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与古越族的历史渊源
典籍中的鄂、咢等，金文中写作噩，是南方一个大国的国名。鄂国称侯叔、季，可知其族有侯、叔、季三支。它在商王朝时期是雄踞南方的一个侯国，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史记·殷本纪》记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西周前期、鄂国的君主具有侯的爵称，其地位在一定的时期内比楚国君主还要高。从青铜礼器《噩侯驭方鼎》的铭文记载得知：周王南征角夷，自征地返回到祛的地方，噩侯驭方献礼并宴享周王，又陪同周王行射礼。周王亲自赏赐给噩侯玉、马、矢。驭方拜谢周王，并作此宝鼎，留给子孙后代。从这篇铭文分析，当时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因而在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显然也很重视噩国，因而亲赐驭方财物、弓矢、马匹。噩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器以志纪念。
西周晚期，周王室日渐衰弱，噩国的力量却不断强大。但由于噩侯率南淮夷、东夷叛周，并被周扑灭，噩国就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了。从宋代和1942年陕西扶凤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噩国青铜器《禹鼎》铭文：“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六或、东或、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从这段文字的内容分析，大约在噩侯驭方所记于祛地恭迎周王并受周王赏赐之事后不久，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出现了逆转。从禹鼎铭文的记载证实，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活动，声势是很大的。他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历内”。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出现了“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他的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征讨。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周人虽然派大军压境，却未能很快获胜，故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足见周王对噩侯驭方与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是决意要予以讨平的。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而结束。这一结果，对周王朝来说，不仅打退了这次大规模进犯，也铲除了它在南方的一个心腹大患；对噩国来说，因周王下令“勿遗寿幼”，噩国公室的老老小小，大概在这次战争中均被斩尽杀绝，噩国从此被灭亡。此后，噩国不再出现于史籍，铜器中也不再见到比噩侯驭方鼎等这一时期年代更晚的铜器了。
大约与噩的势力从南方消失的同时，强大起来的楚国迅速占领了噩国原来的地域，成了南方大国。
“鄂”与古越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越族，又统称为“百越”。“百越”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敞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次兜之国，多无君。”虽然我们还未能对“百越”进行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以确定它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但可将其视为有关亲缘关系的古越族各支的总称。从有关史料的考证中得知，百越分布的地区囊括汉水以南地区，当包括今鄂州、黄石、大冶及鄂东南一带。
上文曾述及到的楚王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熊渠所至之鄂，应如张守节《正义》引刘伯庄所云，即东鄂。东鄂之疆土，大约包括今鄂州至黄石、大冶一带，这正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古越族聚居地之一，足见东鄂不外乎越人所建。刘节以《史记·殷本纪》中鄂侯之“鄂”，“就是《噩侯驭方鼎》之噩，正是两栖类的鱷（鳄）。”熊渠伐杨粤所至之“鄂”，可能也是鱷鱼之“鱷”。鳄在古代曾被称为“蛟”，是龙类的一种。《汉书·五帝纪》说：元封五年（公元106年）冬，汉武帝“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颜诗古注曰：“许慎云：‘蛟，龙属也。’郭璞说其状云：似蛇而四脚，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显然，这蛟就是杨子鱷。吴越民族断发文身，象蛟龙之状。它们的龙，正是包括杨子鱷（鳄）在内的。东鄂之所以称“鄂”，或许正因为它为越人所建，而越人则恰是崇拜杨子鱷（鳄）的。
《说苑·善说篇》记载鄂君子晰游于江上，与榜×越人交欢尽意，这也足以证明东鄂确实有越人。
从《史记·楚世家》等文献分析，熊渠伐杨越至于鄂，鄂（东鄂）也在杨越范围以内，而不似与杨越骈列。
如果以上说法成立，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东鄂是古越族中杨越“种姓”所建之方国。黄石大冶铜录山和鄂州的部分古铜矿冶资源，正是那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制作兵器与青铜礼器、生活器皿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历史上曾吸引熊渠领兵攻占东鄂，大概就基于这有着巨大魅力的铜矿。
春秋早中期，楚自从牢固地占领了古鄂和杨越以后，它就如虎添翼。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周命楚子熊辉镇定夷越。其后吴避越，越避楚，其子孙皆遂蛮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百越包括杨越在内，在向楚王贡纳的百越中，当有杨越在列。近年在鄂州、黄石及大冶的春秋战国楚墓中所出土的文物，如1977年在鄂州市鄂钢M94、M106出土两件陶鼎“扁圆腹，平底，方耳微外撇，盖呈弧形”。又如百子畈M3一件青铜鼎“器壁较薄，三足聚于底部，盖上施有不连续的蟠螭纹和几周弧纹。”反映出了越、楚、鄂文化的渗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