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我的童年故事（一）
1947年，哈尔滨。姐姐陈乔乔（左）和四岁的张郎郎。
人们说，人的记忆力是从三岁以后才有的，据说有人会提前一些，毕竟有限。我最早的记忆是：四面都是红黄的光芒，后来知道那是在窑洞里，我在拼命地哭。妈妈抱着我，走来走去，她不高兴也拿我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接着哭。后来，图像消失了，估计是我睡着了。现在想，二十三岁的母亲，在窑洞里抱着这么个混不吝的孩子，她有多无奈，而且那时候我老爸还被别人给抓走了。那些日子，她是怎么捱过去的？ 我再有记忆力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断片，那些孤立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就是我在延河岸边用一个缸子抓蝌蚪。整个的画面是清清的流水，水声很大，后面是岸边的峭壁，太阳在很远很高的地方，这里凉爽惬意。大人们都要走了，我不想走。后来，人们告诉我，我别出心裁，朝缸子里尿尿。姐姐大喊，蝌蚪会死的。我根本不理，很固执的完成这件事。要不怎么说这就是“儿童残酷心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会有什么后果。 下一个画面，就是驴背上的摇篮，再有就是过白城子简陋街道的画面，接着闪过的是张家口的粉丝白菜汤的画面。到了内蒙，就有了连续性的画面，土匪围攻我们啦，我和蒙古小孩抢奶干儿啦等等。也许，到哈尔滨的时候，我正好开始有了完整的记忆。
1946年，哈尔滨。当时父亲张仃是《东北画报》的主编，母亲陈布文是《东北日报》的记者。
我家住在北京饭店，听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北京饭店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北京是一个遥远的城市。北京饭店当时在哈尔滨算是很“洋气”的地方。大概是一个四五层的大楼，在当时就是非常高的楼房了。 朱丹伯伯和李纳阿姨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爸爸和妈妈带着姐姐和我住在那里，每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姐姐上学去了。我一个人慢慢爬起来，家里有一个阿姨，说让我吃馒头，我说想吃鸡蛋饼。那位阿姨偶尔会摊鸡蛋饼，而且是甜的。阿姨说，鸡蛋是有数的，你爸爸批准了我就给你摊。于是，我就歪歪扭扭自己下了楼梯，再爬上另外一个楼梯才能去爸爸的办公室。对我说来，那条路似乎很遥远，因为去办公室的那些楼梯对我来说太高了，所以很难一步跨上去，经常需要爬两步。也许为了高兴，也许为了鼓励自己，就一边唱歌一边连滚带爬地直奔老爸办公室。在路上，遇见了“眼睛叔叔”，其实他叫安靖，因为带着眼镜，所以我叫他眼镜叔叔。 他问我：“你唱的什么歌啊？“ 我说：“没名字。” “唱的什么词啊？” “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没理他，自己接着唱。于是，他笑着抱我上了几个台阶，我就到了爸爸的办公桌前。他说：“郎郎现在自己会作曲作词，还自己演唱，不管别人懂不懂。”我老爸笑笑没说什么，问我： “你来这儿干嘛？不是说好了吗，自己在家里玩。” “我在家里玩得很好，阿姨让我来问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张鸡蛋饼？”老爸笑着说：“行了，你回去吧。” 我说：“你批准了？”对我来说，这是个新词，就想趁机多说一次。老爸说：“得了，我批准了。” 我不缠人，自己一边唱着歌，一边自己慢慢地连滚带爬地开始回家。因为哈尔滨那个家，比过去我待过的其它地方的家都好，值得歇着。这个楼房有足够的暖气，房子的举架很高。每个门都很厚，都有一个金属的把手。估计当年也是俄国人造的，走廊特别宽大，阳台也很洋气。还有铁木结构、古色古香的护栏。最主要的是，这个大楼里有许多小朋友。安林叔叔家有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徐蔚蔚，刘迅叔叔家有个和我同龄的儿子刘沙地，还有陈正清叔叔的女儿冬冬，后来还有刘叔叔的女儿天蓝。总之，这个楼里随时不知从哪里会冒出一个孩子来。这在延安，在内蒙，在佳木斯都没这个景儿。这是个有左邻右舍的真正的家。
张郎郎作品《向日葵》 2017布面丙烯 综合材料 70cm*100cm
那时候，可能我特别木，除了自己会自编自唱以外就没有什么本事了。徐蔚蔚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会，所以我很怕他。他老喜欢和我练武，肯定是我输，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被打倒了。所以，一开始我就老躲着他。后来，我姐姐把他摆平了，他不再打我了，才能在一起玩。沙地似乎和我一样属于不开窍，可是也不和我玩。我们俩都以为自己比对方厉害，两个孩子见面就要互相推搡。估计那时候我们和小狗的智慧差不多，结果每次都两败俱伤。于是，双方的保姆都说自己带的孩子吃亏了。所以，我们俩想一起打闹，都没机会了。我姐姐一放学，就带着这帮孩子在楼里疯跑，我的动作慢，老跟不上。有时候，就只好远远不紧不慢跟在后面，我们最喜欢玩的就是捉迷藏，也就是藏猫。不知道为什么是藏自己，偏要说是藏猫。 那时候，我们家就养了一只黑猫，当然属于典型的中国猫，黑猫但是带着白口罩，还有白手套。人家说名贵的猫是法国来的，一只白猫有根黑尾巴，叫“雪里拖枪” 。我妈妈对动物贯彻一律平等，所以我们根本不在乎牠们的血统是否高贵。我们在藏猫奔跑的时候，那只猫也跟着我们乱跑，我们藏来藏去，牠不用，反正谁都抓不住牠。 我在走廊里窜来窜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怕一个人在那个漆黑的走廊里。俄式的高顶建筑，当时电力不足，还要“节约闹革命”，只有在晚上才有很小的黄黄的一盏灯，更增加了那诡秘的感觉。我拼命地奔跑是因为我恐惧，怕什么？怕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周末的时候，妈妈盘腿靠在大床上，墙上贴着一张拜伦的照片（估计是从画报上撕下来的）。我姐姐乔乔说：在延安妈妈就喜欢把拜伦像贴在床头。希望我生下来能长得像他，或者也是一个诗人。我笨头笨脑地望着姐姐，不知所云。姐姐太机灵了，我也太傻了。姐姐每当发现我说出来一句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做出一件过去没做过的事。她就大惊小怪、欢天喜地地向妈妈汇报。妈妈听了，就淡淡地一笑。妈妈多聪明，知道她的好意，也知道我的糊涂。 妈妈在床头，给姐姐和天蓝等一两个其他的大孩子讲故事，我也自然趴在旁边半睡半醒。那时候，妈妈在给她们讲《简爱》。当讲到简爱发现楼上的小黑屋里有个“女鬼”的时候，我的心都跳到了嘴边，出了一身冷汗。妈妈发现我呼吸急促，就摇我，说：“郎郎，醒醒，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睁开眼，说：“没事。”又闭上眼睛。我不告诉她们我听了这个故事很害怕，大概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愿意因此打断妈妈对故事的讲述。 后来，跟姐姐去朱丹伯伯家玩儿，姐姐伶牙俐齿地和李纳阿姨讨论《简爱》，李纳阿姨大为惊讶，就开始和姐姐盘道，问她各种问题。李纳阿姨突然问我：你听懂了没有？我点点头。姐姐说：他太小了，听不懂，他都睡觉了。我眨眨眼，也不反驳。突然说：“那男孩子在很远的地方喊：简！简！简！简爱都听到了。”她们大为惊讶，再问我，我就不理了。因为，我真正害怕的不是这件事。
张郎郎作品《二百年狐》 2017布面丙烯 综合材料 75cm*100cm
有一次爸爸和妈妈聊天，他说：如果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旷野里，面对着荒野，连喊三声：我是谁？我就会失魂落魄，因为我真的会失去了自己。妈妈笑笑说：你太感性了，“我是谁”这个问题，谁都问过。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忘记了这个问题而已。 我其实知道，我的问题比这还可怕。但，我不能和他们说，他们会认为我很麻烦。那时候，我自己学会了一种方法，可以进入一个奇怪的世界。后来，我想也许这只是那时候我的一种幻觉，也许比较敏感的孩子，在某个年龄段都会这样。后来，却发现并不那么简单。 我的办法完全是自己“发明”的，为什么要“发明”？真不知道。怎么“发明”的？也不知道。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找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自己用鼻腔哼出一个单调的长音，尽量长，中间可以呼吸，尽量保持那个单音的单一性和足够的时间。大约一两分钟之后，在那个单音的催眠下，突然四面的空间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似乎我就进入了一个非自然的境界，周围熟悉的大人小孩，都穿上了清代人的服装。好像都是清朝官员的服装，前后都有图案或者字样。长着一副奇怪的面孔，说着奇怪的话。我心里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可是，非常可怕，他们都是一种鬼魅的化身。后来让我想不通的是，那时候，我还没机会看到清朝人的服饰。直到到了北京以后，第一次看到关于曾国藩的小人书，才看到了清朝人的服装。当时就吓出了我一身冷汗，这是我小时候的白日噩梦。我那时候，一方面吓得要死，但同时充满了好奇心。等到我吓得快要窒息的时候，我会主动抓住其中任何一个已经变成清官的大人，大哭大闹说我不舒服。他们就会抱起我来，给我喝水，拍我的脸蛋，在他们怀里我就突然回到了现实世界。可怕的幻想烟消云散了，自己也非常疲乏，就昏昏睡去。醒来的时候，往往已经该吃晚饭了。 可是，过一段时间一种强烈的欲望就还想去那个世界，同时也紧张得不行。于是，又用同样的方法进入了那个世界，最后，也用同样的方式离开那个世界。这样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也许那个古旧的大楼本身就阴气重重 。 不久，果然出事了。 有一天，我们在藏猫，正好轮到我蒙着眼睛等他们藏好。他们藏好以后，我就冲到走廊里去，走廊里神秘幽暗，在潜意识里就有一股劲儿让我迅速离开那里。我发现远远的走廊尽头，有隐约的小孩身影，那一定是冬冬。我就飞奔过去，那个影子一闪就不见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已经冲上了阳台。我收不住脚，自己就撞到了栏杆上，栏杆突然就断裂开来。顿时，我和栏杆在空中开始飞舞，据说，从三层楼上跌到地下不过只有几秒钟。我，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在那一瞬间却想了很多事情，似乎我在空中飘浮在慢镜头里。我头脑里想的最后的问题是，是不是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死亡？这个问题是姐姐问过妈妈的问题，我听过以后，也很好奇。为什么这时候我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我从三楼掉下去，那是四面楼房中间的天井，当时是用来当猪圈用的，可以一直掉到地下室的位置，也就是说，是四层楼的高度。我在空中飞舞的时候，姐姐和徐蔚蔚、冬冬他们已经站在失去栏杆的阳台上尖叫起来。四面楼里上班的人，都看见了我的空中飞舞。等大家扑到窗前的时候，我已经从泥浆里爬了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自己也被吓傻了。突然看见自己的衣服都彻底的脏了，怕妈妈骂我，就哭了起来。四面窗口的人，都呼出一口气，说：“还能哭，看来死不了了。” 大家推选邪大胆儿的苏坚先生（武德祖），一溜烟跑了下来。人们在高处窗口喊着：“别抱他，估计他的骨头都酥了，一抱就散了。”他就蹑手蹑脚走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像提着一只猫那样，一口气把我提回了三楼。 妈妈已经赶了回来，苏坚叔叔直接把我放在浴缸里。妈妈问我：“身上哪儿疼？”我摇摇头。“那你哭什么？” “我的衣服脏了。” 妈妈说：“别哭了，不骂你了。”我就不哭了。 只有眼泪冲出来那儿有小小的两圈儿白，整个儿成了个黑泥猴。 妈妈松口气说：“没事儿了。谢谢你啊。” 苏坚叔叔说: “还是小心一点，也许他还感觉不到疼呢，一会儿就难说了。” 我妈妈就小心地用温水开始从我的头顶慢慢冲下来，然后一截一截往下冲，冲走了我身上的泥巴。等冲干净了，看我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干脆就用喷头从上到下来个彻底冲刷。然后，把我脱光了，打上肥皂，再冲洗一遍。结果，看来看去，连一点儿皮都没破。堵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松了口气，大笑起来，说：“这孩子命真大。真把我们吓死了。奇了怪了，三楼直贯地下室，怎么一点儿事儿也没有啊？”有人小声说，千万别有内伤。 后来才发现，那只大母猪事后就病了一两个月。人们这时才明白，那只大母猪给我当了救命的垫子呀！那两天朱丹伯伯、刘迅叔叔，都跑来看看我有事没事。一边笑，一边倒抽冷气，说：“真够悬的，那天井里是水泥地，这孩子命硬，居然这么准确的砸在猪身上，要偏一点儿就没命了。真是命大！” 妈妈知道我头重脚轻，本来就爱摔跟头。从楼梯滚下来是家常便饭了。通过这件事，妈妈就对我说：你太小，别和他们一起乱跑，别人比你灵活多了，一不小心，又摔着了。你每回摔跟头脑袋磕在地上“咚”的一声，都以为你得摔傻了。以后自己玩儿吧，别跟着乱跑。 就这样，我第一次爆得大名，大人小孩都对我指指点点，说：“就是那个从三楼摔到猪身上那孩子。”我第一次有了个小小的“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