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与学校教师的水平是分不开的。学校办学需要名师担纲，教学才能上去；学生读书需要名师的指点，水平才能提高。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是1961年从广东梅州中学高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复旦大学的。我在读书时是很看重名师的。名师对自己的人生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记得1955年至1958年，我在梅县南口中学和联合中学读初中时，就听说梅州中学的潘连华老师是梅县著名的“语文大王”，教学水平很高。其时，我三哥丘远珍也在联合中学读书，他是文学爱好者，订阅《萌芽》杂志（他后来考取中南矿冶学院。他没有成为作家，却成全了我），回农村老家时带回来，我颇感兴趣，每期必读。记得当时有上海阿章的《寒夜的别离》和贵州李起超的小说，我都很喜爱。（后来我才知道，阿章因为《寒夜的别离》而遭“文字狱”被发配到宁夏改造，直到80年代才回到上海，其时，他在《上海小说》杂志，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小说，我们成为朋友）受《萌芽》杂志影响，我酷爱文学，自己也曾尝试写小说寄《萌芽》，当然被退稿。但我的“文学心”从未泯灭，想当作家。我在《立志：在南口中学的日子里》一文中，记述过我初一时的班主任熊锦英（她也是语文老师）在一次叫“我的志愿”的主题班会上，叫我发言时，我大胆地说，我将来要做作家，同学们都大吃一惊。后来我终于做了作家，当了教授。这是后话。这些都是錦英老师、连华老师对我培养的结果。为此，我常常记着他们。
我记得，那时我考梅州中学是“冲”潘老师面来的，也是想在将来能考名牌大学中文系，做个作家。当时，我听说连华先生是梅县著名的“语文大王”，而且据说是中山大学毕业生，还是闽粤赣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他不仅语文教得好，而且文章也写得好。我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下定决心考梅州中学，一心想拜连华先生为师。那年，我从南口中学转学到联合中学读初三。因为我从乡下的中学转到城里读书，班级同学大都是城里人，不像我在南口中学的同学，几乎都是乡下孩子，为此，我和那些同学有些隔膜。只埋头读书，很少跟城里同学往来。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取了梅州中学，而且很巧的是，连华先生正是我的班主任。
当时的梅州中学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是省重点中学，不在东山中学之下，在省里也是名列前茅。她蓬勃向上，充满魅力，学习气氛浓郁，早上6点钟就到校早自修，晚上大约六点半左右晚自修。同学们很自觉，竞争心很强，老师的责任心也很强。每年高考，都有不少学生考取清华、北大、复旦国内前三名的大学。我记得好像是江欢成院士这一届，考取清华大学的就有7名！今年4月25日，上海的梅州中学校友聚会，庆祝母校成立105周年。江欢成院士还深情地回忆起当年梅州中学的盛况呢。据说有一年梅州中学高考获得全省第三名。那时考大学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真是百里挑一，考名牌大学更是如上青天，难上加难。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梅州中学师资阵容强大，有全县闻名的“物理大王”张弼宏、“数学大王”邓添保，“语文大王”潘连华，化学有林若兰老师，语文还有上课非常生动的林玉新老师，外语有丘慧珍老师，地理有郭德明等老师。此外，还有许多青年老师都很有水平，像语文老师陈俊奎等，这些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些名师首先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教学认真。那时的老师除了教学，没有其他的生意经；除了拿工资，没有在学生和家长身上榨油的想法。“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韩愈的名言，也是老师的座右铭。潘连华老师博古通今，每次上课既扣紧教材，抓住要点，认真解析“字、词、句、篇”，还能借题发挥，讲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上得生动活泼。上作文课时，他能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既以范文为例，又不限死题材，最大限度地发挥同学们的积极性。另外，他对作文认真批改，每次总是用红笔在作文边上圈圈点点的，还写评语。我记得在大跃进时，我写过赞美大跃进的民歌，很幼稚，潘老师作了认真修改，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份珍贵的作文。他戴一副眼镜，微胖的脸总是红红的，看到同学总是笑眯眯的，很亲热。有时，你看到他时，还没开口叫“连华先生”，他已经先叫你了，给人一种亲切感。他不太批评同学，而是鼓励学生，例如，他每次批好作文，发给大家后，总是表扬写得好的同学，指出好在哪里；对平时作文不太好的同学，只要某个方面有所进步，他也给予表扬，使大家觉得作文并不难。当时班上作文写得较好的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李钟生，应该就是现在有名的广东作家李钟声。我记得他没有读完高中就去参军了，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作家、记者和编辑家。我原来的名字也不叫丘峰，这是我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后来因为别人都叫我丘峰，我只好割爱，把父母给我的名字改了。所以，在梅州中学的档案里是查不到丘峰的名字的。现在，在我原来高三丙班的同学中，也很多人不知道丘峰是何方人士。潘连华老师很注意用自身的知识力量来教育同学。潘老师博学多才，这除了他在上课中精彩之外，而且还经常在报上写文章。我清楚记得他除了用自己的名字之外，还用“小乔”的笔名，在《南方日报》、《汕头日报》、《梅江报》等发表文章，每当我们看到校园报栏上贴的报纸上有他的文章时，大家都很兴奋，对潘老师的真才实学表示由衷的敬佩，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我们的想像和决心。
潘老师的知识和榜样，更加激发了我的这种决心。那时，我除了学习好数学、物理等理科外，我更多偏重文科，并且下决心将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我记得当时在潘老师、林玉新老师、陈俊奎老师等人的带动下，学校办了《新梅中》黑板报，出现了蔡洪声（宏生）、李钟声、林君青、刘满红等少年作者。那时，我们都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汕头日报》、《梅江报》上发表文章，潘老师把这些文章剪下来，贴在老校门右边的作品栏中，这无疑激励我们的学习积极性。多少年以后，这些人中有的成为活跃文坛知名教授、作家、记者和企业家。后来，我和蔡洪声到深圳出差时，都还会拜访潘连华老师。不幸的是，著名作家、学者蔡洪声前些年英年早逝了。那时，不仅潘老师等人鼓励我们，而且张弼宏、邓添保、邓岱元等学校领导也经常鼓励我们，凡有报社来人找我们，学校领导总是热情接待。记得有一次我和刘满红同时在《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发表文章，占了整整一版。不久，《汕头日报》的记者程贤章到梅县，学校领导通知我和刘满红去江南的县委招待所。待我们去后找到程贤章，自报名字时，他带着惊讶的神情，仿佛听说公鸡下蛋一样惊奇，再三询问我们的名字，当他肯定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两位少年就是丘滔珍（我当时的名字）和刘满红后，不禁哈哈大笑说：“我还以为在梅州中学发现了两位女作者呢，原来你们是男的！”
几十年后，当我和程贤章老师谈到这件事时，大家都大笑不已。而且，后来，我不仅拜读程贤章的作品，也在上海我妻子编辑的大型刊物《电视·电影·文学》上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我还在《文汇报》、《文学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写了不少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文章呢。至今，我们还常有往来。前年，他创作六十周年庆典时，我和妻女特地从上海回来参加。其时，我的女儿正好在上海以第一名成绩考取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并获得50万元奖学金。于是，大家举杯，互相祝贺，特别高兴。这大概就是缘吧。这是题外话了。梅州中学名师对学生教育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很注意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立志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在学习阶段，更要有志气，有前进目标，这样学习才有动力。潘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心中要有理想，这种理想是很现实的，例如，你准备考文科还是理工科还是医农林科；你准备考什么大学？考北京、上海还是广东？在平时，他总是有意无意聊聊，并且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作些指导。我记得在临高考前，他多次鼓励我考北京大学，也叫刘满红考北大，我因怕北京天冷和吃窝窝头，不想去北京。而且我小时候读了不少关于上海、杭州、苏州等有关江南文化、地理等方面的书，对上海的十里洋场和苏杭的美丽十分向往，下决心考复旦大学。潘老师明白我的心思后，便鼓励我考复旦大学中文系。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我曾先后七次填志愿表（我至今仍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我们填七次志愿表！），我都毫不犹豫地第一志愿填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我后来赤脚走进复旦大学就读后，受到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蒋孔阳等等众多大师级的教授的教诲时，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潘连华老师和善的脸和充满期待的目光。
“立志”是一回事，但如何通向理想的彼岸又是一回事。好高骛远与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树立了信心还要有毅力，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扎扎实实的苦读精神。我记得当时读书确实是很苦，但更苦的是没有饭吃！那时正是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大饥荒，我亲眼看到在公路边，有个老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去的悲惨场景。我当时是农村户口，按规定每月只配给12斤稻谷，折合成大米最多只有8斤米！那时终年吃不到一块肉，吃不到一两油，终日饥肠辘辘，饿得头昏眼花、有气无力。正在我刻苦攻读的时候，有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我母亲挑着柴米到城里来，看我辛苦，便买了几只癞蛤蟆给我吃，想补补我的身子。结果事与愿违，我当天晚上严重中毒，经医院抢救才夺回了生命。就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我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当时一遍一遍读古文、背历史、默英文。高考前的一天傍晚，我和两个同学在校园大礼堂旁的巨大的桉树下读书。突然，蓝蓝的天空上出现桔红色的大片霞光，在微风吹动下，逐渐积聚出各种美丽的图案，看着这绚丽的景色，我惊呆了。我立刻省悟到：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灿烂的前程，示意着我的美好未来。我当时激动地对同学说：“我的未来就是复旦大学！”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理想很快实现了。记得是1961年8月18日的一个下午，与我同住在金山巷古凤芳家的陈谋忠，穿着木履从梅州中学看榜回来，刚进大门就高声呼喊：“阿滔珍，你考取了中山大学！”那时我正在房间里，不相信他说的话，我自信地说：“你说错了，我考取了复旦大学！”陈谋忠跟我争辩说，红榜是刚刚贴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红榜上明明白白写着我录取中山大学。那时，我在金山巷住地，根本没有到学校去，当然不知道录取通知书来了的事。我不再争辩，拉着他再到学校看榜，结果在校门口的大树干上挂着的黑板上，贴着巨幅红纸，上面写着：“丘滔珍，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陈谋忠惊奇地问：“你怎么这样相信自己呢？”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实力！陈谋忠突然想起，在我的房间里，已经把被子、箱子等行旅打包好了。而且，我知道等到发榜时是买不到票的，我提早十天买了到广州的长途汽车票！后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时，我看到自己的考分相当高，语文和政治都是高分，其中历史考了99。5分！自信，是建立在刻苦积累知识的基础上，这是老师们教会我的。多少年以后，当我在上海与江欢成院士（上海东方明珠总设计师）和廖万清将军（世界著名真菌医学专家，曾获全国科技奖）等人谈到母校时，大家都认为当年母校确实教会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刻苦好学的作风。
1996年8月，李国豪院士夫妇、江欢成院士和我应邀回梅州参加嘉应大学“四项庆典”活动，顺道回母校，李国豪院士去看望他的同学古映环夫人，我和江欢成院士去看望郭德明和丘慧珍夫妇，江欢成院士称赞他们当年对他的教育与引导。认认真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我当年在梅州中学学到的处世规则。此后，无论是做人抑或在做学问，我都能做到诚实、诚信。我先后写了上千万字的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我都遵循这种做人的规则，诚如我在拙著《文学的现代流向》“后记”中所说的：“我觉得写文艺评论就是做学问，是不能信笔写来的。做学问贵在认真。”“我只相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才是人间正道。”不知不觉中，离开母校已经四十多年了，不久前接母校来信，要我写点在梅州中学读书时的感想。感慨系之，特写下一点难忘的往事，作为纪念。（附记：此文大约写于2004年，是应梅州中学之约而写的。2009年5月5日修改于上海。）
文/丘峰
作者简介：丘峰教授，广东梅州人，１９６６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原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特聘监察员，上海客家联谊会会长，广东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家，曾任职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花城》杂志。他在文艺理论、小说散文创作及编辑方面均有建树，创作出上千万字的作品，他的散文《我家门前的龙眼树》、《五彩枫》、《莫干山访竹》等入选中小学教材，是客籍作家入选教材最多者。他的《文学探踪录》、《文学的现代流向》为复旦大学等研究生参考书。他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