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扫六合，天时地利远胜人和
秦王扫六合，天时地利远胜人和
扁舟秦汉系列之秦帝国的灭亡（四）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说起秦始皇和他的横扫六国，成就帝业的宏图壮举，人们大多从人和的因素阐述，从始皇帝个人到商鞅变法再到六世余烈，各种角度都被翻来覆去的分析解释了个遍；也有一些学者会从地理尤其是中国早年西胜过东的规律着手，分析秦王国的地利优势；至于秦王国的独特天时则很少有人涉及，说起来的也大多沦为不伦不类的玄学迷信。
然而，如果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做一番分析，恐怕会发现，秦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灭亡六国，其根本原因也许天时地利的因素远多于人和的因素。
人和的因素最被认可的是商鞅变法，我们前两节有做过简单介绍，为大家揭开其神秘面纱，这里再简单回顾下：
进入战国以来，所有诸侯大国都面临着一个根本困境，那就是国家日益增长的进取和图存的野心与世卿世禄的政治经济分配秩序之间的巨大矛盾。
世卿世禄是西周时期的政治遗存，在这种分配秩序下，位于城中的贵族通过掌握先进的青铜兵器获得暴力优势，他们不断侵袭郊野的土生氏族部落，把他们的土地作为财产根据血缘亲近关系，形成以卿、大夫和士为基础级别的爵位身份体系，封给贵族与自己的后代。这个身份分配体系以家族为单位世袭，再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族内进一步分配。
由于城邦时代政治体系的简陋与不完善，王国和诸侯国中，基于爵位的身份级别，往往要远重于行政级别，这就造成早期的王族与公族的后代，其掌控的财产与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中的最大的几支往往形成了自己的掌控的城市，联起手来足以轻易控制朝政，架空在位的王族或公族。
上层建筑间的巨大矛盾，使得各国纷纷开始变法，商鞅变法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种。
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打破世卿世禄，改为以军功为唯一的“KPI考核标准”，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根据军功来获得封地，原则上不许世袭。这个听起来很美妙，但问题是，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其老牌王族公族以及被兼并的诸侯大族等等，形成了庞大的卿大夫贵族阶层，他们怎么可能因为你一句改世袭为KPI考核就乖乖就范呢？他们必然激烈反对以至于搞得你无法成事。
所以变法必须要照顾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损失。因此各国变法都会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商鞅变法采取的调整措施是通过个人奖与团队奖两种模式，既调动起基层民众的积极性，又基本没有损伤大贵族的利益。
对于底层来说，斩首就可以升级，积极性肯定会有所增长，但是个人奖是只针对大夫以下的平民和低等贵族“士”的。他们要想继续升爵，必须要升到个人奖的最高级，还要把个人的爵位奖抛弃，改为担任对应的军中官吏，收获只有爵位收获三分之一，然后再通过团队奖累积军功继续升级。也就是说，个人上升的通道被很严格的控制，个人选择继续上升还要丢弃三分之二的土地财富，也能节约国家支出。
而对于卿和大夫这些大贵族们来说，虽然明面上规定其后代没有军功就不能继承任何财产地位，但是实际上给这些官二代们保留了预备役的起点，他们一加入就是军中的大小官吏，参加的是团队奖，团队奖哪怕是后勤的司法的文书的，只要是算在这支部队的官员里，打了胜仗就统统可以升级。
所以对于这些大贵族们来说，一开始其实就是走一个过场。这些世卿世禄的官N代，富N代，都知道少壮派们对自己万般不满，国君也一样万般不满，现在国家仁至义尽，给一个走过场继续保留自己地位的台阶，还要不给面子，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他们内部也无法在这样优厚的条件下，还团结起来对抗国王。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变法才能比较容易被接受。
当然，如果真这么搞下去，那岂不就是换汤不换药，卿大夫们该吃香喝辣还吃香喝辣，那这变法效果就没法体现了。所以商鞅变法又搞出了一个客卿制度，专门用来吸引来自六国的有号召力的卿大夫们。
这个制度把来自六国的高素质人才，给予与卿的后代一样的预备役级别，只要团队奖一升级，立马就享受最高的卿级别的待遇，并且可以和秦国大族一样继续升级。而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制度下，谁能做客卿，谁能从最高级别开始计待遇，国君说了算！这样一来，首先是拉拢了六国人才，其次是这些人才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由于国君的赏识而得到重用，他们既能为国君效劳，拼力对抗老牌贵族，又能较轻易的为国君所掌控甚至随时抛弃。
看上去，制度确实很完善了，可是上面这些制度，真的特别复杂吗？复杂到六国的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到吗？似乎也并不是。六国所实行的各种变法其实也都大同小异，他们之所以远远没有秦国变法成功彻底，有其不得已的客观因素在。
商鞅变法要成功，要大量吸引本国基层与中层，还要大量吸引外来高层与外来流民，首先就需要大片大片的新增土地，你得有增量，有新市场，才能吸引更多的市场人员来替你开拓呀。当然，这个说起来也简单，六国不就有大片的土地嘛，给我去抢啊！可问题是，对每一个诸侯来说，其他六国不都有大片的土地吗？为什么就只有秦国能改变的这么迅速，这么彻底呢。
这里面既有地利的原因，也有天时的原因，我们首先来重点说说天时。商鞅变法要想强力执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国家对土地的强有力的掌控，国家有能力执行彻底的国家土地所有制，不然你国家连土地都不能掌控，你拿什么去作为奖励分给通过军功获得爵位的个人呢？
可能很多朋友会有疑问，国家土地所有制在后世很多中华大帝国都想推行，但基本都沦为一纸空谈，怎么秦王国却能有力的推行下去呢？
秦国还真有能力推行国家土地所有制，这主要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特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土地所有制带有浓重的氏族公有制色彩。
早期的耕种工具非常简陋，都是硬木与石质工具，铜过于稀少，很难作为农具大规模使用，而且铜的硬度和耐用度也远远不够。直到春秋时期铁的出现才得以使农具有了飞跃，但是耕种能力仍然有很大的不足。
当时的铁还是生铁，质量仍然有很大限制，当时的农具虽然出现了所谓的铁犁，牛犁，但是要到西汉中期，大约是由于材料的进步，早期钢已经出现，才得以发明犁镜（又叫犁壁）。直到有了犁镜做固定，才可以有效的使用畜力（主要是牛），才可以实现深耕和深耕下的平整土地。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不具备深耕的技术水平的，而无法深耕土地，种子的施种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举个例子，种子插秧最多能种四五厘米，可是土壤表面太干太硬，必须要5-15厘米才能耕种，而且具体多深要根据不同年份土壤的湿度、肥力来定。而农具又最多能深入10厘米，怎么办？
当时的人们想出了所谓的垄亩法来耕种。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假设有一块地，我们从中间一分为二，用类似宽的铁铲一类的工具，把右边的土地铲出10厘米，然后全部翻过来放到左边，这样左边就高了出来叫做垄，深度是10到0厘米，右边就成了一条沟，深度是10往下。
这样，如果当年比较干旱，或者田是旱地，就可以把种子种到沟里，深度是10-15厘米，如果当年比较湿润或者田是水田，就种到左边的垄上，深度是5-10厘米，可以保证种子在适合的5-15厘米的深度耕种。
当然，由于深度非常浅，一条垄或者一条沟基本上一年只可以耕种其中的一个，而且往往第二年就肥力不足，要反过来把垄上翻来的地回填回沟，再把垄铲成沟，翻到原来的沟上，垄变成沟，沟变成垄。
这种耕种方式，就必须把田切割成一个个左右对称的长条状，事实上，所谓的亩字，初始含义就是指的一步宽，一百步长的一大长条的田地。所以那个年代的田地不像后世是随意灵活处置的，必须是非常归整的一长条垄隔着一长条沟，各户之间必须要有强力部门协调归整土地。
此外，由于缺乏深耕能力，导致土壤的肥力非常有限，即便是挖成垄和沟一年一换，也可能仍然肥力不足，土地耕种完两年可能还要休耕，也就是说还需要准备好轮耕的土地，保护好休耕的土地。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每年耕地只有不到一半可以耕种，产量很低，而且需要非常归整的垄亩和轮耕设计，这样复杂的耕种环境使得单户之间是没法完成协调与沟通的。
早期的土地所有制度都是基于血缘氏族和部落的公有制，部落集体归整、规划和分配田地，单户按照集体规定使用田地。随着城邦诸侯的扩张，田地在氏族部落公有和个人使用的基础上，往往还要加一层宗主——来自城邦的贵族逐渐扩张到郊野，郊野的部落和田地往往被封给了他们，但是他们根本无力打破这种生产方式与土地管理制度，对土地和部落的所有更多通过收取地租（主要是基于公田的劳役地租）来实现。
所以早期的世卿世禄贵族，其所谓的势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整合和利用手里的土地和人口，氏族和部落除了交租，根本不是他们可以调动使用的。在解放初期，我国的云南、大凉山等深山地区，还大量保留了很类似的生产方式与多级土地所有制度，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先秦生产制度的活化石，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有兴趣的可以参阅相关文献。
言归正传，随着诸侯向郊野的大幅扩张，国家暴力开始扩张，郊野的血缘氏族和部落被打破，逐渐形成新的基于村社的国家直接控制的基层行政单元，国家开始强力掌控基层单元。由于前述生产力的限制，旧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很难打破，土地必须要公共部门来强力控制，所以诸侯国都掀起了土地国有化的热潮。
在第一节，我们介绍过秦王国在前408年的“初租禾”，这个初租禾其实就是意味着国家正式开始宣布土地国有，通过地租方式收取税收。
这个过程最早是在经济最发达的齐国实现的，大约早于秦270年，但是此时打破世卿世禄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开始。所以在国家占有土地的时候，强大的世卿世禄贵族也在疯狂的扩张自己的土地，这些大贵族作为国中之国跟随国家一起扩张，于是齐国陷入了早期大族迅速膨胀，国君和其亲族迅速被架空的混乱局面。国家被田氏取代，国家的强力控制始终无法建立。
紧随着齐国崛起的是晋国，他们的类似国有化土地扩张行动，比秦国早了200多年，同样，他们打破世卿世禄的改革需求还远远没有到来，于是，那些早期贵族疯狂的扩张自己的土地，与国家一起扩张，最终国君和其亲族迅速被架空，一直牢牢压制秦国的强大晋国不仅没有一统天下，反而就此崩溃，一分为三，给了秦国天赐良机。
秦国的国有化土地改革是最晚的，晚于关外国家一百多到二百多年，他们改革的时候，关东六国的打破世卿世禄的改革已经开始，很快就进行得如火如荼，秦国已经可以很轻易的从六国的改革得到经验，可以很快的进行新的改革。
秦国的改革其实早就开始，到商鞅时期集大成，和国有化的改革相距不超过50年，也就是说，秦国的两次改革相距时间非常短，短到其国内的老牌卿大夫阶层根本来不及扩张，根本来不及形成自己的力量。
秦国的土地国有化和扩张是几乎同时的，使他成为唯一有条件实现彻底的国有化扩张的国家，其时机非常恰到好处。如果秦国土地国有化改革早一点，那么等到第二次改革大潮到来时，秦国也已经是旧贵族并立，扩张起来就难免步履蹒跚，如果秦国的土地国有化进行的再晚一点，类似越国那样，那么秦国就无法对六国人才形成吸引力，很可能在六国的扩张步伐下被压制甚至瓜分。
秦国的改革时机为什么这么恰到好处？当然有很多复杂的，说得清的和说不清的原因，但很显然，这绝不是某个或者某几个伟大人物能够决定得了的。好了，这节我们主要说的天时，下节再具体说说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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