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散文｜王选：小镇 · 旧时光（六章）
小镇·旧时光（六章）
小镇是长条形，像一截子干腊肉，扔在西秦岭山脉的土台上。镇子中间别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藉罗路，破烂不堪。村子随意的摆在路两侧，路边是少有的几排两三层楼，装饰着门面。
藉罗路，听说是条战备公路，前几年修的，最多五年时间吧。修之前，砂石路，坐个班车，把屁股能巅成几牙子，尤其城里人下乡，走在这路上，那娇贵细嫩的屁股实在受不了，走一路，定会骂一路。路修好后，一下子洋气了不少，至少不颠屁股，不被汽车扬起的灰尘埋掉了。可这路，没走几年，就报废了。按理说不应该如此啊，时间不长，也没有多少大车压迫。但事实是这条路彻底废了，不是隔三岔五的塌方，就是随处可见的破损翻浆，大锅口一样的深坑让整条路显得狼狈不堪。
听说这条路到现在都没有验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挑拨和唆使之下，良心尽失的老板们干的豆腐渣。实在想不通，拿着群众的钱，修这么一条下三滥的路，政府不脸红么？老板能安心么？为什么当初就能交过差？为什么就没有人过问一下？讽刺的是，这条至今没有验收的路政府又要投钱重修了。那意思是，豆腐渣就不了了之了。
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加宽这路，当时是记工分，全乡镇的人都参与了这条路的维修。我母亲背上一块干馍馍，扛着铁锨，早早就跟村里人一起去出工了。路维修结束后，母亲还受了表彰，带回了一个搪瓷盆和两条擦脸毛巾。白瓷盆，盆底印着几个红漆字，特别醒目。那个盆子我们家用了很多年，特别结实耐用。
说完了路，说点别的吧。在路东头，是小镇的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要上高中就得去另一个镇子，或者进城。不过我上学时，不时新高中。好学生全上了师范，中等的，极个别，上了高中，其余的，就全上了技校，最差的，自然就出门打工去了。
我上学那会，学校是东西各四排房子，前三排是各年级教室，后一排是教师宿舍。房子都是砖混的，红砖裸露在外，缝隙里填着水泥。屋檐上一根根松木椽直愣愣撅出来，挂着一串串灰尘，在我们的厮杀叫喊里飘来飘去。屋檐下，还有几个燕子窝，正下方的地上，铺着一层白乎乎的粪。一开始有燕子，捣蛋的学生老用石头打，燕子不得安生，就弃窝而去了，它们肯定怀着满腔愤怒。教室墙根下，冬天，我们排一排，晒暖暖，挤麻子，时间一久，红砖被磨蹭的光亮光亮。学校的四周栽着白杨树，都钻到了云朵里。后来，我毕业后很久，学校盖了新教学楼，拆了教室，砍了树，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了。
我上学那会，校长是我们村人。虽然跟我们家非亲非故，但觉得是一个村，心里暗藏着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骄傲。想来也是很奇怪哈。
再往西，是一些砖瓦房。接着走，是一家银行，当时叫信用社，现在叫农村合作银行了。这是镇子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我对信用社有印象，是因为我三爷。我三爷是我们村的信贷员，也就是信用社在各村的业务代理人。他家里有个大铁皮柜，绿色的，钱就装在里面，我见过。那时候，家里穷，村里很多人也穷。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是父亲最犯愁的时间。因为一场春雪或者春雨来，麦地里就要撒化肥了。紧接着，清明前后，就要种洋芋、葵花、玉米了，还得用化肥。当时的化肥主要是尿素和磷肥。买化肥要五六百元，这可是个大支出，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咋办？贷款。父亲就去找三爷，虽然是亲房，能贷下来，但年复一年的贷，实在不好意思，再说，年底，咋还，又是个问题。
后来，每次来镇子上，看着铁皮大门圈起的院子，我就常常想到父亲贷款的事。那时，一直以为钱是他们在院子里生产的，像制造作业本一样。
银行斜对面，就是我教学的小学了。我在这所小学没上过课，只考过几次统考。那时候，学校还是土房子。可能是我们学校小，每次来统考，就觉得这个学校特别大，大的老是找不见考场。学校门口有一棵弯腰驼背的柳树，每到统考，柳树下就摆满了小摊子。凉粉面皮、冰棍、作业本、橡皮、铅笔盒、糖葫芦、果丹皮、彩色铅笔、麻子、大豌豆，还有好多，都是我想要的。不过好多东西都是看一看，过过眼瘾罢了，因为母亲只给了五毛钱。五毛钱，买一碗凉粉面皮吃了，就没有别的了，虽然咽着干馍馍，衔着口水，但还是舍不得。什么麻子大豌豆家里有，没必要买。彩笔实在是喜欢，最后，思来想去，五毛钱都捏出了水，买了一个铅笔盒，背回了家，用了四五年。那是我上学用的第一个铅笔盒，之前，用的是装过青霉素的纸盒。
现在，柳树没有了。学生来统考，都是背着满书包的零食，装着满兜兜的钱，在小镇的几家商店里出出进进，再也不会拿着五毛钱为买什么而犯愁了。当年，那个卖面皮凉粉的老人，或许早已经去世了。那个背着背篓卖小玩具的人，也估计老了，孙子也上小学了。
学校的斜对面，也就是信用社隔壁，是戏场。以前，戏场是土院子、土戏楼。小时候，我们全学区的六一节目就在上面演。戏楼大多数时候空闲的，五月天唱大戏，就在上面。我在镇子上教学时，父母来看了几天戏。与其说是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看儿子。
戏场隔壁，是兽医站。我们村一个人在兽医站当兽医，那个人的大儿子跟父亲从小一起耍大，是铁杆。那个人常年穿一身藏蓝色的衣裤，戴顶蓝帽子，一看就是干部。兽医站以前常有牲口去看病，现在我们那里养牲口的人几乎没有了，看病的自然也就寥寥无几。我看过给牛打针，那么粗的针管，跟胳膊一样，牛站那儿，唰一下，在牛脖子上扎进去，牛没回过神，就已经打完了。给骡马打针就没那么容易了，有一次，我看见一头栗红色的马拴在木桩上，缰绳栓的很屈，马头抵在木桩上。穿白大褂的兽医刚凑过去，那马就撂蹄子，乱踢乱叫，性子暴烈。兽医叫两个人找了杠子，趁马跳起落下的一刻，插进两腿中间，一绊，那马身体一晃，像一堵墙，轰然倒地。那两人冲上去，压在马屁股上，兽医刚近马身，那马轰隆一声拾地而起，把三个人全都掀翻在地，脖子一扬，嘎巴一声，扭断木桩，拖着缰绳和半截木桩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那次好像是六一，我们爬在门口看到这一幕，惹得屁滚尿流的笑，结果被兽医站的一个小青年骂了一顿，赶走了。
兽医站隔壁是卫生院，我去过一次，没啥印象。我们看病，一般都去了另外一个镇子的卫生院，一是近，二是那里的大夫相比看的好些。
沿着路，再向西，一侧是林分站，一侧是邮电所。
再行，就到了乡政府。我的祖父退休之前曾在这里干过几年。他本来是可以干个官当当的，但当时我们家口大，人多，粮食少，养活不过来。在天水县委工作的祖父就被曾祖父叫了回来，在离家近的公社干，因为便于照顾家里。那时候的人，好像没什么进城不进城的观念，也没多少捞个官当当的欲望。人的活法，都很简单。后来，祖父上了年纪，就到了秦岭这个小镇工作了。
我上小学时，有一年六一，在祖父的宿舍住过两天，那时乡政府还是单面的几层楼。
后来，我做记者，有一年，当地一个村里群众反应退耕还林的事，同事接到选题后，拉我去做。我们冒着雨拍完，最后没有播出。乡政府的领导找了人，把我们的稿子枪毙了。后来，我们还做个一个粮食直补的曝光新闻。结果那领导跟我一个亲戚熟，问了我号码，联系我，但节目已经播出了，我也没有接听，就把那领导彻底得罪了。
过了乡政府，除了民房，就再没啥了。
小镇逢集的日子是农历的一四七。因为人少，即便逢集，也没多少人。除过初夏买农具、草帽啥的，还有腊月里置办年货，马路两边会摆好些摊子之外，平时，只有三五个小摊子，常年坚守着，卖点蔬菜、农药、农具。
（二）
说一件我上初三那年发生的事吧。‘
初三我是在小镇的中学上的，初一初二在我们村不远的一所附中。中学的地理位置前面我说过，就不罗嗦了。中学坐北朝南，分两大块，前面是教室和教师宿舍。宿舍后面，一溜子土墙隔开，后面是大操场，操场的东南角是厕所。我们初三的教室在进校门的第一排，从我们教室出来，去上趟厕所，来回要走好一阵，六七分钟。加上老师拖堂，所以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紧张，一下课，我们像脱缰野兽一般穿过教室和操场，钻进了厕所，上毕，又疯跑着回到教室。气还没调顺，十分钟的课间休息就结束了。
就这样上厕所，夏天，还好些，冬天，那么远，实在是受罪。
我们校门口，就是马路，过马路，是个大场。场是平整过的大土场子，六月天碾麦，平时堆放麦草，也放一些麻杆、玉米杆之类的柴草，有时，晾晒东西用。场大多数时候是空闲的，四周码着一楼高的麦草。一家一垛，一家一垛，沿着场的四周摆开，显得密密实实。
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一下课，男同学出校门，钻进麦草垛后面，鸡鸡一端，撒起了尿。女同学自然是不敢的。这样，下课上厕所，省事了不少。后来，我也跟上大家一起去麦草垛后面撒尿。十几个男生排一排，端着家伙，齐刷刷朝麦草上撒尿，那气势，也是相当壮观的。天长日久，靠路边的几垛麦草底部开始发霉腐朽，还撒发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这麦草，码在场里，是留着冬天铡了给牛驴吃的。这么一尿，肯定就没法吃了。
有一次，上午第三节课后，我们几个男同学出门钻到麦草背后开始撒尿。我迟了一点，他们刚撒完，我才解裤子。突然发现麦草垛后面冲出来一个人，举着水担，咒骂着，凶神恶煞一般朝我们冲了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家一哄而散，我正要跑时，那人扬起水担，砸了过来，水担的一头打到我后脑勺，我被打翻在地，由于心里害怕，又拾起身，跑了。
到教室后，并未觉得头上有异常。上课时，后脑勺才有点隐痛。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头皮留下来，钻进了脖子。我一摸，血。便用手擦了，没有在意。流了一阵，血凝结了，没有再流。
正好我背后坐着我们村的一个女生，我后脑勺上流血，被她看到了。下午放学后，她骑自行车回家取馍馍，给我家人说了我头烂的事。
那时，我在离镇子十里外的姑姑家暂住。晚上，吃毕饭，写作业。十点多，天已黑透了。我父母突然来了姑姑家，他们走了十几里山路，顶着满头星辰来看我了，走的满头冒汗，气喘吁吁。因为那个女生描述的比较夸张，当时没有电话，父母还以为受了很严重的伤，特别操心，没顾上吃晚饭，就一路小跑着来了。我当时吃惊不已，觉得一点小伤，他们连夜竟然赶来了。母亲扳着我的头，看伤情。发现没有大碍后，才安了心。父亲坐在炕边，抽着烟，骂着那个打我的人：一堆草能值多少钱，你把我家娃打个三长两短，你能赔得起吗，再说，还是孩子，不知道嘴上教育几句，就直接下手，心真狠！
因为天太黑，父母就在姑姑家留了宿，第二天回的家。
镇子上的戏楼，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上面唱大戏。六一时，全学区的学校在上面汇报演出，我们在下面看。
当时我在附中上学，有一年六一，是不是香港回归那年，我记不起了，反正学校很重视，阵势很大。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练了。排练分两种，一种是全校的队列队形和团体操，一种是各班的节目。那时候觉得真好，整个下午不用上课，就在操场练走齐步。一班一个方阵，来回走，走的那个操场尘土飞扬，虚土一寸。汗流下来，把脖子上落满的土冲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渠。
练完各班的，就全校统一练。由大到小，我们班好像在前面。第一排，是校旗手，挑个子高的，长的挺拔的男学生。后面是举校牌的，胳膊伸老直，高抬腿走，是全校长的最端庄的女学生。接着，是大战鼓，这个得是壮实肥大的男生来，一般的，会被鼓压趴下。跟在大鼓后面的，是清一色的小鼓，好几排。然后就是号手。后面，四五年级，便是打五颜六色彩旗的，打旗需要自备旗杆，好多人砍了胳膊腕粗的白杨，当旗杆，白杨轻，剥了皮，也光滑，白皙。最后面，就是一二三年级，拿花环，举着手喊口号：庆祝六一儿童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学苦练，立志成才！花环使用红绿黄三种颜色的彩纸剪成条，越细越好，再一圈圈粘上去，有的学生家长剪的特别细、匀，举起来一晃，像彩虹，像波浪，像张宝家骟马的鬃，好看极了。
当时我是号手。打鼓轮不上我，太小。打旗，觉得降低自己的能力，没技术含量。拿花环就更不用说了。我是怎么争取到吹号的？可能是我学习好吧，我个子低，本是打旗的，老师网开一面。吹号，得有技巧，用嘴唇，用匀气。否则吹不响，要么吹响，也跟放屁一样，吱吱吱，吹不出嘟嘟嘟的节奏。我一开始也不会，搭上嘴，使命吹，结果第二天，嘴肿了。两张嘴皮打过气一样，翻撅着，笑晕了同学。不过后来练着练着，掌握了技巧，就好了。
我们班上的节目是唱歌，班主任挑选了好几个歌曲，但都太难，最后选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切合主题，又旋律简单，积极向上。我是班上嗓子最亮的一个，唱起来，虽不是百灵鸟，但也很清脆动听，跟夏天的蚂蚱一样。不比班上其他男生，一张嘴，简直一群驴叫。于是班主任很看好我，让我站在第一排中间，当主唱。
自从担任了号手和主唱，我放下号就唱歌，唱完歌就练号，这张嘴，实在是忙啊，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反正没作业，晚上，我站在村里后梁上，又吹又唱，直到北斗七星一闪一闪亮成了一串，像挂在夜空的项链时，我才回家。我的吹唱吓得满村的驴和狗不得安宁，都叫了起来，最后跟我合成了一曲雄壮的交响乐。
六一很快就到了。
我们穿上藏蓝色的线衣线裤，系上红领巾，收拾的精精干干，来到了镇子上。那时候过六一，要么穿白衬衣、蓝裤子、白运动鞋，要么就是一身蓝线衣。这个看学校情况。衬衣和裤子都是在集上缝的，线衣只能买了。有些孩子家里困难，缝不起衣服，天天哭闹，把两只眼睛哭成了核桃。最后实在没办法，当母亲的满村子借了二十元，给孩子在集上扯了布，缝了一身。有些买不起线衣，就把村里人当内衣穿的借来，一遍一遍洗，蓝线衣洗成了灰白色，穿在身上，站进队伍，格格不入。衣服有了，鞋子大多是将就的。那时候，没几家能买起运动鞋，都是白色的胶鞋，几块钱一双。有时候，几块钱，也拿不出，难心死人啊。我们村一个，没白鞋，连夜让她母亲给他在黑布鞋上蒙了一层白洋布，结果第二天，被老师狠狠骂了一顿，说你这哪是运动鞋，明明是死了人穿的丧鞋吗（我们这里去世人后亲人要在鞋尖上逢一块白布），撕了去。最后，我们村的这个同学没有参加六一。还有其他村里一个，没白鞋，晚上搞了半桶白漆，把鞋刷成了白色。结果第二天六一走齐步，白漆全掉了，露出了他破了几层的烂布鞋。
六一当天，全学区各学校的师生穿戴一新，举旗打鼓，都来了。上午，在镇子上游行。打鼓，吹号，摇花环，喊口号。街道两边挤满了四里八乡赶来看热闹的人。我们竭力给大人们展示着我们的风采，我们也要把其它学校比下去。我们不光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我们学校的精神面貌。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六一游行往往是大人们最直接的判断标准。我作为我们学校的领号手，在大人们面前，昂首挺胸，走三五十步，就领吹一串。听到大人们唧唧喳喳说好，我就越来精神了。像只小马驹一样，差点活蹦乱跳起来。看着彩旗飘荡，人潮涌动，听着口号连天，鼓声隆隆。初夏的风从人群缝隙里挤进来，吹荡着我的红领巾和蓝线衣，我感觉整个上午都在漂浮着。
中午，我在马路边吃了一碗凉粉。由于上午太卖力，吹得口干舌燥，要了两根冰棍吃了。
下午，全学区的文艺汇演。按照顺序，一一上戏楼表演。好多节目现在都忘了，只记得有歌伴舞《采蘑菇的小姑娘》，那首歌是我第一次听。还有歌曲《闪闪的红星》，因为表演节目的学生都戴了一顶红军帽，馋死我们这些爱打枪仗的男生了。我们在戏台下站着看，我们班一个同学说，谁谁的爷爷是主席，在台子下坐着看节目呢。那时候我只知道毛主席。突然听说他爷爷是主席，天啦，那该是多大的官啊，是不是从北京来的，那简直厉害死了。我开始用不一样的眼神寻找着主席的孙子某某人，一下子就觉得他好攒劲，甚至身上都发着毛毛的光。后来我才知道他爷爷是乡人大主席，不是毛主席的那个级别。当我被他爷爷的官震住，开始胡思乱想时，轮到我们表演了。
我们按顺序排上队，班主任又安顿了半天，老是盯着我，好像在给我一个人说。报完幕，我们上了戏台。我站第一排中间，一个老师把有支架的话筒摆到了我嘴跟前。我第一次站在这个戏台上，朝下看，黑乎乎的脑袋，密匝匝的铺在台下，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我有些紧张，使劲捏着线裤的白道子，汗在手心里打滚。音乐响了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张圆了嘴，却发现我嗓子哑了，发不出任何一点声音。我憋红了脸，有点发抖。我嘴前的话筒里只有两侧同学的声音，没有我的领唱，大家像一群羊，四分五裂的走开了，走了成一团麻。我捏紧两只拳头，汗都快从指缝里渗出来了。我使劲往出吼，我发出了声音，但很遗憾，是那种沙哑的驴叫声。戏台下满场子的人被我断断续续的驴叫声吓着了，他们齐刷刷盯着我，像一万支箭射向了我，我快要死掉了。
我不知道那个合唱是怎么结束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失声的原因是早上用嗓过度，中午用冰棍冰了一下，声带受损，加之紧张，就发不出声音了。
回去的路上，看着人家学校的学生都抱着大大的奖牌，我难受极了，我恨不得把我杀掉，剁成肉丁，喂了半路上的狗。
回到家，我晚饭也没吃，就蒙着头睡了。一晚上，全做的是合唱的梦，一会是我的嗓子好了，在我的领唱下得了第一名，我们抱着奖状哈哈大笑。一会又梦见我的嗓子还是哑的，急得我不行，差点快尿裤子了，最后我那削笔刀把喉咙割开，取出了几颗砂子。我的脖子在冒血，像泉眼一样，我被惊醒了，一抹，脖子上缠着一个冰凉的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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