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传统派的最后一位大师

有人说,潘天寿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位坚守者,也是国画现代化的启迪者。他的一生,都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艰难维护着中国传统绘画与民族精神。

潘天寿

民族自尊的种子

1897年,潘天寿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父亲是一名秀才,在当地颇有名望,家境殷实的潘天寿从小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潘天寿旧照

潘天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这种巨变在当时的对外开埠城市宁波显得尤为明显。

1903年,西方教会与中国民众的冲突加剧,宁海教案爆发。潘天寿的父亲因为款待反洋教起义军受到牵连,母亲也因在月子中受到惊吓猝然离世。不到7岁的潘天寿就这样被拖拽进了时代语境之中,早早经历了列强欺凌带来的家国劫难,在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民族自尊的种子。

此后一生,潘天寿都始终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艰难前行。

潘天寿《水墨山水图轴》 纸本设色 60.5cm×68cm 1947年

他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雷婆头峰寿者”,常常在画作中以此落款署名。雷婆头峰是他家乡的一座小山,他幼年时常与小伙伴一同在雷婆头峰上玩耍,长大后也常常登山观望家乡风光。

潘天寿常用印“雷婆头峰寿者”

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是雷婆头峰上的一块岩石,要日夜守护雷婆头峰。他早已做好了奉献一切的准备,只待祖国和家乡召唤。

时势造英雄

1915年,18岁的潘天寿中学毕业,步行600里赴杭州赶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文简称“浙江一师”)。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钟楼及庭院

当时的浙江一师,是南方新文化、新思潮的中心,校长经亨颐更是有“一师的蔡元培”之称,学校里的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马一浮等老师,也都是在思想、文化、艺术、教育领域里开一代风气的学者。

在这里,潘天寿以及同学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接受了最为开放和先进的理念,树立了“艺术报国”的信念。

潘天寿在1917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时势造英雄论》。他在文章中谈到,“欲成大事,建大业,虽视于其人之才力,亦视其时之如何耳”,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则能更好地成大事、建大业。而他本人,显然是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1917年,潘天寿《时势造英雄论》手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杭州学生联合会奋起响应,掀起了震撼全国的“浙一师学潮”。12月,浙江一师的学生在沿湖运动场集会支持福建学生的“闽案”斗争,潘天寿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即使被前来镇压的军警用刺刀划破脸颊,也依然肆无忌惮地挥洒着自己的报国激情。

荆棘丛中行太速

1920年夏天,从浙江一师毕业的潘天寿,在宁海和孝丰(今湖州市安吉县)担任小学老师。工作之余,他自习绘画、书法、诗词和篆刻,并日渐感慨“艺术应该走出去”。

潘天寿《秃头僧徒》 纸本设色 94.8cm×172cm 1922年

1923年,潘天寿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同年夏天,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负责教授中画实习课和中画理论课。

也是这一年,26岁的潘天寿在老乡褚闻韵的引荐下,认识了80岁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并得到吴昌硕的指导。

潘天寿、吴昌硕

吴昌硕非常欣赏潘天寿,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寿”,不仅将他的花鸟画评价为“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还曾作了一首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相赠。

诗中写到,“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年少气盛的潘天寿,早期画作很“野”,让吴昌硕心怀忧虑,不时提醒他要收敛,不可行速过快。

潘天寿部分作品

1924年,潘天寿辞去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教职,受聘为上海美专教授,此后还与褚闻韵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中国画系。

1927年春,潘天寿与褚闻韵一同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学院(次年改名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亲任艺术教育系主任,并教授国画花鸟、山水和绘画史。

新华艺专旧影

授课之余,潘天寿编撰了《中国绘画史》教材,梳理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历程,对中西文化交流进行了理性思考,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从事民族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决心。

潘天寿著作《中国绘画史》(1926)

一辈子的教书匠

面对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也蔓延到了艺术界。在潘天寿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学习西方艺术似乎是艺术界的主流认知。

20世纪30年代的潘天寿

1928年初,蔡元培、林风眠在杭州西子湖畔创建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原初机构——国立艺术院,并邀请潘天寿担任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法研究会指导教师。

潘天寿(前排左四)与国立杭州艺专早期教师合影

进入国立艺术院后,潘天寿发现,这里开设的课程同样是以西画和雕塑等为主,他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只能高呼“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摹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彩者,是一洋奴隶”。

从这时起,潘天寿的作品开始变得笔触强劲老辣。授课的同时,潘天寿还成立了书画研究会,组织一批爱好国画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画,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中国传统绘画的价值。

1936年潘天寿(左二立者)与国立杭州艺专书画研究会会员

1932年,潘天寿和诸闻韵、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成立“白社”国画研究会,着眼于学术,努力继承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主张以“扬州画派”的革新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

“白社”国画研究会成员

(左起:张振铎、潘天寿、褚闻韵、张书旂、吴茀之)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白社”活动结束。此后几年,潘天寿随学校师生迁往湖南沅陵,又撤至四川璧山县(今重庆),并于1944年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1938年夏,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师生在湖南沅陵

1944年,潘天寿(前排右三)与国立艺专师生在重庆磐溪

抗战胜利后,潘天寿随校迁回杭州,在他的主持下,国立艺专正式复员开学,多方延聘良师,完善教学管理,迎来中兴气象。

20世纪40年代的潘天寿

此后,潘天寿辞去校长职务,专攻学术和创作,迎来了个人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民族文化立场的坚守者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由于建国初期的需要,中国画的教学坚持以人物画、工笔、写生为主,强调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以艺术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为工农兵服务。传统山水和花鸟画备受冷落,与主流观念格格不入的潘天寿也一度失去授课权。

潘天寿《江南春雨图轴》 纸本设色、指墨

85.8cm×77.2cm 1953年

这一时期,潘天寿曾写过一篇名为《清算我的文化思想》的文章,检讨称自己的思想太封建,同时作品风格也不再那么锋利,文人气息越来越浓。

潘天寿《灵岩涧一角》 纸本设色 116.7cm×119.7cm 1955年

1956年6月,文化部发函督促学校改变对潘天寿等人的不公平对待。1957年后,潘天寿先后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务。

1963年潘天寿给国画系花鸟班学生上课

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为中国画的独立发展争取名和实。他强调,中国画的发展要增强开放性,但同时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中西“两大高峰”应该进行交流,但绝不能融合,“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绘画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潘天寿《鹫鹰磐石图》 纸本设色 161.7×123.9cm 60年代

潘天寿《雨霁图卷》 纸本设色 141cm×363.3cm 1962年

前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认为,这一切,都源于潘天寿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切理解与热爱。

他自幼读私塾,国学文化对他来说不仅是知识,也是道德准则,是毕生实践的人生理想。他的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绘画、中国诗词、中国书法和中国书画史论,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是深切的,是融化在血液中的。

潘天寿《青绿山水图轴》 纸本设色 69cm×54cm 1962年

有长期的研究,才有深切的理解,才有由衷的热爱,才真懂其中的文化价值,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自信。因此,也有人评价潘天寿为传统派的最后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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