作，同样是在偏远的黄州，更有甚者，是在生活贫困，穷途遇雨的路上，他却没有丝毫的忧愁和委屈，也没有丝毫的悲怨和挂碍。苏轼经过两年多的历练，已摆脱了个人内心的困苦，真正做到了“惕然脱羁梏”。上阕写出了在风雨中超然物外，潇洒自如地行走。 “一蓑烟雨”四字，高度地概括了他曲折坎坷的人生。而下阙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结，在这里，可以看出此时苏轼的思想境界和受佛家思想影响的程度。禅宗讲究既性既佛，明心见性。诸法皆是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些佛教思想的精义，其实讲的就是世界万物都是空的，一切只是心境而已。此心作佛，此心是佛。可以说，无色无相是佛家的精粹所在。正因为苏轼已接受了这些佛学观念，才会在他的作品里，毫无雕琢地体现出那种淡泊和超然。禅宗追求“顿悟”，强调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把一切看空，追求内心的智慧。因此，他通过对佛学的感悟，已经从佛家的空寂中，获得心灵的解脱。全篇并没有一句佛语，却提炼出佛家最精华的空无思想。

　　元丰五年七月，苏轼游于黄州城外赤鼻矶，面临滔?舀大江，缅怀千秋往事，他心潮膨拜，写下了千古不朽的传世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横空出世，倏然打破了长久以来“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展示出他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意象，气象恢宏，意境豪迈。这首词跨越时空，波澜起伏，给读者展现了几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同时也体现了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从中我们还可以体味到：作者因感叹历史的变迁和人生的际遇，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最终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作结，在波澜壮阔的浪涛中注入了深刻的人生思考!不难看出，一句“人生如梦”足以体现了苏轼对佛家思想的观照，对宇宙对人生的参悟，已臻胜境。正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由此可见，佛家思想在苏轼的文学创作中的渗透与融合，很自然地推动了他创作文风的变化。他运用佛家思想与山水的空灵相融合，使他跃上文学创作的高峰。此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词由婉约走向豪放、题材由狭隘走向开阔的标志。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滴黄州，因黄州寓居而与安国寺结缘，在安国寺与继莲大帅相识(当然，此间还有参寥子及其他僧众)，从而使其精神因佛家思想得以重牛，人生观得以改变，思想境界得以升华。总之，对于苏轼来说：，佛家思想的“舍弃与放下”，虽有逃避现实的一面，但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洗涤，更主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通达地观察问题，使他能够在超然物外的旷达人生观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积极追求，从而把宋代文学的个性推向了新的高度。

　　至此笔者以为，苏轼来黄州之前，虽然儒道两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寓居黄州之后，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境遇，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突变。他与安国寺僧众为友，进一步接受了佛家思想，从而使他的人生豁达起来，使他的人格更趋完美，为其文学创作达到顶峰，具备了经历和思想人格方面的条件。鄂州西山和黄州安国寺，这座佛教寺院，对苏轼的人生变化和文学创作思想的升华，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