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on Acemoglu | 根源分析：从历史路径衡量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
文献来源：Daron Acemoglu,"Root Caus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Finance & Development,Vol.40,No.2(June 2003),pp.27-30.
作者简介：Daron Acemoglu，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获得硕士（1990）和博士学位（1992），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The 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阿西莫格鲁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他是世界范围内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他于2005年被授予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
主要论点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国内制度的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为证明该论点，作者首先根据学界普遍的观点提出了2个假设，即地理和制度是造成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两个根本原因。地理假设认为由于地理、气候和生物的原因导致某一国的贫穷。制度假设则认为是制度的原因，好的制度能鼓励对生产设备、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投资，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作者进一步指出，好的制度有3个关键特征，第一是对整个社会范围内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这有助于鼓励私人投资；第二是限制精英、政治家和其它势力团体侵占他人的收入和投资；第三是为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参与经济活动。
论证过程
作者首先分析了地理因素的影响，并对其进行证伪。作者认为，虽然看似气候条件不佳的热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但这最多只能说明地理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关联，并不能证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背后可能还有许多被忽略的因素，这其中就包括制度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作者设计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即找到一个使制度发生变化，但地理条件保持不变的外生变量，来考察地理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者认为，欧洲自15世纪开始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刚好提供了能进行“自然实验”的条件。欧洲殖民者改变了许多殖民地的政治制度，但是并未影响当地的地理条件。因此，如果地理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那些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富裕的国家在欧洲殖民者离开之后也会依然保持着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因为地理因素保持不变，所以不管是在殖民前还是殖民后，那些被殖民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具有连贯性。但是，如果制度才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那么那些被欧洲殖民者输出了好的政治制度的殖民地如今应该比那些被欧洲殖民者建立了剥削制度以获取当地资源的被殖民国家更富有。
为了验证上述两个假设的预期，作者考察了被殖民前后的国家财富状况，历史经验表明，由地理因素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预期并不成立，那些在被殖民之前较为富裕的国家，现在的经济水平却极为落后。因此，在地理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表明地理因素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观察欧洲殖民者对各个殖民地实行的不同殖民政策，以及被殖民地国家今昔财富水平的对比，可以证实制度因素的假设是正确的。在那些欧洲殖民者并未定居、当地人口数量多且资源丰富的国家（例如非洲的国家），欧洲国家在当地建立了剥削机制以取代当地的政治制度，这种剥削制度未能对政治精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未能保护大众的私有财产权，许多当地人口被迫为奴。对比之下，在那些没有什么资源可供掠夺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欧洲殖民者建立了大量有利于保护他们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制度及法律，这些制度也更有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当然，作者同时也表明，地理因素并不是不重要，只不过历史经验表明，地理因素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问题的延伸与拓展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制度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性影响，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还是选择了坏的制度？对此，作者指出，近期一些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表明，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原本制度失灵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培育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制度不仅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影响收入的分配。如果制度转型使得原有制度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进而影响他们的权力和特权，那么他们会阻止制度发生改变。任何改革都会触及一方的利益。因此，在欧洲殖民者离开之后，他们在殖民地所建立的剥削机制也大多数并未被废除，因为当地的政治精英需要依靠这一剥削机制来维持自身利益及地位。
最后，作者将其结论的适用范围拓宽，认为即使对于那些未曾遭受欧洲殖民但却面临制度失灵问题的国家，其结论仍然适用，即制度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制度失灵的根源和制度改革的困难来自于任何改革都会有输家和赢家，潜在的输家经常能对改革加以抵制。当然，最后作者也承认，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不会发生变化，成功的制度转型的确存在，但是其发生条件一般是改革者具有十分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能强制实行改革方案；亦或者通过谈判让潜在的输家能从改革中获得补偿或者避免利益受损。
编译：施 榕
审读：杨端程
编辑：吴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