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王维、颜真卿——《判词经典》之九
元稹、王维、颜真卿
——《判词经典》之九
中唐诗坛，元白并驾；文学史上，元白不分。白是白居易，元则是元稹。元稹是鲜卑人，原姓拓跋氏，建魏后始改姓元，世代仕宦。元稹字微之，排行九，因称元九。他自幼丧父，随母刻苦自学，十五岁即明经及第。贞元十九年，元稹考中了“书判拔萃科”的第四等，白居易与他同榜。紧接着，他们又一同被授秘书省校书郎，所以有“书判同年，校正同省”之谓。白居易对此亦有诗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世人说元白：“生同时，仕同官，情好密笃，意气推许。”白居易的《祭微之文》自谓：“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们共同发起新乐府运动，有“诗到元和体变新”之谓。《新唐书·元稹传》称：“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里，悉传讽之，号元和体。”虽然通说认为，“世称元白，元何能如白也”，但也有人认为，元稹的诗文成就并不比白居易逊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足可传唱千古。“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人道“胜（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多矣”。在传奇小说方面，元稹也是高手。大家都很熟悉的《西厢记》，就是根据他的《莺莺传》改编的。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最著名之爱情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云：“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元稹像（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后人之所以轻元重白，“非独其诗之有优劣也”，更在于诗外功夫。一来是嫌其薄幸，又文过饰非。因为《莺莺传》里那个“始乱之，终弃之”的张生，实为元稹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而已。袁枚在读《莺莺传》时，就忍不住吐槽：“疑他神女爱行云，故把鸳鸯抵死分。秋雨临邛头雪白，相如终不弃文君。”二来是人们不齿于他的晚岁趋炎附势，非要在宦官支持下做那三个月的宰相。一如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所云：“微之与乐天齐名，初年直节文章，尡耀一代，嘐嘐之志，甚是不屑。末路困于外郡法曹，思得高官，彼非贪荣者，但欲见经济以展抱负耳。不知作相仅三月，经济未见，而失身宦官，难免正人之议矣。”相反，白居易的名节就为世人所称道，例如秦朝釪就说：“若白乐天性情便厚，故能始终一节。”盖中国传统讲究“道德文章”，“言为心声”。正像洪亮吉所说：“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立身不正，文章再好也要大打折扣。
话说回来，既是及第“书判拔萃科”，元稹的判词也应不俗。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龙筋凤髓判》谓：“元微之有百余判，亦不能工。”可见，元稹的判词数量可观，在宋代还有百余道存世。至于说他“亦不能工”，既是与白居易相对而言，亦是与张鷟相类而论。就我们于今所能见到的十一道判词而言，也并非全是泛泛之作，即如《错字判》，就颇清丽可观。案情大略是：“丁申文书上，尚书省按之。辞云：'虽误，可行用。’”元稹援笔判曰：
文奏或差，本虞行诈。此例可办，必有原情。苟异因缘之奸，则矜过误之罚。丁也方将计簿，忽谬正名。曾不戒于援毫，遂见尤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误有等差。倘以百为千，比赐缣而难赦；若当五而四，纵阙马而何伤？苟殊鱼鲁，相悬宜恕，甲由未远，按其非是。虽怀三豕之疑，诉以可行；难书一字之贬，请诸会府。弃此小瑕非愚，诉人在法当尔。
在本案，丁所上呈的公文出现错字，被尚书省纠劾。丁辩称：“虽有错误，但不影响行用。”对此如何裁判，元稹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
一是必有原情。我们之前讨论过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不想元稹也谙此道。这也不奇怪。元稹是明经科出身，明经试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求应举者熟读儒家经典，对此韩愈在《送牛堪序》中曾云：“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又诵数十万言，其为业也勤矣。”熟读经义的元稹很自然地从“原情”入手。他认为，惩罚奏文错误，本为防止行诈，因此就须原情，看看其用意是否在于勾结为奸。在本案，丁奏文出错是因下笔不慎所致，因此就应慎罚。
二是误有等差。对故意与过失作出区分之后，元稹继而提出，即便是过失，也有等差。“以百为千”这样的原则性错误，显然与“当五而四”这样的小差错不能相提并论；鱼鲁亥豕、甲由牛午这类错误，虽不应该，但也没有大害。既然不影响行用，尚书省就应宽恕丁的过失。
这道判词，不仅层次清晰、观点鲜明、适法精准、理念先进，就是在文风上，也比《龙筋凤髓判》直白通俗了许多。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掌法变化，条理井然，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赵翼的《瓯北诗话》亦云：“元白尚坦易。”“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就连康熙皇帝都说，元稹之文“机理淹畅，不事雕缋，唐文之又一格也。”判词是对老百姓说话，自应浅近才是。从张鷟到元白，从缛丽到通俗，正代表了判词发展的方向。
王维像（清殿藏本）
在唐代，诗人而能写判词者，不独元稹和白居易。我们所熟悉的“诗佛”王维，亦有判词行世。《集异记》说王维“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除此之外，他还善画，南画一派奉其为鼻祖。但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斜杠青年”，要想科举及第，也须达官贵人举荐。明人传奇中有一出《郁轮袍》，说的就是岐王助力，为其打通公主关节的故事。按照岐王的设计，“妙年洁白，丰姿都美”的王维，假扮伶人到公主府上献奏新曲，一曲《郁轮袍》，“声调哀切，满座动容”，亦引得公主大奇。岐王不失时机地令王维出献怀中诗卷。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那结果，自然是挤掉别人，让王维作了解头，从而一举登第。
兴许是登第之路太过顺利，王维习判就不似白居易那般卖力，留下的判词不仅稀少，质量也是马马虎虎。《文苑英华》收有他的一道《宫门误不下键判》，我们看看也就得了。案情是：“安上门应闭，主者误不下键。”安上门是长安城南面三门之一，设有守门人，以掌晨昏启闭。按《唐律》，“若错符、错下键及不由钥而开者，杖一百；即应闭忘误不下键，应开毁管键而开者，徒一年。”本案就是守门人“误不下键”。王维判曰：
从头到尾，空讲一通大道理而已。这也不能全怪王维敷衍，既是程式之文，判题本身又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空间。而遍观《文苑英华》所收各家判词，率多类此。可以想象，针对真实案件的实判，应该鲜活许多，只可惜流传至今的实属凤毛麟角。据许同莘的《公牍学史》讲，唐代见于史籍的实判，也不过一两道而已，其中唐末范摅的《云溪友议》所载一道完整的实判，竟是出自颜真卿之手。作为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名头诸位应是耳熟能详。苏东坡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
颜真卿像（清殿藏本）
颜真卿可不是一天到晚只会写字的人，他首先是一位官员，一位刚正不阿的政治家。兴元元年，他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身死之后，三军痛哭。那篇判词，则是作于临川（抚州旧称）刺史任上。案情大概是：“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简单地说就是，秀才杨志坚尽管学问不俗，但却怀才不遇，其妻不耐，要求改嫁。颜真卿判曰：
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既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判词虽短，颇可玩味。颜真卿虽然判决愚妻阿王改嫁，却以责其二十大板为条件；对于杨秀才，则又是赠以布帛米粮，又是安排随军工作。在法，它尊重了妇女的婚姻自由；在理，它褒贬分明，以儆侥幸；在情，它彰显了对于离心背德之举的贬抑、对于笃学明经之志的褒奖。判决之外，颜真卿还特别强调，此判要“令远近知悉”，又说明，当时的司法官员对于发挥判词的教化功能，已经达到非常自觉的程度。据称，此判一出，“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