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感热病早中期能否普遍应用扶正法？
这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已经好久了，至少 20 年了。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思考过，以后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思考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昨天读到刘宁医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践与思考，促使我进一步思索。刘医师谈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而我思考的则是他的经验与观点是仅仅适用于这一种外感热病呢，还是具有普遍意义，其他的外感热病是不是也普遍适用呢？现在我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写出来，请同道们也想一想，今后可以在临床实践中去验证它或者否定它。
外感热病的后期，患者往往表现出虚象，甚至有亡阴亡阳的可能，此时用扶正的治法，甚至救阴、回阳，这是不待说的。外感热病的早期、中期，如果患者出现了虚象，或者有的患者本身就是虚人，是在虚人的基础上发生外感热病，这两种虚实夹杂的情况，扶正与祛邪同用，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需要过多讨论。
那么，我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我要讨论的是，外感热病的早期、中期，扶正法是不是可以
作为一种常规而普遍应用于所有患者身上？就像太阳病要表散，阳明病要清热，卫分证要清透，气分证要泻火，这些是治疗的常规方法，扶正法有没有可能在上述治法应用的同时兼用之，并且这种兼用也成为一种常规方法呢？
20 多年前，我怎么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现在要我清晰地回忆已经有点困难了。大概是由于我对“闭门留寇”这一中医的说法有怀疑。当时我们学人参败毒散，此方治“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局方》的描述里是没有虚的一面的，何以用人参？这与“闭门留寇”的说法相矛盾，现实里中医师们大多在患者感冒时也都不用补益药，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观点究竟对不对？
这一问题虽盘旋在我心头多年，但也没有彻彻底底地从源到流地做一番查考，自己也没有认真地去实践一下。今天我把后来陆陆续续看到想到的一点东西写出来，供大家讨论（有些东西虽曾看到想到，但由于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可能又忘掉了，所以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以后还要完善）。
《内经》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两句话，人人都知道。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若你是真的认同，那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外感热病患者必虚，或必有虚的地方。但临床实际的诊病模式，是辨证的。辨证的话，确实很多患者没有显示出虚的征象来，那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是，表现出虚的征象固然是虚，没有表现出虚的征象的也存在虚，只是没有明显到我们能容易识别的地步。
刚才是从理论上来探讨，这里从方药的角度反过来看。《伤寒论》里的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可以说是外感热病的早期、中期阶段。太阳病的主方麻黄汤、桂枝汤，都有扶正的成分。桂枝汤就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治疗表虚的。麻黄汤呢？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外散风寒的峻剂。
其实，麻黄汤一共 4 味药，桂枝、甘草既是祛邪药也都是补益药。桂枝，在汉代其实用的是肉桂，肉桂当然能温补脾肾，甘草能补益脾气。过去多说麻黄得桂枝发汗之力才强，但也有认识到桂枝有固表作用的前贤，而在我看来，肉桂当然是温补脾肾，桂枝其实也有补益之力，所以麻黄汤的配伍是很高明的，发散风寒中也蕴藏了扶助人体正气的作用（详见拙著《伤寒论求真·上》，这里不详细展开）。
阳明病的主方之一白虎汤，一共 4 味药，扶正的成分其实有3 味，知母能清热也能滋阴，甘草、粳米都是扶正的。而且，其实白虎加人参汤在《伤寒论》中出现的频率要超过白虎汤。张锡纯先生说：“愚平生治寒温实热，用白虎加人参汤时，恒多于用白虎汤时。”又说：“当用白虎汤时，皆宜加人参，此立脚于不败之地，战则必胜之师也。”
少阳病的主方是小柴胡汤，大家都知道小柴胡汤中有人参、大枣、生姜、甘草，这些药物都是补益的。所以我认为《伤寒论》从方药来看，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都重视扶正，至于三阴病更不必说了。后世医家的方剂，前面说过，人参败毒散治伤寒时气，其中人参就是扶正的药物。
前面或是从理论与逻辑来讨论，或是从方药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一种反过来推导的方法，现在从实践来看。上海嘉定叶治范医师报道，1957 年春季流感流行，他以桂枝汤加黄芪做适当加减，治疗 95 例，效果良好且迅速。上海中医学院（今上海中医药大学）贾福华先生 1965 年年底在嘉定人民医院带学生实习时见叶氏用“黄芪桂枝汤治疗感冒发烧，可以不分风寒与风热，疗效可靠”，因而也一再在临床上应用（请参看《伤寒论求真·上》）。
桂枝汤加黄芪治流感、黄芪桂枝汤治感冒，这当然是扶正法，而且这已不仅仅是外感热病早、中期用扶正法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江西名医罗道揆先生治疗多种急症、危重症，都喜用参类。这里面就有外感热病早、中期的。如《罗道揆治疗急危难症》一书中“高热”一节，4 例属外感热病，均用红参或白参；“急惊风”一节，一共就 1 个案例，用的是西洋参；“重症肺炎”一节 5 例与“小儿肺炎猝死症”一节 1 例，均用红参，但因为大多数有休克表现，或者是明显的虚象，这 6 例不属于我要讨论的范围；“流行感冒”一节 1 例，用北沙参；“麻疹”一节 2 例、“流行性腮腺炎”一节 1例，未用扶正法；“乙脑”一节后遗症数例不计，单看急性期的卫分证（轻型）、气营证（中型）未用扶正法，气营证（重型）与营血证（极重型）均有生晒参或红参；“流行性出血热”一节，在论述中提出发热期“加入生脉散预防休克” 1 个案例，用的是犀角地黄汤加红参等；“流脑”一节 1 例，用犀角地黄汤、化斑汤加西洋参；“急性化脓性脑脊髓膜炎”一节 2 例，一用龙胆泻肝汤加红参，一是清瘟败毒饮加西洋参；“颜面丹毒”一节 1 例，用普济消毒饮加红参；“肠伤寒”一节 2 例，或用黄芪、生晒参，或用党参、太子参；“暑症”一节，有 1 例与之前案例是重复的，有 2 例是上感，均有红参或生晒参。
肠伤寒（类似中医的“湿温”）在民国时期祝味菊先生善用麻黄、桂枝治疗，并经常用附子，取得很好效果，以至吸引了陈苏生先生跟其学习。陈先生先后有 3 位亲戚都患肠伤寒，且经当时名医诊治而死亡，而陈先生当时也已经有些名望了。祝氏的经验也为儿科名医徐小圃先生接受，当时在沪的江西杨志一先生的儿子患湿温，经徐氏治愈，之后也屡用附子等温阳药治愈湿温。祝氏还影响了马云翔先生。
马氏自己患湿温，久治无效，加用附子后获愈，后用于其他患者也取得很好效果。拙编《危症难病倚附子》对上述名家经验均有收录。此外，还有陈树人先生、林家坤先生有类似的经验，详见该书。
江西名医万友生先生之母 1943 年患湿温请另一位名医治疗而告不治，当时万氏已考虑是不是要用补益之法。翌年万氏治一患者，湿温久热不退，一日忽然蜷卧不语，久不清醒，毅然投补中益气汤，患者深深入睡，醒来自云：我病好了。万氏 1955 年发表的《湿温六例的初步分析》，5 例用了西洋参或石柱参、党参、黄芪（其中 1 例可能就是 1944 年那位患者）。
虽然万氏说要有指征才能用这些补益药，但何以之前的名医识别不了用补益法的指征呢？还是被清规戒律束缚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刘宁医师在这次疫情中提倡扶正法，以人参、黄芪为君，补中益气汤为主，又分阴盛阳虚、阳亢阴虚、平人三类进行加减组方。全程包括早期、中期都用扶正，这是刘医师治疗方案的特色。
但我不知道，患者的具体表现如何，确实是所有患者早期、中期就都有虚象，还是纯粹根据理论的推导而采用扶正法的，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请注意，我并不认为纯根据辨证用药就是对的，也并不认为纯根据理论用药就是错的，一切应以临床实践的最终效果为判断的标准。（顺便一提，说本次疫情是内伤，不是外感，我有点不太赞同。但这个问题错在李东垣上，不能因为正虚要用补益而把这类传染性
疾病说成内伤。）
综上所述，我认为外感热病早期、中期就应普遍用扶正法，而不必等患者有明显的虚象再用，可能不仅不会“闭门留寇”，反而会加速病情的痊愈。
这是我的初步看法，供大家参考、讨论、实践。最后一切以临床实际效果为评判的依据。
另外，昨天我与高我一届的老同学孙士清医师讨论时，他提出：外感热病初期表现为白细胞下降属病毒感染的，可以尝试用补气药；如果白细胞升高属细菌感染的，用补益药可能会加重病情。经他同意，把他的猜想也公布出来，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