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漂流 08
电影《燃烧》剧照
“我不想成为作家，我对当作家没什么兴趣。”
“为什么？”
“大家都写自己想当作家，像一个猴子一样被人看，但我喜欢偷窥别人的快感。”
当我问胡说为什么想拍片时，他对我这么说。原本，我是想让他接受采访，作为报社“青年导演”系列的一个补充，可他还是喜欢躲起来，就只是跟我唠嗑，但不接受采访。
盖茨比书店有很多名校毕业生，胡说是其中最另类的一个。他是那一届北京电影学院年纪最大的学生，在此之前，他已经读了一年中专，辍学复读，考了三次，直到第三年才考进北电。
他的经历可算传奇，早在大学时，他就是学生们私下热议的人物，有人看不懂他的作品，却断定他会是电影大师，也有人说他脾气臭，在合作一次后就断绝了联系。
我跟他地理上的共性，就是我们都在粤西长大，他比我更偏，在粤西的一座岛上读完初中。我曾经跟他聊过此事，那地方的学生会公然说自己要嫖娼，他们无心上课，放学后就找女人，网吧和红灯区是他们最常光顾的地方。他亲眼见到有人在街上被打，哪怕在学校里，很多学生也无心学习，不是赌博就是把妹，过过拉帮结派的瘾。只有火箭班成绩好的学生，才有可能考进好的高中。
胡说在那里早早体会到人性之恶。可他并不是火箭班的学生，中考落榜，勉强上了一所城里交钱就能进的私立学校。军训当晚，听同学聊如何去红灯区找鸡的经验。走到楼下，就看到有人的鸡巴光秃秃地抖动在潮湿炎热的空气中。
在那个不时传出学生打架斗殴消息的环境里，胡说靠电影和小说支撑自己摇摇欲坠的人生。他那时候喜欢看金基德、园子温，也喜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萨德侯爵的小说。余华的作品他看不上，但他想像余华一样出名。他高中时偷拍过一个男老师去红灯区，传上网络，在论坛和贴吧里引发过骚动。他也试过一时兴起，去拍摄中途辍学的哥们，那些流水线工厂附近的杀马特、三和大神，他觉得好玩，存在手机素材库里。
脏兮兮的空气，脏兮兮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三年，三年后，到了一个更加鸟不拉屎的地方，空气质量上来了，同学却更加颓废。他觉得不能这样，在一次斗殴后选择了辍学。落榜两年，他依然把电影学院作为自己的目标。第三年，他终于考上。
北京是一座不乏名流子弟的学校，在电影学院，面孔精致、穿着光鲜的人数不胜数，胡说的家世和外貌跟他们相比，都不能算出众。但他有两点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第一点，这人特别轴，里里外外散发出一股不妥协的气质。第二点，这人身上的传奇轶事还挺多。据说，他为了体验杀马特的生活，专门把头发染成杀马特那样，潜入他们那部。更令同学啧啧称奇的，是他不远万里从粤西乘火车穿越东亚大陆，只为去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献上一封信。
他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短片。先搞定护照、签证，乘车到广州，坐绿皮火车上到北京，再沿着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大诺夫哥罗德（老鲁萨），一路穿越俄罗斯腹地，直到圣彼得堡，抵达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旁的收费墓地，那里埋葬着沉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阴云密布的湿冷天空下，圣彼德堡的巨树被天空藏进体内。雨水打湿了枯叶，烧炭的人用烈酒暖身，彩色橱窗内肥美的肉体，正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下尽情缠绵，热火烧完后，又被一场湿雨打回原形，沉溺在不可挽回的颓败和重负中，只有闻到墓地上盛开的芳香，才能重寻黄金时代的盛况。远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远去的黄金时代，留下一座冬眠的城市，一群沉湎于回忆的人。
他那天无所事事地在墓园里漫步。看墓碑前路人留下的红色花束，看到一团绿色中央撑起十字架的半身天使。他还看到，在黑色的庄严石像里就刻着他曾在书本读到的文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志铭，也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开篇引言。
作品在死者和生者间结成绳索，将彼此从黑暗的地宫里托举出来。看见天空，一轮每天照常升起的红日。百年以后，涅夫斯基修道院安静从容，《卡马拉佐夫兄弟》描绘的贫民区也早已换了模样。他沿着地图和书中提示的地点寻找，远离游客繁多的地带，一头钻进昔日陀氏描绘的肮脏、恶臭、充满酒精和斗殴的地方，试图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乞丐、扒手和酒鬼相遇，但那天，他看到的是一排排崭新整洁的棕褐色、灰白色建筑，和圣彼得堡其他住宅区没有区别，只有在一栋黄色房子里，才能寻觅到两百年前的蛛丝马迹。
“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家。彼得堡这块土地上人物悲剧的命运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基于他对全人类激情的布道。”
前来参观排队的人让他意识到，这终究是一个景观。
但是在盖茨比书店，当我问起他那次圣彼得堡的经历时，他却笑了笑对我说：“都是编的。”
“都是编的？”
“对，我根本没去过俄国。”
“可是……你拍的片子……”
“那个用蒙太奇就可以做到。”
胡说继续在天台上饮酒，我沉默地注意这个人，有时候越是看他，越觉得他像是灯罩里的飞蛾，忽明忽暗，飘忽不定，每当我想要靠近，就越是离他遥远。
我渴望找到那封信，那封他自称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的信。他或许写在日志，留在其他储存文字的地方，我对他文字的好奇，对这个人的疑惑，都像是在迷雾之中，寻找一束闪烁的绿灯。可翻来覆去，只找到小说中以第一人称书写的零散片段，名为日记，却不确定是否是那一封。其中在一篇名为《墓园之灯》的小说里，主人公的信件这样写道：
“我说服自己去爱一个人。在说服自己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是不爱她的。我想学会去爱一个人，在生命中前二十年，我从未真正有底气说，自己在爱一个人。我确信，自己热爱写作，热爱作为复数的人，热爱一切抽象的飘渺的事物，但我越是爱人类这个整体，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我告诉自己要关心他人，对抗基于利己主义的冷漠、自私与残酷，我甚至曾经对数不清的人提起，去宣传知识分子已经沦为陈词滥调的关爱他人的理念，但是，当我只是一个人，关在属于自己密闭的房间里，我知道，对他人的关爱纯粹出于道义和责任感促发的羞愧，而我并不爱他们，我只爱自己，我是出于对这种念头的悔恨而去告诉自己要爱他们。”
可是，这和陀氏有什么关系？我暗自带着疑惑去问陶然，陶然说：“你别理他，他这人就爱说胡话。”“那他真去过俄国吗？”我问。陶然说：“当然去过。他都有在圣彼得堡留下的合照。”
我观看陶然发给我的照片，那些照片灰暗、萧条，像是一个幽灵潜入历史的废墟。胡说确实出现在了圣彼得堡街头，他拍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墓，也去往这座城市真正的贫民区。陶然笑着说：“这人就爱脏兮兮的地方跑。他现在忙的片子，也跟破败有关。”
我微微地不以为然道：“搞文艺的不就爱拍穷人，都市人爱看。”
陶然摇摇头：“他还不太一样，别人是打一枪换一炮，拍到猎奇的素材就走，他是一投入进去，就要沉浸很久，拍的东西还不讨好，是那种让人一头雾水的东西。”
我继续说：“那搞电影的不都故弄玄虚，看不懂就显得牛逼。”
他说：“他还是有东西的，不信，有机会我给你放放他的片子。”
“什么时候？”
“下个月吧，盖茨比书店有放映活动。”
我答应陶然，结果第二天，他俩就吵了起来。当我下班后回到书屋时，陶然涨红了脸说：“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轴？”胡说也不示弱地回应：“我就是不想像个猴子一样被人看。”
“让你去社交一次，又不是让你卖身。”
“但我不喜欢那人的片子。”
陶然劝胡说参加一场分享，但胡说直说道:“我不是反对抛头露脸，我是不想昧着良心，夸一部我不喜欢的作品。”
陶然说:“你就当是走走过场，有陈老师的推荐，你以后会顺利很多。”
胡说态度很坚决:“他怎样我不管，那部片子拍得烂，就是事实，我们不能喂观众吃（），还说片子真香。否则，我们和那些收钱写软文的写手有什么区别？”
陶然难为情地说：“我看也没你说的那么糟吧，业内评价还不错……”
胡说：“那是因为没人敢批评他，又是底层题材，拍得一般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陶然说:“你这话可别到处说。”
胡说让他放心:“我就跟你私下探讨，我尊重拍底层议题的作者，但社会议题不能成为烂作品的保护伞，拍得不行就是不行，跟他是不是权威，是不是重大议题都没关系。”
陶然一脸黑线，说:“你不用夸他，就在那坐着，说些有的没的话也行。”
胡说戴着帽子，把玩打火机：“那你给我一个去的理由。”
“为了小鲁，你也得去。”
胡说沉默。
“这部片要让更多人看见，不只是为你，也是为小鲁。你去参加那个活动，如果陈老师喜欢，有他的推荐，我们去迷楼电影节就能顺利很多。”
“这事你去，我不去。”
“现在不是跟我犟的时候。”
“你就说这片是你拍的，他也不介意。”
“你是导演，当然得你来。我话放这了，人家老师知道你，也看过你的片子，我就差腆着脸求人家了，人家才答应这场对谈，要不然，人家哪有空跟你这么个新人唠嗑。你老说人不重要，作品重要，那现在为了作品，为了它有更好的平台推出，你牺牲一点成不成？耍个猴怎么了？谁还不是个演员，瞧把你能耐的，给你根棍真把自己当王爷，我看你这小子就是欠揍。”
“说完了吗？说完了吃饭吧。”胡说拧巴着脸，用打火机喷出的火苗烧酒瓶上的贴纸，他们吵得多了，所以就算陶然当着面骂他，他也没那么大反应，只是心底里那股执着，不是一下子能放下的。
当晚，为了圣诞树的完工，陶然招呼我们再次捡落叶。圣诞树买一株就是了，但陶然不想那么随意，他觉得，很多事都太轻易了，太轻易，就不会有劳动完成的喜悦，他看重那个劳动过程，用落叶做圣诞树，是他能想到最环保，也最具可行性的方式。
我们捡叶子，找竹竿，叶子由浅到深，绿色、黄色、棕褐色，一些细小的银杏叶，一片片落入草绿色的袋子里。雾蒙蒙的天，最难寻的其实是竹竿。我开玩笑，要不你折一根。陶然说，不行，咱们还是要环保。他们就继续找，从马路到校园，直到竹林中，月光的清辉洒下来，幽蓝的夜色中弥漫着细细的灰尘，三个戴口罩的人，在杂草上左翻右找，可算是找到一根细细长长的竹棍，扛在肩上，好似丐帮帮主的打狗棍。陶然笑嘿嘿说，打狗在手，天下我有！三人乐呵呵地在月下漫步，于迷梦般的雾霭中潜入城市深处。
回到书屋，陶然把旧报纸、钢丝、胶水和剪刀拿出来，三个人，分工合作，陶然承担了主要工作，他和胡说负责把竹棍插进基座上，但刚准备插进去，他马上意识到问题，有蜘蛛爬了出来！黑乎乎的圆孔里，一只芝麻粒大小的蜘蛛探出来，在棍子上有恃无恐地巡游。我怕蜘蛛，第一个念头是把它拍死，但陶然说，它也是生命，我们别弄死它。陶然取出一个透明的玻璃瓶，诱导蜘蛛爬到瓶子里，关上瓶盖，下楼把蜘蛛放到草丛里。那根竹子有几道裂痕，不知道黑暗中还藏了多少东西，陶然用灯照射，确认竹棍里没有生物，才定下心用水冲洗竹子，随后用透明胶固定。
竹棍插进去了，随后是绕钢丝，贴报纸，一串串日期和文字，缠绕成冰淇淋圆筒般的形状，准确来说，像是西方中世纪教堂常见的锥子型尖顶，准备就绪后，就是枯燥、重复的贴叶子，深色在下，浅色在上，最美的一片放在顶端犹如星星，其中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去势”，就像把男人的根切断，叶子贴上之前，也要把它的根剪断。一根根枝头落在地上，扫进簸箕，去势的叶子无声无息，装点成一株黄绿色的圣诞树。
平安夜那天，在经历了持续一周的加班后，我终于有时间放下电脑，全身心投入到欢乐之中。身为劳动人民，我清楚地意识到节日就是为劳工准备的，没有节日，劳工的加班就没有尽头，人们用节日的名义休假，在节日尽情玩耍，给疲惫的肉身注入有闲阶级的快感。
在那个艰难的年份，节日——尤其是年底的节日，对上班族来说更有了一分运势好转的期待，为了使节日的氛围更浓厚，陶然早先就提议，书屋的每个人写一张纸条，上面是自己的名字，写好后，纸条混在一起，每个人随机抽一张，抽到谁的名字，就为那人准备圣诞礼物。
那天夜晚，书屋的十个人难得团聚，其中有几位我见面不多，虽然同在一间屋，但上班、加班，回家后关上房门，能聊天也需要一个契机。
我猜想杜若抽到了胡说。她形容，自己抽到的这个人，是一个喜欢观察别人的人，他的眼直勾勾的，像把人衣服脱掉一样。杜若伏在沙发上就像一只野性的猫，她那天夜晚的妆容格外精致，不说话像个冰美人，说起话来，恍惚间令人想起《堕落天使》里的李嘉欣。吞云吐雾，烈焰红唇，举手投足间有挡不住的风情。若我是女子，兴许会被这女人掰弯，而作为男性，说没有感觉，那我就是不诚实。可我又得装作矜持的样子，看杜若与胡说眉目相对。
但我没有想到，她把礼物交到了我的手上。我愣了一会，说:“我以为你说的是胡说。”杜若说:“打开看看。”我接过一本画册一样的东西，脸色绯红地翻开她为我准备的礼物。没有想到，那是一张艺术地表现人体之美的画册，翻开第一页，就是一个女人的舌尖轻舔唇瓣，她坐在高脚凳上，脚踝被一只白净细长的手握住，而手的主人在画框之外。
其他人在起哄，人们看到挑逗的东西，终归浮想联翩。看到这里，或许有的读者会暗暗评论，这个作者真不要脸，还幻想女生给他送这种东西。但没办法，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在那个格林威治嬉皮公社风格的地方，性调侃已经成了令人见怪不怪的事，我们未必是真的想和对方做事，而只是真听真看真感受，把我们对多元的认可，实践到生活之中。有人滴蜡，有人绑绳，有人借香薰和酒，嘲讽三秒就射的男人。姐妹们爱在沙发聊天，问为什么男人做事前和做事后反差这么大，一个外号Eva的女生说，她前不久认识个男的，甜言蜜语，百般体贴，第一次过夜后就对她爱理不理了。恰好，沙发对面坐着一男的，陶然，她就问陶然，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样？陶然说，男的都这样，男的都不是好东西。
深夜，杜若和Eva领着我去蹦迪。杜若是这一带的老手，她领着我们在烟雾和强光中游荡。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蹦迪，在来到北京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蹦迪是什么意思，以为是一种高空探险运动。杜若一副要把我带坏的表情看着我，她问我抽不抽烟，把手中的电子烟递给我，我尝了一口，朝天空吐出一缕轻轻的烟雾。在沸水般煮热的人群中，我感到无所适从，看着一个个长靴女郎和穿金戴银的男人，古铜色肌肤，耀眼的红光，我头晕目眩，像是在一座巨大的城市迷宫中迷失，无穷的灯光，无穷的酒精，烟雾滑滑地爱抚每一个人的肌肤。我一言不发，像是个书呆子领略这眩晕的世界，下意识走在他们身后，回归一个有安全感的观察者。杜若建议我多喝酒，让我放松。Eva说我就是闷骚，要不也不会来这里。
我在这座电子集市里像个白痴一样扭动自己的腰身，克制住自我的羞耻感，展现我那木头人一般的舞姿。杜若一口烟雾吐到我脸上，一只手抓住我，让我的身躯缓缓贴近，直到我们只隔了厘米间的距离，她像是流动的红黑色幻象，包裹住我整个视线，我吞下烈酒，闭上双眼，感受真实的呼吸和体温，放下理智，解除工作的噪音，我渴望自己豁出去一点，再投入一点，不要计算，不要后果，宁要充满感受的生活。
当杜若的手划过Eva的锁骨，慢慢下游，贴在她露出的平坦腰身，我看着她们，像是用眼睛完成一场云雨。我们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达到意念的高潮，在金属朋克的躁动里，等待所有热气上浮。这让我想起郝蕾那首《氧气》，一股强烈袭来的风，但走出迷楼，跌入寂静的黑暗，我们又回归理智，在燃烧过后是一场漫长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