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虽不同，但说到写文章，除了王安石，谁能更懂苏轼呢？

北宋神宗年间，文坛有两位不世出的大师，从针锋相对到惺惺相惜，再到最后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划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线，他们是王安石和苏轼。

熙宁年间，围绕变法的正确与否，王安石和苏轼水火不容，斗得不亦乐乎。情急之下，王安石甚至不惜对苏轼进行人身攻击，但说到写文章，他们却是对方的知音。

1069年，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党争最激烈的一年，王安石亲自编写的《英宗实录》正式成书。苏轼看过后，大为赞赏，评价道：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之后的数年时间里，王安石一直对苏轼采取压制手段，将其外放于地方为官。而苏轼呢，也一点都没有消停，一面接连向朝廷上书反对新法，一面在诗文里讥讽新法的弊端。

1076年，王安石再次罢相，处于半退休的状态。1077年的十月，朝廷应杭州知府赵抃之请，为故吴越王钱氏建了一座表忠观。应赵抃之请，苏轼撰写了一篇《表忠观碑》，此文一经传出后，立即得到天下士子的交口称赞。

有一天，闲居在家的王安石读到这篇文章，喜爱不已。有客人问道：“相公也喜欢这个人的文章吗？”王安石说：“此文绝似西汉。”满座为王安石的大度赞叹不已。

王安石反问客人：“可以与西汉何人相比？”杨德逢说：“王褒。”王安石不以为然。杨德逢疑惑了：“难道可以与司马相如、扬雄相提并论？”

王安石回答道：“司马相如写得好的不过《子虚》、《大人》等几篇赋而已，扬雄的《太玄》、《法言》是为了阐述《易经》、《论语》，没有见过他们写得好的叙事文章。窃以为苏轼的这篇文章与司马迁不相上下。”满座又叹服于王安石的见识。

接着，王安石又问道："你们觉得可以与司马迁的哪篇文章相比呢？”满座皆惊，无以为对。王安石缓缓说道：“《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也。”

后来，《表忠观碑》由苏轼亲自书写，并刻成了石碑，置于杭州钱氏坟内，分四石两面刻。原碑现已失传，今存为明代重刻。

清人王大忻曾评价道“《表忠观碑》笔法方整俊伟，比之蔡君谟，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不愧为苏轼“四大名碑”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