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揭密：火烧迪化城(下)
A
宣统二年七月初六（1910年8月10日）上午，王高升再次召集哥老员成员开会，这次的目的是找到田熙年，哥老会本身就有强大的关系组织和耳目，很快就探听到田熙年躲在蒋松林家中。于是，王高升再次召集数千人围堵巡抚衙门，要求立刻惩办田熙年。
巡抚联魁派人出来敷衍，此时，王高升等人已不再相信衙门的承诺，既然击鼓鸣怨没用，那就废了这只装蒜的鼓。于是，数十人手持短刀和木棒拥至一堂，将衙门外的鸣怨鼓捣毁。人性本是恶的，破坏欲是人性本身所具备的，当理智不能左右情绪时，这种破坏欲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不可控制。此时，王树枬等衙府内的官员从后门逃了。众人又喊又叫的等到太阳西下，巡抚联魁命人传话说：今天已晚，此事办不了，等田熙年将手头的事移交完毕后，一定严惩不怠。
既然官府靠不住，那么帮会有帮会的规矩，于是王高升带众人冲到蒋松林的家要人，蒋家说田不在蒋公馆中，群情激愤的哥老会成员纵火烧了蒋公馆。
官场一般是一个官倒霉，其它官无比的兴奋，但又要装出兔死狐悲的人文情怀，从道义上进行指责。所以各衙署官员、巡捕均闭门自守，隔岸观火，怕引火烧身，更有人兴灾乐祸。
之后，王高升带人又冲到迪化县衙的牢狱，砸开牢门，放出牢内所关押的六十多名犯人。然后一群人又开始围攻官钱局（现民德路财政厅位置），结果被卫兵放枪赶回。路过一个当铺时，这些人又抢了几把马刀，又在切面店，抢了几把切面刀。
纵火是前一天就准备好的，当晚十点左右，哥老会成员各有分工，前面的一行人提着石油桶向木制的大门刷油，另一伙人点火，专烧“津商”铺子。不多时，北梁（现市一中的位置）火势先起，小十字一带，二十余户商铺燃起了熊熊大火。之后，东大街也被点燃，当日，突然起风，火势在风势的作用，大、小十字一带的商铺，牌楼很快陷入烈焰之中。火势一直延烧到南门山西商号经营的蔚丰厚钱庄。
王高升此时又带人捣开新东门，准备与步兵营内的哥老会成员汇合，但是被管带李文标率兵击退。这个李文标，外号叫李大马棒，喜欢用军棒棒打士兵，之前，也将三名外出的士兵用军棒打死，也许打死的士兵不是哥老会的成员，所以李文标并没有成为哥老会的攻击对象。
被击退的众人再次进入城内，准备围攻王树枬的藩署，再次被卫兵击退。看着大火熊熊，半个迪化都在燃烧，此时，巡抚联魁命令全城军警出动，追杀纵火的哥老会成员。王高升知道，再不逃走，等官兵来抓就来不及了，由于，数十人在王高升的带领下，准备从北门出逃，行至北门的元泰堂药店时，店员以为放火的要来烧店，就用铁砂枪把王高升打伤。受伤的王高升没跑多远被军警抓住当场砍死。其它成员砍伤北门守兵一人，趁乱逃跑了。有人放火，就有人趁火打劫，没被烧的商户被抢走商物也不少。王高升的遗体当晚被哥老会成员抢走，秘密埋在六道湾山后。
大火烧了一夜，大小十字以及东门一带的商户毁于一旦。这些商户涉及津、晋等字号170余家。“津商”八大家，只有“同盛合”、“公聚成”幸免于难。怎么善后成了问题。
B
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军警抓住了纵火和监狱逃脱的十余人，在巡抚照壁内广场当众砍头。之后，田熙年也被当众枪毙，以平民愤。
这类惊天大事，原本纸里包不住火，但是联魁等人怕朝廷得知，最初想隐瞒不报，并严查邮电，以防泄漏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官府并没有想到当时《京话时报》的创刊人彭翼仲正因“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被流放在迪化。目睹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于是彭翼仲通过朋友，使用财政监理官的电报，将此事上传《京报》，这件事先从报端揭露出来。
清廷随后发电责问。纵火案发生五天后，联魁等才向北京电告。
《清实录》记载了联魁的奏折：陆军马队第一营试署管带田熙年，因己革护兵蒋兴奎言语顶撞，气忿杀毙，至匪徒勾结无赖多人，借端煽惑，相率至巡抚衙门哄堂要挟，不服理喻，复打毁押所，放出押犯多名，放火抢劫，形同叛逆，当即调集营兵，弹压救护，将匪首王高升格杀，并枪毙拿获正法十余人，余匪窜逸。田熙年身为军官，逞忿抎杀，业已讯明正法……
能当良民的多数是吃喝不愁的小康户，但当这些良民一夜之间一无所有，那自然也变成了刁民。哥老会作乱，官衙不作为，才发生了纵火事件，“津商”与官府中也多有勾结，难免有礼上往来、钱权交易，现在倾家荡产，官府得管。
于是，众商户在津商“公聚成”开会，要求官府给予赔偿。因为这些商人已得知了朝廷的电复：“被害商民，妥筹抚恤”。
新疆的财政，自古就靠中央政府协饷，也就是新疆养官养兵的钱是朝廷出钱，当地财政无法支付官府所需的大量资金。但是，清王朝的江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党四处起义、多处发生暗杀清廷大员事件，大清自顾不已，那有钱给新疆资助。
虽然新疆巡抚联魁多次电请朝廷，但电报如泥牛入海。联魁不只给朝廷去电，还给各省督抚去电，请求帮助，电文如下：“省中富商，全归烟烬，南北商业，俱在省垣，边防要地，外人窥伺，隐患无穷，现悉索库款，补助商民，杯水车薪，断难济事，万不得已，惟有吁恳尊处，念切边圉，迅将前欠新省协饷，酌量筹拨，以济眉急。”
其言词之诚，今日读来都会让人黯然伤神。这个电文也透出一个信息，当时新疆的协饷是由内陆各省分摊的，也就是说，前一年很多省就没有把该给的钱给新疆。当时的大清，国破山河碎。只可能“一方有难，八方捣蛋”，各省督抚被革命党折腾的筋疲力尽，宣统皇帝傅仪，一个四岁小儿，傀儡而已，各大臣也都自保，谁管新疆的事。
C
新疆省府能拿出多少钱？最终加上官捐和府库垫资凑了39.5万两。官捐当然不是当官的自愿捐钱，而是当时清政府规定士人可以花钱捐个候补，有位子就可当官，穿官服，对多数人来说就是花钱买个官职，用以记入家谱，光宗耀祖，此外就是在家，自己戴个官帽照着镜子没事偷着乐那类。因为在嘉庆年间，就有20多万个纳捐的候补县令等着争县长的位子呢，到宣统年间也只能是捐个虚衔，因为等不起，清朝官员没有退休制度。当然花钱多的就真可以由士人变官人，这些士人多是官人和商人子弟。
自秦汉以来，做官有三条路，一是靠能写或能打，二是靠爹的造化世袭或蒙荫，三是靠银子或关系。但是清朝是成系统的让捐钱多的人入官场，中后期已少有真正的进士及第做地方官，刚开始走“正途”上去的官员是不屑与纳捐的“异途”官员站在一排，到清末，走正途上去的官变得凤毛麟角。府衙内都是花钱买来的顶带。“礼仪廉耻，国之四维”靠买官卖官稳持财政的大清王朝，不亡是没天理了。
这笔钱给了受灾商家算是垫款。自古经商，偷税漏税是正常事，但是在迪化纵火案后，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商人主动要求多交税，这就是当时的“二五”商税，提出这个建议的当然不是小商小贩，是“津商”首富周恒彬。当时津商、晋商的投资已进入了资本和金融市场，发行油布票、参与汇兑业务，甚至掌管了官钱局。这个“二五”商税大概意思是，官府很穷，我们不忍心火灾损失都推到官府身上，商会决议，为减轻官府负担，从宣统三年六月初一（1911年6月26日）开始，全疆的商货贸易每百两税银多交二两五钱的附加税，直到还清官府的垫资为止。这项税收得到了受灾“津商”的大力支持。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受灾商户的官府垫资，由全疆的商人共同担负了。
可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皇帝退位了。这笔附加税变成了中华民国新疆省地方税，一直收到新疆和平解放。
D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完结，既然有那么多纳捐的官在后备着当官，这一任官出那么大事，自然有人挑头，要求对新疆省的官员进行查办。
首先下台的是巡抚，各界认为联魁为官懦弱，未及时有效的处理原本可以预见的一场乱民滋事，以至引起迪化纵火，损失惨重。于是，火灾发生的第19天，联魁被免职。六十岁的安徽人袁大化由江西巡抚调任新疆巡抚，成为新疆建省以来第八任巡抚，也是最后一任巡抚。但是事隔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宣统退位，新疆各地哥老会戕害清廷任命的官员，同盟会与哥老会联手组成起义军，由伊犁进攻迪化，袁大化见大势已去，把官印交给杨增新，半夜跑路，逃离新疆。
其次下台的是布政使王树枬。陕甘总督长庚，曾任伊犁将军，对新疆军务熟知，与联魁私交很好，联魁下台，长庚就参王树枬一本，称其“贪鄙营私，侵蚀库款”等罪名，这个罪名原本可以用于晚清多数官员，但是最后核实，这个王树枬，除了抽大烟之外，其它罪证并没有查实。但是，事发三个月后，王树枬撤职调离新疆。
那么巡抚与布政使是什么关系，这两个官员的官阶是一样的，都是从二品，但是巡抚掌管军事、吏治、刑狱，也称抚台，而布政使掌管民政、田赋、户籍，也称藩台，合起来就可以理解为父母官。从权利上巡抚大于布政使，这就造成，这两官阶相同的官员面合心不合。实际上联魁与王树楠的关系也不合，联魁是满人，蒙荫当官，贡生出身，连个举人都没考上。而王树楠是进士出身，当时已是北派著名的学者。两人关系不合，由来已久，而且相互告状也成惯例。驻疆大员的意见的相左，也就导致事件发生后，不能当机立断。
在此次纵火案中被处理的还有提法使荣沛，陆军协统周德金、副将徐积诚、参将郝忠裔、游击汤开祥、守备张九龄、知县张辅宸、参将蒋松林等人。
这起纵火案，事实上给同盟会联合哥老会在新疆的起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是新疆不同与内陆的另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辛亥革命本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内陆最大的支持者就是资本家，但是在新疆则相反，在暗中活动准备发动起义的刘先俊等革命党人在迪化并没得到商界的支持，反被出卖杀头，导致迪化辛亥革命的失败。
每一个事件，都可能重塑历史，因为历史不容假设，我们无法评估这起纵火案对新疆政局的影响。
历史终是一面镜子。而历史事件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换一种面目又会重复而现。
为官者，当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