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万亡灵的叹息:朱元璋称帝后为何嗜杀成性?

中国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不胜枚举,从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平吴后逼走范蠡,害死文种,到清中期乾隆作“贰臣传”清算当初清军入关时望风归降的明朝旧臣,这样残酷的政治定律,反复上演,其中,尤其以明初朱元璋的血腥屠戮为顶峰。

为什么要说朱元璋才是其中最极端者?因为勾践虽然害死文种,但是并未作扩大化处理,而乾隆呢?固然,他看不起曾经投降清军的明朝官员,但这些投清者早已作古,且多平安善终,连曾经“出尔反尔”的辽东明将祖大寿,竟也未因自己的“首鼠两端”而遭到清算,和朱元璋相比,他们这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

(影视剧中的朱元璋)

01朱元璋称帝后杀了多少人?

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其他君主相比,朱元璋的血腥屠戮,不但波及面极广,而且必欲斩草除根。从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这段时间里,朱元璋的“秋后算账”达到了巅峰。

其中,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口胡惟庸谋反,危害社稷等罪名,将其族灭,胡惟庸死后,针对胡惟庸余党的清算,竟持续了十多年之久,直到十年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倒台,《昭示奸党录》的颁布,才让我们大概了解到,因胡惟庸“可能谋反”而被处死的人达到了三万之多。

胡惟庸与李善长的被杀,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在洪武二十六年,曾经率军长途奔袭捕鱼儿海,险些抓住北元国主的名将蓝玉,也因朱元璋猜忌而被处死,受其牵连致死的功臣宿将,达到了两万之多,共同列名于所谓《逆臣录》。

胡惟庸和蓝玉案加在一起,总共杀死了不下五万人。而这五万余人,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朱元璋起兵打天下的“老革命”,西军功集团因此凋零殆尽。到了后来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清君侧”时,建文帝手中虽有兵和粮,但却仅能派出李景隆这样的庸才统军,此可见朱元璋屠戮功臣,不但没有达到巩固皇孙的地位,反而导致南京的朝廷在遭遇地方藩王叛乱时迅速陷入“无将可用”的尴尬境地。

(靖难之役)

曾经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文武官员都无法逃过他的屠刀,那些曾经反对过朱元璋的政治势力就更逃不出他的魔爪了。

朱元璋还未称帝时候,曾在江浙地区与另一军阀张士诚作战。张士诚用兵无方,妒贤嫉能,但是江浙地区,尤其是浙江东部的地主豪强却很拥护他。朱元璋兼并张士诚和方国珍后,对这些地主集团恨不放心,先是向他们征收重税,后干脆直接举起了屠刀。

朱元璋要迫害地方豪强,需要一个借口,而发生于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郭桓是明朝财政部的二把手,被属下告发倒卖收上来的秋粮,以公谋私。这下朱元璋可不干了,他最恨官员贪腐,尤其这种事还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因此,朱元璋先将郭桓处死,并把他的人皮剥下来示众,残忍至极。接下来,朱元璋还不满意,他认为郭桓贪腐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到许多地方官员跟大地主。因此,朱元璋任命酷吏吴庸为主刑官,追查此事,结果,中下层官僚为了向朱元璋表示忠心,同时显示自己和“腐败”绝无关联,告发政敌,严刑逼供甚至直接抄豪强地主的家,将对方的财富尽数收归官有,其中,尤以江浙地区为甚。

到最后,明廷追查出来的赃物,远远超出之前的预计,而吴庸以下的极端举措,也招致民怨沸腾,东南地区趋于动荡。朱元璋看到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将吴庸也一并处死,好显示自己的“公正”,以平抚人心。

《明史》中关于“郭桓案”死亡人数的记载较为模糊,仅以“数万人”概括。而根据明史大家吴晗先生所考证,“郭桓案”和朱元璋屠戮基层官僚的“空印案”两案的被杀人数,达到了七万之巨。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于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之间的“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四案”遇害人数,保守估计,已经有十二万之多,而真实数字,可能还要在这之上。仅仅是四个大型案件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就已经达到了“十万加”,这让人真是不寒而栗。

(影视剧中即将被朱元璋处死的元勋宿将)

02为什么没人反抗朱元璋的滥杀?

那么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呢?难道他就不怕底下人起来造反吗?

其实,真正有能力造反的军队,已经被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掌统兵权、兵部掌发兵权”的权力分离模式牢牢控制起来。除此之外,由于朱元璋对军功贵族的杀戮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根据他们加入自己“统一天下大业”的时间先后来进行,这也导致不少功臣对皇帝存在幻想,未能及时反抗。而军功贵族内部因为地域出身等原因又矛盾重重,无法凝聚成反对皇权的统一力量,这更使得他们如一盘散沙,被朱元璋轻易各个击破,到最后都做了新政权的祭品。

明朝的正规军高级将领想造反都困难重重,地方上因朱元璋残酷压迫而发生的小规模的民变,更因为缺乏统一指挥而遭卫所的官军轻易镇压。朱元璋的血腥屠戮到底算是达到了他的初始目的。

03朱元璋为何迷信暴力?

接下来,还得解决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朱元璋如此迷信肉体消灭?其中原因也有三点,第一自然是文首提到的“过河拆桥”定律,此处不再赘言。

第二,朱元璋在与元末群雄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从元朝覆亡身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元朝的灭亡是因为过于宽纵,所以他认为“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正是这样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导致朱元璋在对待功臣和其他投降者上不惜以武力来解决。为此,他甚至连曾为自己立下赫赫战功的亲侄子朱文正都不放过,仅仅出于对方礼遇儒生,朱元璋怀疑对方有异志而将其鞭打致死,以免给承袭皇位的子孙后人“留下后患”。

明太祖的凶残,真是达到了极致。

第三,朱元璋嗜杀,与他的出身和性格也有关系。别看朱元璋作《御制大诰》,似乎肚子里也有些墨水,懂得些“诗书礼易”,但细究其中主要内容,不是对犯罪案例的理性归纳整理,或者谨慎量刑定罪,而是恢复了许多残酷野蛮、甚至元朝都弃用的刑罚,同时,他还用处刑案例阐述跟“实物”(比如前面提到的郭桓的人皮被剥示众)来恫吓官民,使得他们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恐惧。简言之,就是让臣民对自己又爱又怕。爱是希望“大明的子民”牢记“君臣大义”,时刻准备为自己的政权存亡去“献身”,“怕”则是让手下人不敢打自己江山社稷的主意。

(朱元璋《御制大诰》)

由此可见,朱元璋真是机关算尽,不过,这位起于草莽的暴君怎么算都没算到,自己的儿孙之间,会在他尸骨未寒时迅速演出一场新的权力争斗。而他那他所谓四编《大诰》,也因过于严苛而在他死后流于形式。对于“后朱元璋时代”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参考文献:

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

温功义《三案始末》,三联书店

吴晗《胡惟庸党案考》,商务印书馆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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