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成为酒文化的俘虏（随笔）
别再成为酒文化的俘虏
作者：彭机明
主编：非 鱼
回想在家乡县城工作的时候，喝酒就是家常便饭：无酒不成席、无酒没气氛、无酒没敬意、无酒没意思。无酒没意思，是指虽然吃过饭，但就是觉得跟没有吃饭一样。就像在单位食堂吃饭，是吃过了，也不是不饱，但就是觉得跟那种弄点小酒、有点气氛的吃不一样：一边酌酒，一边谈笑风生，不见得一定要有好菜，即使真的没有吃一口饭，也觉得是吃过饭了。
我接触家乡的酒文化，应该从孩童记事起开始的。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当时物质贫乏，还要用布票粮票的，但我老家身处偏僻山中，一些政策的实施要慢半拍，实施的程度也相对有弹性，我那左邻右舍的日子也不会显得非常窘迫，虽然有时候还要吃点番薯或者晒干的番薯片熬成的番薯粥，但那黄酒还是有喝的。我家，因为父母种了不少番薯，还种了花生，以致酿黄酒的糯米总是有办法筹集，因此，我小时候是在喝黄酒的环境中成长。我父亲每天要喝黄酒。家里有几把锡做成的酒壶，用这样的锡壶盛酒，放在热水中容易增温。其它壶应该是受热慢、散热快。黄酒就是要恰好有点烫舌头的温度时喝为最妙。在烧柴灶的下锅弄一桌好菜过程中（农村的烧柴火的灶有两个锅，下锅更大，直径近一米，可以放入饭甑，上面那锅小一些，一般拿来热水用），已经把一壶酒拿到上锅温热中了。
老家的左邻右舍，有客人来，首先在吃正餐前，先吃点心。每个客人面前摆上一碗炖熟的鸡蛋，问客人的喜好，是否放糖。但黄酒是一定要的。桌子中间摆上烫皮、花生、煎薯片等农家小吃。因为个别客人显得拘谨，主人要劝几次才会吃掉；主人有时候把那碗中的蛋撬碎了，说包不回去了，这样才吃完。现在想来，不就是两个蛋吗！但不能这样认为，一是当时物质贫乏，在农村有鸡蛋加黄酒款待，算是好的款待了。有的客人无论主人怎么劝，只吃一只，弄得主人只好把剩下的一只叫小孩子吃掉。
我老家的宴请少不了酒，“请酒”“办酒席”等词语中，显示出酒在宴请中的重要性。老家的宴请，除了在上下厅堂摆上八仙桌外，如果桌席多，还在门坪上摆。每桌有一把酒壶，滚烫滚烫的，爱酒的人，喝上一碗，加上当时的环保肉食，那是一种美味盛宴。在这样的场合，才是真的大碗喝酒。为了宴请，主家可能半年前就开始了黄酒的准备，等到宴请近了的日子，已经贮备好了黄酒娘（指没有冲水的黄酒）好几坛，有三四百斤。宴请中，一般有猜拳（正餐过后）。猜拳中，输掉人也是往往喝一大碗或者半碗黄酒的。我最喜欢我那个叔公猜拳了，他的声音响亮，声震梁木、音过屋栋。他的声音，就是隔两三百米远的地方也能从轰轰作响的吵杂声中穿透出来。
上大学前，我受成长环境影响，喜欢喝黄酒。读大学的时候，与同学在大学的柚子园里，人手一瓶赣江牌啤酒，那时候的一瓶酒是750毫升一瓶。直到参加工作，在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第一次喝白酒，那是章贡酒。一小杯喝下去，只觉得喉咙难受，只是强迫自己喝。到后来，能喝点白酒，但一直没有那种象喝黄酒那样的口福之感。
到第二个单位工作，是经常下到乡镇的县属单位，那时候催公购粮、搞计划生育，县属单位都得派人下去支持。除了中心工作，本部门的业务工作，也是要下乡，比如动员他们订阅党报党刊。到乡镇一般是对口接待，比如县委组织部的人员下去，就是乡镇的组织委员负责接待，我们是属于宣传委员对口接待。那时候的乡镇，宁愿挂账，也要宴请上级来人吃饭。当然，县属单位下去支持乡镇工作，时间三天以上的话，就是来回时“一头一尾”有宴请，平时就在乡镇食堂吃。一头一尾的宴请，我们县委宣传部的人下到乡镇，是宣传委员负责接待，个别宣传委员像酒仙似的，面对一桌来人，往往是一大塑料杯（250毫升），一杯一杯敬上级来人，然后，上级来人，又个个回敬他，他照喝无误。这样一喝，往往是三四件啤酒（三四十瓶）就一会儿喝完了。
在县城，县属单位相互来往，也是盛行宴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县城，一些人信奉那种“喝酒也是为革命，该喝不喝也不对”的说法；信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说法。在这样的思想误导下，即使是正当的必要的公务接待也成了施展拳脚论英雄的舞台。也因此造就了千杯万盏若等闲的喝酒“英雄”，当然也有在喝酒这个战场屡败屡战的“斗士”。
在小县城有什么轰动事情是很快被传开的。喝酒也是这样，谁能喝，谁有海量，也很容易在县城传开。比如谁能够在跟四围台上每个人敬一杯酒（是三钱的小杯），或者某人能一口喝下一大杯（三两杯）50多度的四特酒等等；或者某人中午喝了一斤半的白酒，晚上还照样奉陪喝酒，晚上照样能喝下一斤白酒。在某一段时期，人们总是容易概括出“三个强”或者“三个华”（即凑巧这三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是强字或者华字）能喝，但是喝酒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概括出来的“三个强”或者三个其他什么，不久就成了历史，俨然象军阀割据时代的“城头变幻大王旗”。
即使再能喝，在斗酒论英雄的场合都难免喝醉的。就象我在小县城工作的时候，我知道的那个号称千杯不倒的“大猪”。之所以称呼那个人为大猪，是因为他身宽体胖，加上姓朱。虽然是南方人，但他是南人北相。一米八多的个头体重80多公斤。在酒桌上一坐，没有喝之前，对于那些个头一般的人就是一种心理威慑。“大猪”喝两斤白酒没有问题。但他不愿意喝啤酒，因为啤酒胀肚子，即难于容纳。大家知道“大猪”喝醉的一次，是大猪中午喝过了一斤半白酒，晚上又喝了半斤。然后又参加同学的宴请，又喝酒。在同学家回来的时候他就喝得有点眼冒金星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没问题。但走到半路，就醉倒睡在路边了。当路过的熟人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脸被呕吐的东西糊得到处都是。一条狗正在舔他的脸，狗的舌头在他脸上来回刷动，引起他些许反应，于是他说：“小……小姑娘...别吻我，这么……多人，不好、不好意思的……啊！”这个熟人把这个大猪喝醉后的样子说出来，在小县城就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在县城工作的时候，因为一些人崇尚宁愿伤身体而不愿伤感情的说法，我自然难免受那个氛围的影响，也因此喝醉过好几回。每次醉了以后，躺在床上很难受的时候，我就下决心：一定戒酒，一定不喝酒了。但等身体完全恢复，在酒楼的桌边一坐，杯子一摆、好菜一上、酒瓶一开、敬酒之声不断的时候，我就难免又要喝上几杯。
我有一次喝醉是自己的小孩满月宴请的时候。中午请了自己的亲戚，喝了不到半斤白酒。晚上是自己单位的一桌，单位的同事之所以独立出来宴请，这也有喝酒要尽兴的因素，一是晚上喝酒不用象中午喝那样要顾及下午上班，另外就是单独出来宴请就是方便喝酒。尽管我单位上的有四分之三的人比我酒量好，但我还是想“逞英雄”。因为是夏天，先喝的是啤酒，喝啤酒用大塑料杯，一瓶750毫升的啤酒也就三杯。我为了感谢他们前来祝贺我小孩弥月，我跟同事每个人喝了一杯，那就是八九杯，然后是同事们各回敬我一杯，那又是个八九杯。最后，还跟那些愿意喝白酒的同事喝了三四两白酒，这样就醉了。
我还有一次喝醉，喝得最严重。这是在离开县城到了现在的城市工作的时候。喝酒也有这样的规律，即经常喝的时候，还不容易醉，平时喝酒不频繁，还更容易醉。详细说来这是十年前的事情，有一个同学，他来到我现在工作的城市办事。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做东宴请。在这次宴请上，我还是受以前在县城工作时候的观念影响，因为还有其他四五个同学在场，有的说不太会喝，我虽然是不会喝，但我对别人的敬酒是一口闷。跟那个从老家来的同学喝的时候，是喝了一大杯，这个杯虽然是高脚玻璃杯，但倒满后的量也不少。席散的时候，我已经颇有醉意了。如果这时候我就动身回家是没事的。但做东的同学说去唱歌，于是又去了唱歌的地方。在唱歌的地方，又有同学劝我喝酒，再加上还跟后来赶来捧场的同学喝。因为吃饭的时候喝的是洋酒，在唱歌的地方又是喝的另外一种酒。再加上量不少，这样我就醉了。我醉得怎么离开那个唱歌的地方都不知道，第二天八九点时候醒来，才知道是同学送我到旅店住下了。这次是醉酒最厉害的一次，因为从离开那个唱歌的地方到第二天醒来的这段记忆完全没有了，是一片空白。
自这次喝醉后，我很注意把握好喝酒表示盛情与自己承受力的度了，不再在宴请或者其它公众场合“显本事”了。偶尔，与亲戚朋友有喝，也是喝自己老家靠得住的自己酿的白酒。有一个同学，他是喝广东平远带过来的白酒。听亲戚讲，老家项山有人把自己酿的白酒进行窖藏，准备窖藏七八年或者十多年后拿出来喝，这样的酒，势必让酒友们喜欢。
今年疫情期间，大家宅在家，我也因此没有与亲戚朋友同学聚会，于是未喝酒。想当年个别场合的大吃大喝，既伤害身体，也影响形象，还是自觉抵制诱惑、自觉守住底线为好。
插图/网络
作者
简介
彭机明，男，（1966——），江西寻乌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管理学和思政理论研究，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早年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在后续工作单位一直以写材料为主业。现在不写材料了，却有写点文学类东西的爱好。每当所写材料在刊物或者微信平台亮相，就有一种劳作后有所收获的愉悦。
《望安山文学》5月份稿费捐助名单：
吴先和100元、范景来6元、魏小强13元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