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北大五岁了
文丨陈雪霁
文研院的全称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官方介绍是，一所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北京大学学术机构。
首位特邀学者、“敦煌女儿”樊锦诗说：“这个地方很亲切，再回来看看。”
就像当年我在农村大田里顶着烈日割麦子，笔直的麦垄一眼望不到边，特想直一下腰喘口气躲在树下凉快凉快。在我心里，它就是这么一棵树。
当杏树上挂满了由青开始转黄的累累杏子，人们被撩起未泯的童心。结出来的果实样貌漂亮，味道稍显酸涩。“不过这个事实却很重要”，孙歌总结，“因为它使得这两株杏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们逃离了经济作物门类，摇身一变，跟掩映着院门口的那架铺天盖地的紫藤一样，也变成观赏植物了。”
另一样不动声色的果实——山楂，也在等着人们品尝。这个成熟于仲秋的果实，形色滋味上乘，且以另一种形式为人们带来乐趣：公平分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副教授路国权印象深刻。
初冬，进到文研院，看到大家都在打山楂。山楂被非常精美的小包装袋装起来，袋子上还带有文研院的logo。
包装好的山楂送给当期的访问学者，他的那袋山楂一直没舍得吃。果实需要时间，需要慢慢生长，人也一样。他们在这座校园里饱吸一切养料，然后释放自我，结出成果。
文研院标举“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学术理念，具体来说，就是依托北大的综合优势，服务学术、服务学者。
文研院的常规工作是每学期的“邀访学者项目”。五年来，16个国家或地区的175位学者在文研院驻访交流，包含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文学、法学……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
今年9月，文研院在成立五周年之际，邀请历届邀访学者、校内外学人师友返校重聚，重温五年里行过的足迹，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主题举办纪念活动和两场学术报告。
北京大学文研院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现场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文研院学术委员、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作报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作报告
“人”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跟自然科学比较起来，人文社会科学所处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更强调对于人的主体性，理解和共情的能力，以及对于经典问题的理解和传承、与实际问题和生命体验的结合。“人文”当然是“综合”而“混沌”的。这座小院对于“综合”与“混沌”的解答，是跨学科。
在这里，人们有着同样的共识：“人文”不是靠经费就能换取，不是靠课题制就能逼出来的。人文社科的青年学者需要更多的阅读、思考和研究，更长时期的沉浸、沉寂，也更需要帮助和鼓励。
2017年春季学期，李零教授每周在文研院组织读书会，精读《剑桥中国上古史》，牛津大学杰西卡·罗森、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参加。
于是，北大开辟了这方校园，以邀访学者为中心，为学者创造环境，提供一种“充分的学术自由”。每个周二与周四，学者们会相聚小院内，开展内部研讨。院里不给学者指定题目和规定任务，完全由学者自主选题、自由讨论。定期的讲座面向全校，工作坊围绕跨学科展开交锋，田野考察延展进村落与边陲。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说，“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思想与生活融于一体，成为人的行动。无论国别、年龄，也无论专业，世界各地研究人的人们，频繁互动于静园二院，“人”与“人”的化学反应，在此生发。
文研院第六期特邀访问学者、剑桥大学方德万（右）与第七期特邀访问学者王汎森在“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上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邢义田来到文研院之前，觉得也许以前走访的学术单位差不多，宾主迎送，采风观景，加点开会、演讲或座谈，走走形式，也就功德圆满。“唉！错了，大错特错。”
到了北京头一天下午，走进文研院，参加欢迎会，看到走廊上铺天盖地的精美海报时，他才明白：“这里是玩真的。”
从早期中国的考古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或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到中国宋代的旅行游记，又或是群众在现代文学和五四运动政治思想中的作用……深度，敏锐，热闹。五年来，近千场学术活动在这里轮番上演。
“科技与人文”系列的开篇者，是院士韩启德；
北大历史学教授阎步克，用“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展示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
每逢文研院的讲座，报告厅都会里里外外人头攒动，永远需要加凳子，去得晚了，就只能坐到隔壁厅从屏幕里看直播。
第一次听到阎步克教授的讲座，邢义田心情激动。讲座所谈正是他曾关注却没有继续而几乎遗忘的问题，“尘封已久的一些念头似乎瞬间被激活”。顾不得规矩，他在现场高声请院长邓小南允许他改变了自己的演讲题目，日后在报告厅讲述了汉代的印绶与鞶囊。
邢义田主讲的“也谈制度的可视性──汉代官吏的印授与鞶囊”讲座现场
后来回到台湾，依据演讲的逐字稿，他将其修订为一篇成形的文章。
如果不是听阎老师这一场演讲，受到启发，激活记忆，这篇小文必然生不出来。
他将文研院的此类公开演讲戏称为嘉惠众生的“大灶”。
公开讲座之外，院里还特地为邀访学者组织内部讨论会，不贴海报，仅限同期驻访的学人，及部分特邀听众参加，算是特别滋补的“小灶”。讨论会通常在周二下午两点开始，一个小时的报告，紧接着两个小时的讨论，整个下午便交给学者。常常是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主持人宣布讨论会结束，而在散会后的走廊里，在去往食堂的路上，仍然能听到大家在发表意见，交相问难。
第五期邀访学者一同观看罗丰带来的拓片
对于演讲者而言，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有识见的高水平“外行”，因此他必须尽可能使用公共性的学术语言来讲明白某个专业问题。这是迫使自己从专业中走出来。“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学术交流里，大家从自己的学术世界中打出来，用公共话语交流，而后从一种跨学科视野中获得大局观。
这样的跨学科的交流、讨论究竟能产生什么效果？如何突破目前的学科专业限制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学术体验？
这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和历史的学科，除了学术素养外，眼界和视域特别重要，能否理解其他人的研究和表达也特别重要。
“人以群分”并不应该是以专业来分，而是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有内在需求、有所感悟之后，将一群有着相同性情，对相似问题有追求有思考的人聚在一起。
科学史的历程往往印证了这一点：那些有所建树的群体都是像森林里的蘑菇一样，一簇一簇出现的，可以很自在、很从容地对学术问题进行最单纯的探讨。文研院正是希望为邀访学者营造这样的氛围和环境。
在讨论会上，主讲人和提问者之间有时会出现你来我往的辩论，逐渐发展为各种声音的热烈集合，构成了一个“思想市场”，海阔天空，拳拳到肉，令听众大呼过瘾，无暇走神。
文研论坛第五十三期：今天我们为什么讨论“何为中国？”
讨论会间歇之余，学者间的私下闲聊，则被视为“小小灶”。考古学家王炳华、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宁夏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都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聚在一块，聊天没完。邢义田与他们在一起，话题热闹多元。
王炳华在闲聊间给他恶补新疆考古知识，他劝王炳华写本回忆录，“短短几次访问远远容不下新疆五十年啊。”罗丰酷爱书法，看到他仿写的北大藏《老子》简篇后，劝他写字要从大字始，他欣然接受，“小子不敏，但听懂了，今后好好临碑。”李开元总劝他走出象牙塔，为众人写历史，“哈哈，我怎不想？老哥啊，若我有您一半文采，早就带枪投靠啦！”
面对这座小院准备的各类精神伙食，人们不舍大小，一气通吃，收获满满。回忆起来，“反不知该提哪一顿大餐或小吃了”。
站在阴山下，看着几道绵延挺立的古长城，邢义田感慨，“明明存在，却从我眼底走失了。”
跟随文研院，他参加了一次内蒙古文物史地考察。从呼和浩特出发，沿阴山南麓西行，一路过包头到磴口，研究历史的他，第一次亲见阴山和阳山的古城和障塞遗址。
对于历史研究，田野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转向。走入田野，走到历史的现场中去，不可或缺。
2018年10月，文研院内蒙文物史地考察期间部分学者在包头麻池古城遗址
几乎每年，文研院都会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的田野考察。迄今为止，走过了阿拉善的戈壁、阴山南北的农牧交错带、陇东宁南的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广东顺德的水乡，等等不同区域。大家组队探故宫、登长城、访古洛阳，观云冈石窟、拜谒宋陵……走出二院，跨出北大，两三个小时高铁，三五杯茶酒后，每个人随着一点点放松而愈发真实。
2020年秋，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赴河西走廊考察石窟寺，在敦煌研究院受到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的热情接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黄盈盈在文研院，第一次跟着考古学家去洛阳访古，现场看发掘坑，第一次与土层中裸露的人体骨骼合影，第一次摸到了几千年前的瓦片。她站在夕阳下的汉魏故城，想象着废墟上曾经的辉煌，轻轻感叹：“太穿越了，太惊艳了。”有了时间和帝王将相加持的考古田野，历史与现实在脚下交错，陌生中透着熟悉。
人从大地中来，也到大地中去。走入大地，回到时间现场，去真实地体验人，有人“在”的地方，才真正“有”人。
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说：
考察的目的之一，在于接近历史现场。'现场感’让我们有可能贴近当时当地，质证原本来自文献的想法，激活问题与思考。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伊莎白，研究的是社会学，尤其关注中国社会的公共聚会。她专门研究了中国的广场舞现象，文研院的访问结束后，她已经和居民区里练功的中国大妈大叔水乳交融。
操着一口带有法国口音但熟练的中文，她从北京去到天津，深入小区里做社会学调查，获得很多外人难知、广场内外表里的消息。看起来只是都市人的休闲和健身活动的广场舞，被她发现了背后深隐的小区文化、人际来往甚至经济和政治上的意义。她的观察甚至细致到人群的站位关系，说话与否和跳操内容、聚会形态的关联。
伊莎白在文研院报告的题目是“对天津胜利广场的晚间健身聚会活动的研究”。同期驻访的学者听完后，都觉得感动：
这好像已经不像是一个社会学家做冰冷的社会调查，而是全然融入、沉浸到这个群体当中去了，以至于我觉得幻灯片里面的'女一’'女二’以及'大爷’们，几乎都应该是她的朋友。
伊莎白却仍小心翼翼在微信里问大家：“作为外国人我一直对自己的体验存有疑惑：它与中国人的体验靠近吗？”
伊莎白教授主讲文研讲座第一百零六期：“中间公众”的存在与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者是孤独的，这或许是学术论文的性质所要求的。全世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只有作者才知道，这样的内容才能构成一篇学术论文。学者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只是遥远地看着对方在闪烁微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鸣飞把看一篇论文的体验形容为“星际探险”：
想象一下来到一个陌生的星球，照着主人给出的线索一步步靠近答案，这个星球是贫瘠还是富庶，是安全还是危险，是友好还是充满恶意，一切端赖那个素昧平生的人。
文研院则是一场令人“放心”的探险。除了可以放心去探索别的星球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别处看向自己的星球。其他的探险者将目光投射过来，带着热切的好奇和很多问题，使人不得不在宇宙中重新观察自己的星球。
每周四都有两个人要以“你为什么研究……”为题，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星球。我开始认真回想，我的星球是什么颜色，最美的风景在哪里。
来自人文社科的各个不同领域的探险者，原本对其他星系一无所知，但汇集在这座小院之后，一切开始顺理成章，星际探险变得舒适，充满惊喜。
第九期邀访学者交流会留影
为确保大家“在一起”，文研院对驻访学者有一个规定：每周至少到院工作四天，不得因文研院学术工作以外的任务而频繁离院。
学者们都期待每周二、四甚至每天的相聚。最开心的是周二中午的午餐会，大家畅所欲言，且以各种“八卦”居多。最主要的原因，大家得到了在一起的乐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喜欢在分享的幻灯片上写满满屏小字，发言时总是手舞足蹈，结果打翻了水杯。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吴雅婷喜欢在午后绕着未名湖看野鸭，回到院里要填写考勤表时，就在表上签满各种姿态的乌鸦。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说自己在北大文研院“转了基因”。原以为来到这里后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在“静园”写东西，没想到学术活动多到超出想象，“看来静园也在动与静之间。”研究艺术史的他，每周两次学术活动，都要与来自古文献、元史、历史地理、农村社会学、近代史、外国文学等各种学科的学者交流，尹吉男觉得，像是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教授后”项目。
与尹吉男同期的几位访问学者藤田胜久、鲁家亮和马孟龙，其研究报告都涉及到《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尤其是马孟龙所作的“东郡之置与吕后时代的地域控制政策”报告十分精彩，用生动的政治与军事博弈活化了历史地理。由此也唤醒了尹吉男对于《史记》的记忆。
“此后我就得了'史记病’，整天看《史记》，走火入魔。”他总结自己在文研院的主要经历，就是开始于艺术史，结束于《史记》，或者重新开始于《史记》，“不知不觉转了基因。也许日后还能去文研院，再把基因转回来。”
尹吉男教授在文研院的研究室中 （2019年6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真切地感受到了文研院对青年学者的关注：
文研院充分关注到了青年学者们的困难和他们的追求，为我们搭建起来一个友善温暖的交流环境和表达自己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深入聆听和理解他人。
每年岁末，邓老师和渠老师还会组织所有的青年学者们在文研院举办贺岁活动，大家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到文研院，彼此问候，互相道贺，共同欢笑。每个人的实际年龄都像外衣一样随手脱下，露出一股因互相渲染而更显得蓬勃的精气神。
“未名学者”雅聚活动 （2020年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把自己的驻访时光戏称为“驻（住）院生活”。人们对此有着极大的共情：三四个月过得像三四天那样快。从第一届学者驻访到现在，百余位学者来到这座小院又离开。文研院始终定期对每位邀访学者传递最新的学术动态，有活动时还会再邀请大家回来。
“作为一个机构，它似乎执着于人走茶不凉的境界。”孙歌说。在这座由不同星球共同转出的宇宙里，“不管你离开多久，距离多远，它总是不温不火地提醒着你：它还记挂着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在文研院期间，分到的研究室是一楼的一零三。门牌下方预留的格子里，刻着曾经使用过这间屋子的学者的大名，看完这些名字后，出于一种敬畏，他“立刻感到很对不住一零三研究室。”
一零三室非常安静，徐建委往往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最熟悉的人是门口的保安小武。“一开始他严肃地盘问过我几次，后来我进门，他会从眼镜背后抛来善意的一瞥，然后低头继续看他的书。”不久，保安小武就考取了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两人还相互加了微信。
徐建委回忆自己在这座院子的那个春天，“竟然主要是发呆”。或许是因为到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环境中，所有的研究和思考，好像都突然停了下来，而且是无意识的，“那是一个忘的阶段。”除却平日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他时间，他几乎没有做研究，而是“空空地虚度了”。
之后回看，这却是他变化最大的半年，“忘也是一种自我更新。”
来到这座院子，人们并不为了换一个地方读书和写作，而是期待寻获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一种新的想象力。
在文研院一零三研究室发了几个月的呆后，某个时刻，一种顿悟越过生活之上，出现了。“使我有了新的能量”，他说。
后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也成为了一零三室的新主人。看到门牌时，看着曾在这同一间办公室里待过的历届邀访学者的名字和驻访时间，他同样心生奇妙之感觉——尽管大家并未照面。
越过时空，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驻访过的人们，由此产生了一种“纽带”，并将此传承。“我也会想，接下来会是哪位学者入驻一零三呢？”姚泽麟给这间屋子取了个名字：我心中的“小生境”。
其实，像一零三这样的“小生境”并不大，设施也很简单。每个学者的独立办公室配置都差不多，一张大书桌，两把椅子，然后就是充分的空间，可以用来堆放各种书籍和杂物。
但人们都很喜欢。“这么大的一个办公室，我每天来可以安静的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好好把自己这几年的东西看一下，书写一下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感觉，这里就像一个家园，像回到家里一样，她“把自己原来的东西放在了一边”。
这“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放”。人们从自己的领域出发，互相把对方从自己原来的问题里拉出来，在似乎离题很远的地方彼此启发，再回到自己的问题里去。人们通过另一种视角，进入到思维的上空，他们看到很多之前没有想到和看到的东西。
精神家园，带人回到本源。人们发现人，理解人。他们在这里成为不曾想象过的自己，也成为一直怀念着的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人。
毕业于北大，现就任日本就实大学教授的李开元，通过文研院，再度回到了“故园”。
四年大学生，五年教员，静园二院，曾是他的文化家园。后来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日本冈山市的就实大学，他辞去了北大的工作。作为海外游子，久在日本，“丧失文化家园的孤独无奈，铭心刻骨。”
多年游离在中国日本之间，精神上的孤独感始终伴随。在走近文研院的途中，李开元与分散在天涯海角的友人重逢，找到久违的认同相通之感。
院长邓小南关于文研院宗旨的阐述“培育学术'净土’”，解开李开元的心结。他在申请书中写下：
我在北大历史系十四年，往来静园二院八年，对这里怀有特殊的感情，一种草木复生，院落依旧的乡土之情。
他将这里引以为文化家园，希望回来为这座“文化圣土”增添一棵小草。
四个月的文研院驻院生活，成了李开元人生中的第二个幸福时期，他形容，“堪比进北大读书的第一二年”。时隔三十年，学子再度回到静园二院，失而复得，重新寻得文化家园。
深秋傍晚，从二院出来，穿过南阁北阁，月明星稀。李开元看着金黄的银杏，灯下的华表，通向西门的小桥，会心一笑。“知道，知道，是等候已久的幸福感。”
学生助理沈凌峰也把每次到二院称作“回一次家”。他在文研院的工作团队中负责海报的设计。文研院的海报，以其自成一格的“文艺范儿”几年间风靡各高校。从与同学们一起摸索着自学上手，到出手的海报获得“太牛了”的夸奖，一路来自师长与伙伴的鼓励支持，让他感到“家的感觉。”
同样作为学生助理，经常穿行于二院、二体和二教之间的常洋铭，把文研院定制帆布包的醒目标志——一条红带子，当作家一样的陪伴。
衣肩上这一条红带子，是牵挂，也是承担。跨越万水千山，始终带给我温暖、熟悉的安全感，也带给我继续前行的勇气。
一期又一期的人们相会
一期又一期的人们告别
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副教授余旸
选择了里尔克的《预感》一诗
为这座小院的生活总结——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