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时代
位于今天的昆明市呈贡区古城的“魁阁”，原名“魁星阁”，本为一座古建筑，因在抗战时期与学术结缘而闻名于世。
6年开创魁阁时代
1938年秋天，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加入其老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随后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即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10月，为躲避日机轰炸，研究室迁到呈贡“魁阁”，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搬回昆明校本部，历时6个年头。在此期间，“魁阁”汇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与青年才俊，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调查工作，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程中著名的“魁阁时代”。
“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
魁阁的成员先后有十几位，包括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国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钧、谷苞、张宗颖、王康等。他们中既有从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杰出学人，也有刚从西南联大等名校毕业的年轻学子，工作有专有兼，时间或长或短。这是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费孝通是其核心和灵魂，他与学者们密切合作，为着解决怎样建设中国的问题而去作深入实际的调研，希望能真正认识中国；同时践行吴文藻的理念，将魁阁作为“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指导学术青年各自选择一些题目和适当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类型比较等方法，在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开展诸如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的调查工作，推动着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短短的几年时间，已是硕果累累。
调查研究成果享誉中外
1938-1942年间，费孝通与张之毅相继调查了云南禄丰的大北厂村（禄村）、易门的李珍庄村（易村）和玉溪的中卫村（玉村），费孝通撰写了《禄村农田》、张之毅撰写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三部著作。前两部著作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费孝通访美期间，又将这几部著作编译成《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一书，194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英国基根保罗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中。1987年张之毅去世后，费孝通再次编成《云南三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收入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论丛·'魁阁'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
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史国衡根据1940年在昆明一家约500人的国营军需厂所做的企业调查，写成《昆厂劳工》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含有作为附录的田汝康著《内陆女工》。费孝通在美国访问时也将该书编译成《中国进入机器时代》，在美国出版。史国衡还撰写有《个旧锡业矿工生活》等论著。
田汝康除了根据其对昆明纱厂女工所作的调查而撰写成的《内陆女工》外，又对芒市那目寨进行数个月的田野考察，详细调研芒市傣族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摆”，写成了《芒市边民的摆》一书，于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基础上，1948年写成英文博士论文《滇缅边境掸邦的宗教崇拜与社会结构》，获得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根据在那目寨的田野调查，写成《滇缅边境傣族的摆崇拜和社会年龄》一文，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第51卷上。1986年，又对博士论文加以修改，定名为《滇缅边境摆夷人的宗教崇拜》，以康奈尔东南亚计划的名义在美国出版。2008年，《芒市边民的摆》被收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许烺光从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及1943年7月至9月，前后两次深入大理喜洲（西镇），对西镇居住的农民家庭的生活习俗及宗教活动等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写成《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194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49年英国再版，1967年修订本将副标题改为“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性”。30多年后，即1983年，许烺光根据1942年在西镇亲眼目睹的一场霍乱中村民拯救自己的方法，与1975年在香港沙田区观察到的一系列宗教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出版了《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包括这两书中译本在内的《许烺光著作选集》，已在上世纪90年代由台湾南天书局出版。
李有义曾于1939年秋到路南（今石林彝族自治县）尾村开展为期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对汉夷经济关系及其变迁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写成《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由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2008年经过整理收入《汉夷杂区社会研究》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谷苞于1941年至1942年，用3个月的时间在呈贡32个村落进行地方行政调研，1946年由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化城乡地方行政》，2005年以《云南呈贡县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一个社区行政组织的实地研究》之名，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一书中。
胡庆钧在云南滇池地区开展的基层社会机构的调研成果，当年多已发表于各种报刊，2006年经过整理并以《滇东汉村》之名，编入其《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一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为魁阁成员的瞿同祖并没有走向“田野”，而是运用传统的治史方法，写成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重印，其后又有多种版本面世。
魁阁学人在出版学术著作的同时，还在当时的《西南边疆》《战国策》《今日评论》《当代评论》《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云南日报》《正义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及时论。学者们积极参加学术讲座和研讨，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1942年11月，太平洋学会云南大学分会举办每周一次的学术演讲，7次演讲的学者和题目分别是：李有义《汉夷杂区经济》，费孝通《小农经济的基础》，张之毅《乡村手工业的形态》及《土地与资本》，史国衡《战时后方新工业的人力基础》，许烺光《巫术与医药》，谷苞《乡村行政结构》。1943年2月，社会学系承办中国社会学会昆明分会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年会，讨论战后社会建设问题，李有义等宣读论文，贡献出最新研究成果。
魁阁的学术能得以及时传播，首先不能不提到研究室油印出版的功劳及报刊的作用。而由吴文藻主编、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社会学丛刊”，将多部著作纳入其中，使之在更大范围被阅读和使用。尤其是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等人的英文编译或撰写的“魁阁著作”，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与对话，从而引起普遍的学术关注，并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这些著作多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享誉学林，鼓励并启迪着后学。
魁阁有精神
魁阁学术现象的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人费正清及其夫人亲临魁阁考察体验，在对这幢建筑物及其环境作了描述后感叹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可见，魁阁是有一种精神的。早已有一些学者对魁阁精神作过总结和阐释，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费孝通先生是一位人类学者。社会人类学本身便是一门综合的学科，所处理的题材涉及文化的各方面。他对于研究工作的重心虽然有一连串的计划，可是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而且完全根据各人的兴趣，不强迫他们去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他鼓励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自己发表，以磨炼自己的身手。而他总是极诚恳的站在旁边，指导他们，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认为就是自己的成功。三是公开的辩论。在魁阁，最难得的是公开辩论。他认为研究工作的集思广益是见之于“席明纳”班上，这是一个讨论会。当一个研究工作者选定了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或者已经得到的成果，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可以尽量申述自己的看法，不必忌讳给对方以忠实的批评。有时他们可以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虽然身居主任之位，可是也一样的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评。四是伙伴精神。参加魁阁工作的人，每个人都是这团体里面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休戚共甘苦的精神。由于经费的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管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版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费孝通在这里就表现了高度的工作效率，他写得一笔很好的钢版字，魁阁出版的油印报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写自己印的。在这如此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也就靠着这种伙伴精神才能使他们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进而取得卓越的成就。
魁阁时代已过去了将近70年，魁阁学人多已作古，时间总是留不住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经坎坷，重建之路又走了30余年，成果颇丰，但疑惑也不少。本真的学术之魂与学问之道究竟是什么？又在何处？学界在求索中并没有忘记“魁阁”，这些年时常有回忆，有纪念，有反思，也有造访，更有学者呼唤“重归魁阁”，并起而行之，对当年云南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再研究。学术往往具有时代性特征，过去了的魁阁时代已难再现，然而，魁阁精神却具有永恒价值，魁阁之路正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