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一梦，蔚为大观，
如何走入曹雪芹的纸上世界？
而你和红楼梦之间，也许只隔了一个欧丽娟。
风靡华人世界的红楼梦名师、台湾大学教授欧丽娟，
一反传统扁平式的红楼人物论，
以“情节联系的有机化”“人物性格的丰富化”双绾交涉的方法，
发现“不疑处”中的矛盾奇异，
以及“有疑处”中的人情事理，
还原《红楼梦》人性世情中的复杂、深刻与丰满。
“仅修成个女体”
“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初读《红楼梦》时，这几句话隐隐然让我不安，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其中确实大有问题。绛珠仙草努力修成人形，然而作者用了“仅”字，这个字代表一种有所不足、带着缺憾的意思，这么一来，“仅修成个女体”这句话便意味着原来女性生命体是修炼不够完善时的劣等产物。这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其实是次等人类，也就是西蒙·波娃所说的“第二性”，而这样的性别价值观事实上不但符合儒家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转身”思想。“转身”概念在佛教经典中非常普遍，在佛教看来，女体比男体少修五百年，且带有更深的业障，因此有“男身具七宝，女身有五漏”之说，因此女性注定难以超脱苦海，遑论成佛。在前五回的叙事里，有几个女儿构成了她们父亲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比如第一回中，甄士隐出身苏州当地的望族，属于我们都梦寐以求的社会位阶，甄士隐的性格也非常完美，他“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大家注意到了吧，甄士隐的神仙生活中唯一的缺憾，竟然在于他的下一代是一个女儿，其中的逻辑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圈长大的。还不止如此，在林黛玉身上也再现了这样的性别差异观。第二回中，黛玉的父亲林如海进士出身，林如海之祖还袭过列侯，所以林家也是钟鼎之家、书香之族，但“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这一段叙述和关于甄士隐的那番话完全一样，女儿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替代品而已！如果把这些观念全部整合在一起来看，我们真的还能相信《红楼梦》只有标榜女性价值的单一性别观吗？我们真的要这样简化小说中的复杂吗？不哭不笑也不痛骂，而只是理解，这才是阅读《红楼梦》的至高境界
情，往往是陷溺与毁灭
更值得深思的是，情感对女性而言，往往是构成危机的重大来源，甚至会毁灭她整个生命，不像对于男性来说，往往是让他们体会到幸福、感受到生命泉源的一种美妙体验，这就是为什么“情”和女性相结合的时候，往往会和眼泪、死亡共构的一个最根源的意识形态。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经典作品《第二性》中，对女性的各个方面具有非常犀利的洞察，也做了大胆直接的剖析，她指出“爱情”这个词对男女两性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男人的爱情是与他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对男人而言，爱情和生命是可以分开的，当他失去爱情的时候，生命还是可以好好地存在，如果有些男人在爱情中也产生了想要抛弃一切的愿望，他们准保不是男人。照西蒙·波娃的这个解释，有一些失恋的男人去自杀，那就表示他心理上比较像女人。而女人常把爱情当作生命中最重要或最高的目标，在爱情中通过沉迷于另外一个人而达到她自己的最高生存，因此为了爱可以牺牲很多东西，此所以大多数女人在婚姻中变成某某人的太太，某某人的妈妈，从此之后她的自我就不见了，变成一个附属品。波娃说，希望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女人能以强者而非弱者的态度去体验爱情，也就是说，在爱情中她不是为了逃避自我，而是为了要面对自我；她不是要去贬低自我，而是要去确定自我，认识自己究竟是谁？究竟想做什么样的自己？叩问自我存在的使命乃至意义在哪里？这些是女人自己应该去独立面对的问题，而不是透过爱情来解决掉这一切。她希望有那么一天，爱情对于女人就会如同对于男人一般，都变成生命的泉源而非生命的危机。波娃也语重心长地表达出她的忧虑：在这一天来临之前，爱情根本上是女性生命的祸根，这个祸根用一个最动人的形式来表现，沉重地束缚着女性，而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由此可见，包括眼泪、爱情对于女性的意义，爱情给女性带来危机甚至导致死亡，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她们生命形态的限制。我觉得波娃的说法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林黛玉的人格特质，黛玉整个人很偏执地投入在某一种自恋或自溺中不思解脱，反倒是在与妙玉的相处中，读者才看到黛玉的豁达、坦然与成熟，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
我意识到曹雪芹可能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潜意识里根深柢固的性别歧视，还不只上述所言，此外，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到贾宝玉时所说：“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宝玉的这段孩子话，读者都已经耳熟能详，甚至成为《红楼梦》中女性至高无上价值观一种标语式的经典表达。我们总认为这话彰显了贾宝玉──当然背后代表了曹雪芹──的少女崇拜意识，想让女性的那种清新、美好来驱散男性在竞争中所创造出来的污秽、浊臭，但这段话里其实有一个逻辑谬误，稍微有一点逻辑训练的人就会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让我们仔细琢磨：“女儿”在传统汉语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指人家的女性后代，另外一个就是指未出嫁的少女，很明显地，在《红楼梦》里说到女儿时大都是少女的意思。可是在宝玉的这段话中，“女儿”的比较对象不是同样未婚的十几岁青春少年，而是成熟生命形态的男子，是具有独立的责任权利义务等的社会成员，要忧心家族甚至家国等种种问题，根本不可能那么天真无邪地保有一种来自天然的清新。如果依照严谨的逻辑，对等的比较应该是“男人”和“女人”相比，“女儿”和“少年”相比，而宝玉却将成人阶段的男人与未出嫁的女儿作不对等的比较，其结果完全不能够凸显女性的价值，反而更证明女儿只是一个受限于特别的客观环境之下的生命形态而已。因为未出嫁的女子生活在原生家庭里，人际关系非常单纯，不需要多少功利思考，其生活形态当然可以非常清新，可是不要忘记，当她出嫁之后，就要变成人家的太太、人家的媳妇，而且正常的话，一年之后就会变成人家的母亲。女性婚后进入陌生的大家庭里，就得面对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其压力之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少女可以想象的。随着婚姻的到来，女性的心灵状态也会产生重大的质变，而对宝玉而言，她的价值也就逐渐走向沦落，所以宝玉这段话是赞扬女儿而不是女性，这是贯穿《红楼梦》的一种偏执的女性价值观。没有进入婚姻之前的女儿，因为没有经过现实生活的烦扰而保有心灵上的单纯，这就是宝玉所追求的所谓“女性价值”。《红楼梦》里所彰显的女性价值很明确都是少女崇拜，我们可以参照另外一段宝玉的名言，就会更加清楚了，第五十九回怡红院的小丫头春燕转述宝玉的话说：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在贾宝玉看来，那些婆子们、嬷嬷们不但又老又丑而且还发出臭味，这些人来到怡红院就会把屋子熏臭了。可见他不但有年龄歧视，鄙夷年老的女性，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态，就是认为同样一个女性，“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固然是浑话，大家觉得倒也没大差错，因为在古代的社会结构里，女性的生命进入不同的阶段，确实很容易导致心灵素质的某一些损害，会使她逐渐堕落，即从无价宝珠到死珠，最后变成鱼眼睛，这个变化过程可以简称为“女性价值毁灭三部曲”，而女性价值毁灭的关键就在于婚姻。宝玉的少女崇拜便是如此产生的。综观《红楼梦》整部小说，其中处处流露出一种浓厚的少女崇拜意识，例如在第七十七回抄检大观园之后，司棋因不正当的私情被撵出去，宝玉在路上偶遇，和她依依不舍地话别，但周瑞家的很不耐烦，不由分说就把司棋给拉出去了。宝玉虽然生气，却又恐怕她们去告舌，恨得只瞪着她们，看人已经去远，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园门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来，因问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点头道：“不错，不错！”在宝玉看来，女儿和女人有本质上的重大区隔，虽然她们的生理性别都是女性，但是在宝玉的价值观里，女儿就是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女人的可怕更大过于男人，“比男人更可杀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其实隐含着一种价值观，亦即女性的完美形态是一种“婴儿女神”（baby goddess）的样态：青春的少女有着美丽的外表，而内在的性灵以及各种能力都还不够充分健全，所以最不会去自我争取，这样的女性最是可爱又乖巧。由此看来，女性主义三大经典作家之一凯特·米利特也曾批判说：对男性而言，“完美女人必须是个可爱的青春前期的姑娘。”从这个角度来看，《红楼梦》中处处洋溢的这种少女崇拜意识背后，恐怕还是有曹雪芹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不自觉的性别歧视，如果用贾宝玉的那一套价值观来衡量，那就会说王熙凤是被污染的，探春也是被污染的，不论是史湘云或者薛宝钗，只要劝宝玉去做一些经济仕途的事，他就认为她们都被污染了。但是，为什么这样就叫“被污染”？为什么女性就必须对世界一无所知，乃至于一无所求，那才叫做是清新的，是完美的？从平等的角度来说，女性也应该要有各式各样成长的机会，可以像男人一样成长为各式各样的姿态，可以和男人一样充分去发展潜能，而不需要受限在一个无知、天真、可爱的青春少女形象中。所以说，宝玉的价值观跟本不能说是推崇女性，更谈不上以“女尊男卑”来挑战或颠覆传统的男权中心思想，甚至必须说，宝玉的价值观其实更巩固了传统的性别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