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王选：苍山渐晚（四题）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

土炮，作为儿子

土炮不是炮，是我们家邻居的邻居的名字。

土炮母亲来我们家。我坐在门槛上刷微信。

院子西角，不知哪年丢弃的一粒苹果籽，长出了苗子。现在一人高了。父亲冬天修剪过。院子南边，是炕大的一块花园。韭菜开花，月季猩红，葡萄藤攀在屋檐下，肚皮上挂着稀稀拉拉纽子般的葡萄。花和菜是父母种的，但人都不在。一个在城里打工，一个在遥远的天津打工。

土炮母亲看我家门虚掩着，以为我母亲回来了，想进来说几句话。她一手提着铝盆，一边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捆葱。盆边上粘着面粉。银色的盆子，在正午阳光的反射下，摔出一坨亮光，淌在地上。她跟母亲是同岁的人，娘家离我舅婆家也不远。她跟我母亲一样苍老了。五十来岁，白头发，犹如荒坡的野草，一茬一茬长。没办法，集上买了劣质的染发剂。回来调和一下，用旧牙刷抹在头发上。味道刺鼻，扎眼睛。没几天，颜色就掉了，还是满头白，她们懒得拾掇了。她们是中国最苦命的一层人，为了生存，为了子女，受尽了人世间所有苦，操碎了干裂的一颗心。

土炮姐弟二人，姐姐早些年嫁人了。土炮母亲到现在都后悔当时要的彩礼少了，才三万元。三万，太少了，放到现在，城里一个厕所都买不下。她给土炮娶媳妇时，女方要了十四万的彩礼，退了两万，也要十二万。相比她家姑娘的彩礼，差太多，让她一直耿耿于怀，也一直对土炮父亲有怨言，动不动扯起这事，骂一顿。

当初，家里的主是土炮父亲做的。他觉得彩礼这事，不能没有。没有的话，人家觉得你姑娘不值钱。也不能过分，这又不是倒卖人口，不是卖骡子卖马要讨个好价钱。况且，姑娘嫁人，当父母的还是希望他们一家人把日子过好。一次性把男方掏空，姑娘嫁过去，日子咋过？土炮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土炮母亲说，你有一颗菩萨心肠，但土炮娶媳妇，你能保证人家女方也这么想？土炮父亲嫌女人家瞎搅和事，打发出去了。最后和男方的媒人商定，彩礼要五万，到时候，退两万，皆大欢喜。

轮到土炮娶媳妇时，女方家开出的条件是：彩礼十五万，三金，四季穿的衣裳各三套，到西安拍婚纱照，去三亚旅游，最关键的是城里有房，有车。女方狮子大张口，土炮家自然是无法接受的，房子、车子、彩礼，加上其他花销，差不多一百万。就是把老两口宰了，割成肉，卖了，也换不来一百万。但也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儿子娶媳妇啊。最后他们托媒人，跑了不下十趟，把一套房和一辆车抹掉了，答应以后手头宽裕了一定买。女方把三金提升成五金，最后才勉强同意。

在西秦岭的今天，农村人结婚，女方城里要房，已经成了最基本的要求。城里没房，这事基本就别提。土炮父亲为女方暂时放弃房和车感到欣慰，甚至有点骄傲，在村里不时吹嘘，你看我家儿媳妇，没要房和车，就跟了我家土炮。

结婚以后，土炮带着媳妇到城里打工去了。土炮搞装修，主要粉墙。媳妇在酒店当服务员。

这期间，土炮父亲出事了。

那是一个夏天，正午过后。土炮父亲把门口的一堆驴粪扫到墙根下，无意间瞥到家里唯一的黑驴蹄子长了，前面裂着几道口子，看来该削蹄子了。给驴削蹄子，跟给人剪指甲一个理。

他从村里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一个能帮手的人。只好从厨房喊出切酸菜的土炮母亲，给自己帮忙。他找出多年不用的门担，提了绳子，放到门外。又取下镰刀，喷了几口水，在廊檐下的石头上，磨了磨。黑驴在门口杏树下拴着，乘凉，尾巴摔打着，赶蚊蝇。土炮父亲把驴缰绳紧紧缠在树上，把驴头提起，让驴无法挣扎。然后凑上前，一把抓起驴后腿，一扯，搭在土炮母亲抵上来的门担上，用绳子一绑，固定住。土炮母亲用肩膀扛着门担的另一头。把驴后腿抬起，让驴蹄子尽量朝上。黑驴拧头甩屁股，踢腾了半天，发现无济于事，才稍微消停了一点。土炮父亲提着镰刀，站在门担左侧，刀刃向内，把厚厚的碗口般的破损蹄子，一点点削下来，像削果皮一样。驴又挣扎了一阵，很快习惯了这种不适感，便任由主人削了。左后腿削完，换右后腿。地上落了一层薄片状的驴蹄子，大小不一，像一层黑树叶。眼看着马上削完了，但最后一镰刀，土炮父亲没控制住，手下一滑，削深了，削过蹄子，钻到肉里。黑驴一疼，浑身一抽，屁股两扭，上跳下窜，又咬又踢，没几下，绑在门担上的蹄子挣脱了。以土炮母亲的力气，哪能治住一头暴跳如雷的驴。土炮父亲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黑驴朝他胸口一蹄子。他从崖上翻下去，把腰摔折了。

腰折了以后，家里因为结过婚，没钱治，土炮父亲躺了一年多，最后能下炕了，但走路勾着腰，像一只虾。才五十出头的人，已经不像样子了。

土炮和媳妇在城里打工，挣钱，一心要买房。给父亲看病，也舍不得。城里的房价，日了天了，一周一个价，一月一大涨，均价过万了，离城里半截子的，也要七八千。以他们挣钱的速度，一年拼死拼活攒五万，六年才能攒够一个首付，再办一个贷款，每月还三四千，还三五十年，这一辈子人陷在房贷的泥潭里，也就没指望了。

但买房是他们的理想。他们要和村里人一样，离开麦村，体体面面地当城里人。

土炮父母并不反对儿子在城里买房，虽然家里盖满了房，再住四五个人都没问题。当初他们口头承诺过，要给儿媳妇买房。现在倒好，老两口挣不了钱，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难心。他们一度为不能出门打工挣钱给儿子买房填补而感到愧疚和痛苦。

土炮母亲坐在院子的台阶上，阳光照着她灰白的头发和满脸倦容。我似乎在她的侧影里看到了我母亲的样子，她们同样疲惫，同样无助，同样被生活磨得千沟百壑，同样为了子女受尽苦难。这人世间，活着，可能就是来受罪的。

土炮母亲说，跑了半个庄，都是些老弱病残，连一点浆水都没要下，上午拔了几棵白菜，准备弄点浆水酸菜，要不来一点酵子（发酵用的浆水）。

我应道，能走的都走了。遂又想起土炮父亲，问身体咋样。

老样子，光把屎尿能自己送掉，啥活也干不了。

土炮咋样？听说媳妇生娃了，儿子还是女子？

女子。

你咋不给帮着带娃？

刚生下，伺候了几天月婆子，人家嫌我这也不会弄，那也不会弄，我忍着，啥话都不说，心想，我再不会弄，也把两个娃拉扯大了。有一天，给人家炖了一只土鸡，提到医院，人家嫌煮得太绵了，倒厕所了，我气不过，说了两句，人家大哭大闹，往土炮的脸上唾唾沫，不给娃喂奶，把我骂了个里外不是人。我也就忍了，心想，都是为了娃，一辈子了，啥气没受过，骂几句就骂几句，反正也掉不了肉。结果，有一天，娃尿了，我给换尿布，人家一把把娃夺过去，骂我手贱兮兮的，啥球事都不会弄，还不如滚回去。当时病房里那么多人，把我莫名其妙骂了一顿，我又没惹她，又没干啥错事。我躲到楼道里哭了一场，伤心得很，我就回来了，想着你爱咋咋去。后来听说娘家她妈来伺候了，咋伺候都觉得好。哎，你说现在的媳妇，还是人养的吗？自己的妈，亲得很，男人的妈，跟狗一样嫌弃，以前可不是这样子啊。

世道变了。

一只野猫站在墙头，目光茫然。村里的老鼠几乎绝迹了。以前滚疙瘩，现在很少了。抓不到老鼠，猫一只只饿得无精打采。我一挥手，猫脖子一歪，跳下墙头，走了。

选选，你说，养儿子干啥哩？有啥意思？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大了还要供给念书，还要娶媳妇买房子，还要受媳妇的羞辱，你说，养儿子能干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问题，犹如尖刀，也刺在我心上，让我无地自容。扪心自问，父母养我们，除了给他们带来苦难和委屈，榨干他们心血和余生，还能干什么？儿媳妇不孝也就罢了，儿子也是一路货色。当儿子的，与禽兽何异？

后来我回来，跟他爸说起，才明白，人家骂我，是嫌弃我们老两口没本事，给他们给不了钱，也买不起房，以后还要拖累他们，心里不高兴。加上这一次，我没给人家钱，我哪有钱啊，就靠在村里打个临工，挣个油盐钱。没给钱，人家就怪怨，就骂我出气。

不管是娘家的妈，还是婆家的妈，都是长辈，都是人，咋能张口就骂呢？现在的儿媳妇，让人害怕。

这是你的想法，人家才不这么想呢，你挣不来，就是老不死，就是害。土炮母亲叹了口气，眼窝子落满了乌云。你说，现在都这样，等我们老了，动弹不了了，咋活？那时候，可能就真的要挂个绳子吊死了。

盆子在石头上磕了一下，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在午后，异常刺耳。她起身，说，该回了。

我问，出院了没？

出了。

出了应该回来，我们这里凉，城里能把人蒸熟，回来坐月子好受些。

嘿！人家才不回来，在莲亭租了个民房，是个套间，住着哩。我还问过回来不，土炮说不回来，就在城里坐月子，带娃。不回来也好，我轻松点，一回来，先人就来了，我还不会伺候。前两年，一到六月天，在城里带娃娃念书的，一放假都回来了，打工的也回来收割麦子来了，现在，都不来了，现在的乡里人，不爱乡里爱城里，何况我那儿媳妇呢。

她要走了，我把她送到门口，她半躬的后背，在地上落下了沉重的影子，被她拖动着，吃力、艰难地移去。临出门时，她问我啥时候走，走的时候给土炮捎一袋菜，都是自己种的。我答应了。

花园里的韭菜，依旧绿着，月季，依旧红着。葡萄抱着自己的肚子，满腹心事。风把院角的竹子，摇响了。那叶片互相切割互相摩擦出的狭长声音，像一群即将老去的父母，在六月的角落，捂着眼，细细地哭着，哭得很疼，很疼。

真的，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

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

他们要去西安过年的消息，早早就在村里刮着，像一群乌鸦，落到这家头顶，又落到那家头顶。他们早早就放出风，扬言要离开麦村，去当西安人。有人建议，动车通了，坐动车去，快得很，才一个多小时。他们说，那不行，他们要坐班车。为啥？票价都差不多。他们秘而不宣。

他们一家五口。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快三十了，儿子也有二十五了吧。反正村里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们的三个孩子了。人们只记着他们小时候的模样，一个个上嘴唇挂着两根黄稠的鼻涕，哼哧，吸进去，又流下来，哼哧，再吸进去，又流下来。那两根鼻涕，在他们的整个童年，都挂着，似乎就未曾断过。那可真是两根宝啊。村里人给他们取的绰号分别是，大鼻吊，二鼻吊，三鼻吊。

鼻吊鼻吊，鼻涕搭灯泡。

据说鼻涕擦不干净的人，念不进去书。这是谁说的？记不起了。

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大鼻吊和二鼻吊上一二年级。她们扎着两根刷刷，像鸡毛毽子，顶在长满虮子的脑袋上。我们村的小学，四个年级，三四十个学生。太少，一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二四年级共用一间教室。一个年级不足十人。一溜子坐在靠窗边，一溜子靠墙坐。老师先给一个班上，另一个班写作业。然后打个颠倒。那时候，我们上一年级时，就偷着听了三年级的课。上二年级时听了四年级的课。算是提前两年预习了。而上三四年级，耳朵里还会听到一二年级的课。也算是温习了。所以，小学时的课文，我们记得滚瓜烂熟，背起来简直是瓦罐里倒核桃，因为学了两遍啊。

而大鼻吊和二鼻吊，就比我们差远了。一篇课文，背三天都背不会。老师叫上去调板，听写词语。她们站在黑板前，吸溜着鼻涕，半天时间写不了一个字腿腿。老师提着竹棍，在她们身后来来回回晃，吓得她们两条腿打摆子。老师气急了，在她们手背上抽了一竹棍。她们嘴一张，哇——哭了起来，鼻孔里喷出一个鼻涕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得像一颗电灯泡，快把脸都遮住了。

你娃，笨得连猪都骑不上。老师咬着牙，骂道，你爸是个聪明人，咋养了个你，这么提不上串，下去！

她们用袖子把那两颗“灯泡”擦掉了。然后坐在座位上，认认真真听课。可老师还是说她们头里装的是麦草，因为试卷发下来，她们的分数又没有上十位数。

后来，她们也就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不能随便叫人家的绰号了。我们就叫她们的官名：爱花、爱草。她们的弟弟叫爱田。爱花爱草上到初一初二，辍学了。辍学后帮着家里干了一年农活，随后被亲戚撺掇着去南方打工了。打什么工，我们也不清楚。

她们的弟弟爱田呢？情况稍微好点，不至于笨到双手画不了一个八字。但也强不到哪里去，配套练习几乎每一页都空着，为啥？不会填。别人一学期都上结束了。他还停留在前三课，没有回过神来。念到初三毕业，实在念不进去，也辍学了。其实他父母对他还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希望他能念下去，两个姐姐打工完全能供给住。将来考个大学，让坟园里冒一回青烟。但事与愿违，他早早就向父母表示要南下打工的意愿，准备挣钱，回来买一辆摩托，那才耍人呢。这是两千年末，这是他的梦想。

在三个子女打工之前，他们两口子都在家里务庄农。和其他麦村人一样，春种秋收，年复一年。

后面，随着九十年代搞副业兴起。麦村一大拨子男人都出门搞副业去了。远的去了新疆广东，近的在银川兰州。鼻吊爸跟上出门搞副业（那时还不叫打工），在银川的工地上搬砖。人老实，肯出力，也懂眼色，会来事，一年下来，能挣个七八千元。那时候，一分钱能顶一分钱用。几年下来，他们攒了一疙瘩，在院子东面盖了三间偏房，一砖到底，打算给儿子留下以后结婚用。

男人盘算着，照这么再干三五年，就能挣好几万，在麦村，也算是殷实人家了。到时候，再也没有人会叫他们家的孩子是鼻吊了。人穷志短，现在叫，虽然心里不舒坦，但又无可奈何。

一年以后，男人的算盘落空了。

男人出事了。

那一天上午，他依旧搬着三轮车刚拉回来的一堆砖，因为个子不高，抱砖，就喜欢从下面往上抱。这么一来，下面被掏空了。当他刚把一片砖抽出来，码在一起，搭上卡子时，眼前堆着的砖倒了下来，像洪水猛兽倾泻而下。他眼看着自己被砖头淹没，昏迷了过去。醒来后，已经躺在医院。白墙，白褂子，白色的药片。盐水在玻璃瓶里，滴答，滴答，无休无止的样子。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他只记得红色的砖头，脱缰一般，叫嚣着，一眨眼，席卷而来，吃掉了他的骨肉。天黑了。当他伸腿，准备把一泡尿撒到厕所时，却发现不对劲，左腿上好像失去了什么，轻，而空洞。他弯头，艰难地看到，自己的左腿，从小腿肚到脚，不见了。医生在他昏迷的时候给他截肢了。他曾一度陷入难过和对未来的恐慌之中，眼泪填满眼窝子，家族里自带的黄稠鼻涕也溜了出来，搭在嘴唇上，像一根蚯蚓，任其伸缩。

事后，大概也是一年之后，他才偶尔听到，他被压到砖底下之后，幸亏周围的人看见，立马刨出来，送到了医院，要不小命难保。但左腿粉碎性骨折。能治好，不过得慢慢治，花费也较大。承包活的老板心一横，说，截肢。因为他知道，截肢，一次性给个万把元，病治好，这事就了了。塑料纸擦沟子——两不沾。如果保守治疗，花钱不说，治不好，治个半生不熟，隔三差五来找事，不得消停，弄个肠子痒人——抓不得，就麻烦了。还不如把事情做到位，做彻底。

当鼻吊爸拖着半截空裤管回到麦村后，所有人都吃了惊。曾经强健如公牛的人，出了一趟门，回来竟然瘦弱不堪，连条腿都没保住。大家唏嘘着，感慨着，提着几颗鸡蛋，或者一斤白糖去看望他。听他一遍又一遍唠叨他被砸倒，被送往医院，被截肢的过程。说得嘴角唾沫泛白，鼻涕哧溜。人们听着，满心沉重，心理脆弱的女人，总是抹着眼泪，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鼻吊爸就过起了吃喝拉撒的日子。因为残疾，无法干活，不能下地，屋里屋外的活全由鼻吊妈操持着。原先一个肥得跟瞎瞎（鼹鼠）一样的女人，几年下来，面削骨瘦，眼窝倒陷，成了一把麻秆。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咸不淡。守在麦村，百十户的偏远山村，没有啥大事。日月如常，不增不减。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可命和天的事，鬼知道是啥样子的。所以，慢慢熬着，一天天也就这么过了。

在外面打工的鼻吊姐弟三人，很少回麦村，即便是逢年过节，也很少回。他们似乎早已忘了麦村，麦村也早已忘了他们。每个麦村走出的人，都是如此。遗忘，和被遗忘。

他们两口子，反正也就那么过着，日子推得紧紧巴巴。当人们都断定他们会是留在麦村，难以脱身，最后老死在这里的两口子时，人们的推断错了。人们掰着指头数来数去，四五百口人，留下来的就那些，都是难以脱身的，要么穷，要么老，要么残。而他们家怎么说，都属于难以脱身的一类。但人们在掰指头缝隙里，突然听到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

他们要去西安过年了。这消息，刮来刮去，最终刮进了每一个麦村人的耳朵里。

他们腊月底就要动身了。他们在西安买了房子，据说在曲江那块，地段好，面积大，精装修。老人们坐在热炕上，烘烤着颓败的年月和骨肉，估摸着那房子，少说也得一百万。人们惊得连下巴都掉下来。天啦，一百万，就是让他们印冥票，也不是件容易事。

他们准备坐班车。为什么不坐动车？不坐火车？为什么呢？

后来，人们才听说，他们要往西安背过去一袋子洋芋，一袋子面，提一壶五十斤的油。而这些东西，听说动车上不让带。到火车站，又那么远，所以最终决定坐班车。老人们不屑地说，当啥西安人，还不是往过去背米面油，人啊，活在自己的庄里，还是个人，只要出了门，进了城，连个狗都不如了。老人们嘲笑着说，你就当个西安人，浑身的土炕味还是洗不掉，你鼻子上衔的鼻涕，还是擦不干净。老人们撮着干瘪的嘴笑了，露出了两溜黑红的牙床，像两道干枯的河岸，寸草不生。

但人们还是想不来，他们家到底哪里来的钱。三个鼻吊都在外面打工，后来两个姑娘先后嫁人，找的都是外省的。先有娃，显怀了，纸包不住火，才跑回家认亲的。两口子气炸了肺，但生米煮成熟饭，没治，只好答应了。男方两家，送的彩礼，加一起不够十万。这十万，离买一套西安的房子差距甚远。她们的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婚后很少接济娘家。三鼻吊还是在外面打工，染成一头红毛，跟鸡冠子一样，每月吃喝玩乐之后，剩下的一点钱只能把指甲缝填平，哪有余钱给家里交。他们两口子，男人是个跛子，常年窝在家里，挣不来钱。女人守着几亩薄田，一年下来的收入，光够吃喝。实在没办法，就去了北京，在一家饭店端盘子洗碗。

人们终究想不来，他们家哪里来的一百万。人们嘴上表现出不屑，但心里还是塞满了黏稠的羡慕和嫉妒。人们想破脑袋，把他们家祖宗八代都统统盘算了一遍，还是没有想清他们家来钱的门路。这就怪了。

人们为此而无端痛苦。在无所事事的冬天，这比一场雪还轻薄的消息，刮过他们心坎，这让人们无端痛苦。

后来，人们偶然听说三鼻吊出了事。啥事，鼻吊家守口如瓶，人们无从知晓。

还有两个月，他们就要去西安过年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就去吧。至于麦村，还是那个麦村。

老马，拖拉机

这是秋天的事，放在冬天说吧。吃食会过期，但事不会。

白露高山麦。麦村阴冷，白露时分，就该种山顶上的麦子了。太迟，地一冻，就出不来苗了。

以前村里牲口多，家家户户都有。少则一头毛驴、一头黄牛。多的，四五头，有马、有驴、有骡子。赶出圈一大阵，踢踏得村子轰隆隆响，跑起来，踩得尘土飞扬。种地，自然就全用牲口了。两头驴搭一对，两头牛搭一对，驴跟马搭一对。牛跟驴、马，搭不到一起，牛性子慢，马和驴性子快。骡子不搭对，一头骡子扯一副犁铧，骡子命苦。

种麦，先扬粪。把秋里送进地卧起来的粪，用铁锨满地撒匀。然后撒土磷肥和尿素。一亩地，一袋土磷肥，四十斤尿素。最后撒麦籽。撒籽，是个手艺活。撒得好，麦苗出的匀。撒不好，稠的稠，稀的稀，对后面生长影响很大，最关键，会被田野里来来往往的村里人嘲笑。这可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撒完籽种，驾上牲口耕地，把肥料和麦籽翻压到土里。耕地，引地边子，得人把牲口拉上，要不牲口找不到边。一遍过去，开了边，掉头，牲口自己找到路线了。一头走在犁沟里，一头走在干地上。并驾齐驱，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一亩地，少说得一百个来回。捉犁把子的人，跟在后面，一手举着鞭子，吆喝着：呔——啾——呔，嗷——回——我把你喂狼的，连个犁沟都寻不见了吗？——呔——再不走，把你吆到红河里，卖了牛肉——嗷——

一犁过去，再一犁过来。灰白干巴的土地，露出了黑褐色的骨肉，泛着细密的潮气。男人耕地，女人娃娃提着头、刨子，满地追着打基子（较大的板结土块）。一亩地耕完了，大地像翻过了它的旧棉袄，把半新的里子露在了外面。一溜子墨绿的牛粪，在土帮上，像盛开的一串花，点缀在大地的衣袖上。

基子打完了。满地都是均匀而细密的土壤，新鲜，温润，宽厚，埋藏着万千籽种的密语。最后，歇一阵，吸一锅旱烟，换一口气，等地晾晒一阵。

歇好了，挂上耱，从外到里，把地耱平展。小时候，我们爱站耱，扯着牲口尾巴，站在耱上，跟坐土飞机一样。但站耱有时也是危险的，万一牛拉稀，一泡粪下来，正好落在头顶，顺流而下，那就糟糕透顶了。有时，基子一大，把耱颠起来，会颠翻，把我们卷到耱下面，埋进犁沟里。所以大人很少让我们站耱，他们还嫌我们轻，没重量，压不碎基子，耱不平。

耱完地，这一亩麦就算种上了，得小半天时间。耱过的地，平整，展拓，像一匹灰褐色的绸缎，铺在田野，渐渐变成了黄色，变成了灰白色。种完地，收拾好农具，男人扛犁，女人背耱，娃娃拎着头，举着鞭子，吆赶牲口。忙活了半天的牲口，喘着粗气，嘴角上挂着一堆白沫子，闷着头，摇晃着，回家去。铃铛声，摇碎了十月的夕阳和薄雾。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村里的牲口屈指可数，种地的人寥寥无几。不过虽说寥寥无几，但好歹还种着点。这些种着的地，到翻耕时，要么没有牲口可用，要么人年龄大耕不动了。这时候，邻村的马北方开着大型拖拉机就突突突进村了。

马北方，五十来岁，人叫老马。

老马进村，把拖拉机停在梁顶，满村找酒友子去了。爱喝酒的一帮人，互称酒友子。就如爱鹁鸪的人，互称鹁鸪友子。村里留守的中年人，所剩无几，老马的酒友子，也就他们三四个。这三四个人，女人清一色都在外常年打工。娃娃大了，不念书，也出门打工去了。家里没有太大负担，男人守着摊子，没多少农活，家务也懒得干。对于他们来说，闲时间一把一把，多得跟六月的烂韭菜一样多。

没事干，几个人凑一块，提两瓶十几二十元的酒，不够，再提两瓶。一边熬罐罐茶，一边划拳喝。黑乎乎的茶缸，蹲在电炉上，屁股灼热，嘴里冒泡。瓶里的酒，倒在大小不一勉强凑够的酒盅里。酒满心诚。酒水溢出盅，洒在炕桌上，一摊，一摊。老马好酒，四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只要闻到酒，他的两条腿就软了。只要有人叫着喝酒，他就没命了。只要上了酒桌，就是天王老子也别想着把他拉下来。只要喝高兴了，就天不怕地不怕了。老马酒量好，四里八乡的人也知道。他号称西秦岭划拳一把手，曾经拳划黄河两岸，酒喝西北五省。他喝的酒，据说能装满两个涝坝了。他喝酒，从不碰盅，一律划，从不两盅、三盅，要喝，最少六个，十三太保也行，二十四个也可以，没说的。他划拳，没平局，必须要有个输赢，多少都要钻到底，谁输谁喝，不代不赖不卖。他喝酒，酒盅里要滴酒不剩，喝个底朝天，要是盅底“养鱼”，罚，三个，没说的。他划拳，手底下讲究个快，嘴尖舌头快，快刀斩乱麻，说时迟那时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置之死地而后快……六拳下来，没等你反应过来，已被老马斩首落马，片甲不留。

满村子都是他们的划拳声，那撕心裂肺的吼叫，让十个数字字字沾血、字字溅着火花、字字藏着杀机，他们的吼声，把十月的一场雾，震成了小雨，把十月的一场小雨，震成了大雨。把十万片秋叶，震得，哗啦啦，落满了地。

干六。老马咧着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得意地说，来，给你代一双，送个人情。一手捉一只盅，搭到嘴边，一饮而尽，末了，还要吱地咂一口，要把酒盅吸进肚子里一样，才算喝干净。喝完，摸两把嘴角，啊一声，叫道，好酒，好酒。此刻，他原本黝黑的脸，变成了酱红色，跟腊月里挂在屋檐下的一副猪肝子一样。

老马拳好量好，但每一次醉的都是他。他贪杯。

醉了的老马，自由了，解放了，疯狂了。轻则掀桌子、摔瓶子，嘴里胡骂，重则上房揭瓦，杀鸡宰牛，简直如同土匪一般。啥人都拦不住，一拦，他东倒西歪，怒目圆睁，吐着酒气，就要拳头砸过来，要人门牙。所以，喝醉了的老马，就真成脱缰野马了。

老马来麦村，不是专门来喝酒的。喝酒是他的爱好，耕地才是他的目的。

喝大，睡一晚上，第二天，酒醒了。老马被人叫起，他揉着挂着两粒眼屎的眼，伸着腰，打着哈欠，满嘴汹涌而出的酒味依然能熏死一头猪。他一边点烟，一边把碾压成鸡窝的头发用手指梳一梳。下炕，从一堆空瓶子、烂酒盒里翻腾出鞋。鞋窝里装着一摊昨晚谁的呕吐物。他翻出别人的鞋，二话没说，穿上，脸也不洗出门了。

没有牲口，或者有牲口干不动的人，会叫老马去耕地种麦。拖拉机上架好籽种、化肥，突突突，冒着黑烟，进了地。地都是挑拣的平整的。给拖拉机挂好犁，撒完化肥、籽种，就开始耕地了。一犁过去，一米宽，湿漉漉的土在倒钩型的爪子缝里哗啦啦翻起来，黄扑扑的土雾腾起来，像一朵落雨前的云，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原先半上午的活，拖拉机不费吹灰之力，几个来回就种完了。

一亩地八十元，通价。老马不多要，你也不能少给。

种完一亩地，老马下车，和主家坐在地埂边的草坡上，摸一根烟，互相点上，歇缓一阵，说点闲话，听来的，看见的，或者无中生有的。不远处，是大片大片的撂荒地，长满了蒿草，已渐渐枯黄。

种完一亩，再去种下一亩。整个深秋的田野，只有老马的拖拉机，用单调而重复的声音把无限的寂寥涂抹着，涂抹成了黄昏的一块云，或者一汪落日的余晖。

麦村的几十亩地种完，老马就要去另外一个村子种地了。像赶场子。另外一个村子，情况跟麦村一样。临走前，老马还要最后喝一场。老马和主家，喊来那几个酒友子，又喝开了。这一次，五个人，先是三斤三星金辉，喝完，没够，商店没这个酒了，换成古河州。两斤古河州喝完，主家又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瓶珍藏的好酒。听说要三百元，他一直没舍得喝。今天看在老马的面子上，就喝了。老马再一次咧着嘴、眯着眼，把酒瓶搭在鼻子上闻了闻，说，好酒，今天就地解决，有酒不喝非君子，来来来，咱们两个，不对，五个，都是君子，把这一瓶消灭了。其他两个，吐的吐、睡的睡，一败涂地，惨不忍睹。还有一个趴在炕桌上，摇晃着脑袋，嘴里叨叨嚷嚷，下巴上挂着的粉丝和胡萝卜丝，混合着唾沫，不知擦去。只有老马腰杆子伸得直直的，一边自斟自饮，一边骂着这帮孙子，一上炕嘴硬得很，要把我灌倒，你看现在，你们一个个㞞样，真是丢人透顶了。最后，老马把一瓶酒喝掉了八两，眼仁红成了血珠子，一张脸由酱紫喝成了煤黑。

酒到后场，老马突然想起第二天还要赶早去给人家耕地，得先回一趟家，取柴油，车上备的用完了。他在迷迷糊糊里想起了这件事，他觉得一定回去一趟，不然明天耽误事。当这个念头在他脑壳里划过后，他只记得一件事，回家去。

他起身，下炕。拖上鞋，说，你们一帮软㞞，有本事起来再战斗一圈，啊，你们这帮软蛋，嘴儿客，牛皮客。他爬在炕沿上，把几个喝倒的人，一人捅了一拳，带着无限的鄙视和得意，哈哈哈哈大笑着，差点翻倒在了地上。他扶着方桌，含糊不清地说，你们睡着，我走了，你们这群残兵败将，好好睡。炕上有人听他要走，使出吃奶的劲，抬起脑袋，眼皮都升不起，说，走哪去？你喝大了，哪也不能去。你㞞才喝大了，我好好的，你睡着。炕上的人伸胳膊拉他，没够着，一下扑空，趴在炕上，睡着了，呼噜打得跟杀倒的猪一般。

老马点了一根烟，好几次没点着，点着之后，找不见嘴。他夹着烟，东摇西摆，脚底下打着绊子，出了门。

夜色浓密。弯月挂在天幕上。明明灭灭的星斗，风吹，有嗡嗡之声。几只老狗，稀稀拉拉叫了两声。

老马摸到梁顶，爬上拖拉机，打着火，开走了。突突突的拖拉机声，在黑皴皴的夜色里飘过。麦村，有没有人知道喝醉的老马开着拖拉机离开了？

第二天，跟老马一起喝酒的人，还在宿醉中，断片了，他们不知道老马已经走了。等他耕地的人，以为麦村的活，还没有结束。

第三天，酒友子又凑起了新的酒场子，把老马忘了。放羊的老财，把羊赶到湾子里时，隐隐看见远处不对劲，跑过去一瞅，惊呆了。老马的拖拉机从湾子里的路上翻下来，沿着坡，一直滚到了下面的酸刺林里。拖拉机下，只有两条腿，直戳戳伸在外面，光着脚板。

老马死了。

人们把拖拉机扯上路，拖拉机还能开。人殁了。

最后，老马在深圳打工的女人赶回来，向那晚上一起喝酒的三个酒友子和主家，一人要了四万元，私了了。老马的女人心想，人都死了，闹腾也不起作用了，还不如简简单单把事情处理了。老马的女人好像并没有显得多难过。那四个喝酒的人，从炕柜的烂袜子里掏出女人打工寄回来的钱，啥话也没说，给了人家。老马的女人办完后事，拿着钱，匆匆忙忙去了深圳。

那一夜，这几个人，缩在自家的被窝里，抽打着自己的嘴巴子。都怪这张嘴，太贱，太贱了。不光喝殁了一条人命，还喝光了四万元。他们抽打嘴巴的声音，在麦村的夜空翻动着，像犁铧把瓷实的泥土哗啦啦翻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