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行楷书录苏轼黠鼠赋轴》110.5×30.5cm 故宫博物院藏（题款署名“青藤居士”）
颜鲁公、杨少师、米南宫、赵文敏、董华亭、祝京兆……了解中国书法史的人，对这些字、号不会陌生。他们是如何取名、改字或者称号的呢？其中有哪些讲究？人，生而有“名”，乃父母亲人所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家族当世、当时的眼界心界、人生观和期望值。其中，名中有伯、仲、叔、季或其他族谱辈分的，现在也一直延续。史书中功高勋盛的大臣，还存在皇帝也不直称其名的现象，说明对于人的任何其他称呼而言，“名”最重。所以，郑重场合直呼其“名”或为不雅，甚有蔑视之嫌。不过，自己说自己的“名”，则可视为自谦。另因避讳皇室或尊长而后来改名者，也大有人在。而对于无字号者，只能叫名，是因为没得选。此外，还可根据是否省略姓氏，判断二者的亲疏程度。“字”是二十弱冠后，族长或有威望的长者为其所赐；讲究的，家族会办个仪式，称为冠礼。长辈如其叔叔、阿姨、伯伯、师父等，或同辈交好，可改称其“字”。有“字”青年，证明其已然成人，可以并需要为以后的行为负责，此为知荣辱的成长仪式。如李阳冰，字少温；颜真卿，字清臣；杜甫，字子美等——这些“字”，多数是其“名”的表注、引申或反向互补之意。也有不少书家以“字”行，如孙过庭，“名”虔礼，“过庭实”则是他的“字”。说到“号”，粗略统计常规，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其出生地地名加上姓氏。这种称呼相当于现在的家乡名人的意思，如赵吴兴、董华亭等，宋朝被称为“天水之朝”，也是这个意思。但对于村、镇、县、乡等小的行政区划，往往囊括的地域相对大一些，如高邮人秦观，别号淮海居士，淮海地域比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大不少，且为《尚书·禹贡》中古地名，目的多为照顾当事人出身体面和包装感（当然，也有秦少游的称呼）。二是代表当事人宦游时间长或者一生中相对有成就，再或者是受封地，如徐会稽、颜平原、颜鲁公、朱考亭等。三是其官职称谓。如南书房行走一类，再如徐少师、杨少师、李西台、张长史、祝京兆等。四是跟其工作过的部门职位有关。当然，有些是戴高帽子的过誉，如米南宫，他在南宫职位并不算高。就像京师人常说：那谁在“海子”里工作，带“副”的去掉“副”差不多意思。五是尊号或谥号。如宣圣、和圣、欧阳文忠、赵文敏、董文敏等。六是先自己或者看得上的尊者题个斋号，然后书斋里的人自称或被称作某某室、某某斋主人的情况，直到现在于书画圈也很常见。徐渭《行书三江夜归诗轴》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题款署名“天池道人”）还有很多“号”为自取或他取。如归来子、陶隐居、云林子、云谷老人、白石道人、严夫民伯、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香光居士、黄山山中人……其中自取的多一些。这类“号”多表示书家对佛、儒、道、杂、兵、农、法以及宇宙、天地、自然等，某种纯粹或几种混合价值观的彰显，即，拥有那个自取的“号”者，是某种价值取向的倾注和代表。另外，不同时间段用不同号的人，在那个时间段，可相对直观地映射出书家本人的阶段性价值取向，这对研究书家理论和创作的学术主张、风格演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再者，书家中一人会有很多的“号”。此类人相对“多变”，有一种“去年的衣服配不上现在自己的气质”的感觉。如近期在浙江绍兴展出的徐渭作品中，其落款极尽变化：天池道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濑仙老身等。而从这些不断改变的自署中，确也常常反映出其在行业中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轨迹，成为研究书家生平的有效切入点。另外，还有很多书家、学人会共用一个号，又可反映其在某个时间段与前人精神的相通点和效仿性，或可简单理解为那时的偶像爱豆或心慕手追、相爱相杀一类，如董文敏与赵文敏，研究根据需要可深可浅。古人“字”“号”能有很多个，那么文献中不断转变同一个人的称谓，就很正常。一般意义上，前人私家著述提及古人，多用其“字”“号”、官职、地望、谥号等，原因有三：一是为了尊重，二是炫博，三是行文避免重复。（同一段文字同一个古人名重复出现招人烦，有时候自己写多了也烦）。也有目录的题例直接书写书家姓名，具体章节与行文中会使用多种称呼的，如近人马宗霍《书林澡鉴》《书林记事》等，因为这类总结性的书论著作，必然会有引用、归纳前人研究，所以是为记录传抄和承袭。此外，还有尽可能全力以“字”“号”行文者，如《画禅室随笔》以及董其昌的诸多按评题跋。所以，文献中提到“黄庭坚”，有时写作涪翁、黔安居士、黄太史等，换来换去都是一个人。
还有的称呼，跟书家本身的“名、字、号”无直接关系，如长公、次公、少公等，当然，也不是所有名字中带长、次、少的，都是因为长幼排序。即便称为“长”的，也有非常规用法。如苏轼本是苏洵第二子，轼兄早夭，后人称苏轼为苏长公，以表秩序和尊长。还有像朱长文在他的《墨池编》目录里，历代书家都是直书其“名”，而在罗列他自己写的《续书断》时，下面署名却是他自取的“号”——灊溪隐夫。这种现象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编辑工作中，自己写文自己发表出来，不好意思用真名，用笔名方便。虽然用书家的“字”和“号”表尊重，但现在的正规学术著作也还是多直接用前贤的“名”。原因如下：著书和行文的原则是简捷客观。古人“字”“号”容易混乱，“文忠”一大堆，“云林子”好几个。“黄门令”有可能说的是史游，有可能是他人，还要根据设置文字的不同时代节点和从事领域自行判断。若深入研究，可参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其中有专文梳理重复“字”“号”的章节。直接用“名”，毕竟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也更清晰。所以，在这类意义上，针对直接用“名”，而归纳为对古人不敬不免狭隘。在口头语言中，有“字”“号”者，长辈、平辈都可以叫。对晚辈或后人而言，有官职的叫官职，有辈分的可根据辈分叫伯、叔之类。书面语言提及某人可称呼“字”“号”，长辈、平辈甚至晚辈后人都可写入文中。另外，文中所举书家例子，多来自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相对往后的历史时期，再往上追溯，单单古人的姓、氏，如孔、姬、周、嬴等也异常复杂，其中大有学问。此处研究范围只得一再缩小并往简化方向梳理。关于书家“名、字、号”这一小的研究点，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客观来看，书法文献的认知断层，或可找到一个很基础却很有效的突破点。否则，多数古文献所记录的，不知说的谁是谁。还常出现研究同一个人却以为是好多个人，又存在好多个称谓不知道说的是一个人：如《山谷自论》中提到的“苏才翁子美”，言何人，言几人，如何断句？诸如此类随眼所见问题，虽基础，却也容易被人质疑所做学问的可靠性。现在的专业论文书写中有不少一名到底的称呼方式；另有不同称呼，不知说的是一个人的现象；还有些答辩时候，口语称呼中去掉书家尊姓，喊得很亲昵，让人产生这位故去的书家是其家里“某某某”的错觉，甚是有趣。
再者，研究古人名之外的“字”与“号”，还可提供一种思路。如，早些年设置和采访当代书法还有无“南北书派”区别话题的时候，对古今书家出生、生活地域也期待有个相对清晰的梳理。地域、名、字、号、考上进士的年龄，考完授予的编撰还是编修，以及官职的具体工作事务、升迁史等，虽然都不是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中起决定作用的，却如血液毛发般，有过对人之容貌与性情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下也有不少从事书画文学相关的人，为自己取笔名、字号的现象；而成年后对其现有名字不称心，改掉的情况也并不新鲜。当下，又放开三胎了，孩子取名的任务量也增加了，聊聊古人“名、字、号”的由来，或可给这个时代的“子涵”们多点参考，有些启迪。作者名单：叶佩兰 单国强 杜廼松 赵榆 陈传席 陈履生 朱绍良 刘尚勇 马海方 朱培尔 郭庆祥 贾廷峰 王倚山 朱万章 甘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