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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丝”文化丰富了闽南建筑文化内容
　　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基本上都是以商贸为媒介而进行的，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完成。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因七世纪后的战乱不靖而间断，随后出现“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存在。当人类发明创造舟楫并具有驾奴舟楫、跨海过洋的能力时，应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出现了。
　　汉末之前，就已有汉人从海路南下登陆闽南，并在三国孙吴时期有了最早的建制“东安县”；西晋改为“晋安县”后不久，就有了最早的佛教场所的延福寺在县治附近的九日山上出现。而且据史料记载，在南朝的陈永定二年（558年），有古印度优尼禅国僧人拘那罗陀辗转而来闽南，入该寺校改他自己翻译的经论后，从泉州港乘船回国。隋唐时期，泉州港又有了新佛寺的出现，现存的尚有南港（现晋江安海）的始建于隋皇泰元年（618年）的龙山寺、北港（现泉州鲤城）的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的开元寺等。这些都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有存在，当然也就可能要给闽南带来异域的南亚、西亚、北非（甚至有南欧）等地的文化。
　　特别是现仍较完整的遗存泉州“开元寺”，总体布局当时已是“中国化”的形制——以“殿”为主体而置中轴线上，而“塔”分两侧，且总体建筑的功能类型性质取决于主体建筑功能规制。而在该寺院的纵中轴线上、坐北朝南的主殿，是一座面宽九间、纵深亦九间的重檐歇山顶的“百柱殿”，殿内主奉“五方佛”[7]。以此而论，其主殿虽悬匾“桑莲法界”，实则具有“五方佛殿”的功能性质，是古印度佛教发展至后期的七世纪中叶出现的“密教”的功能规制现象。何况，其主殿之后的甘露戒坛，也主奉“毗卢遮那佛”，更说明了该寺的主导功能性质。
　　闽南基本上都是盛传“禅宗”佛教，主奉“释迦”佛，故其佛教寺院的主殿都基本上是“大雄宝殿”。也因此，人们习惯地将泉州开元寺的主殿称为“大雄宝殿”[8]，其实以建筑规制性质而论，这是不甚妥当的。“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而“密教”则是印度佛教的后期教派分支，八世纪初以后才传入中国，且所传仅两代便衰而消失。因此，当时的泉州开元寺实是“密教”寺院，应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传入的，则闽南显然也是印度“密教”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
　　宋以后，泉州港逐渐跃升为“东方第一大港”，这更为闽南吸取外域文化打开了一扇无与伦比的门户。循“海丝”之路而来的南亚、西亚、南欧等海外文化甚多，特别是宗教文化，南亚的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西亚的摩尼教和犹太教、东西罗马的东正教和天主教[9]等，都曾在闽南传播过，也留下了建筑遗址或遗迹。泉州罗城临漳门外在北宋曾有一座婆罗门教大寺庙（据说20世纪初寺庙遗址尚在），现其址仅有一“石笋”遗存，为婆罗门湿婆派的崇拜物“林伽”；南港安海华表山背有宋元时期建的“摩尼草庵”，为世界上现存唯一的摩尼教寺庙；据传，元代泉州曾有天主教和东正教堂十余座（其中东正教堂有八座），可惜现今都已不存，却还有数十方“两教”教徒的墓碑或墓盖遗存。其中，尤以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播最为广泛和著名，至今尚有穆斯林村落在闽南聚居生活。
　　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泉州清净寺，虽也是一座“院式”寺，但从现存的建筑看来，尚存的门楼、主殿等建筑遗构，都说明了其样式应该是承传自阿拉伯风格的。门楼高约11.4米，为纵深四道不同形式的尖拱门及顶饰构成，其样式均为阿拉伯风格。二道尖拱顶饰是由许多小半穹组成的“钟乳拱”，也是非常典型的伊斯兰建筑的拱顶风格。主殿是“拜礼”场所，现仅存四壁及数根断柱，西向壁面外凸置“神龛”（即为规制上的“膜拜”方向），殿内残存的断柱环布，则或为柱廊围合有中庭而平顶，或为柱上覆以圆顶（或尖形穹顶），均为阿拉伯风格的形制做法[10]。而且，此寺建于伊斯兰教“汉化”之前，显然更可能是源自“海丝”之路而来的。
　　可见，“海丝文化”极大地丰富了闽南传统建筑的内容，这在国内恐怕是极为少见的，当然也就有更多的建筑文化内涵可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