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东洋军刀
作者：李北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显眼地挂着一把东洋军刀，缠丝铜柄、黄铜刀鞘，鞘上还镶嵌着几块似玉的大理石，父亲偶尔拔出刀来擦拭，只见那刀刃的锋口寒光闪闪，似乎在述说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这刀是从哪儿来的？为何父亲如此珍惜？”我们兄妹几个常常如是疑问，稍长，方从父亲口中得知，这把刀和他床上那张叠得四棱四角的日本军毯，皆是1945年10月，他作为接收台湾的中国军队的一员所得的纪念品。黄埔十四期毕业的父亲抗战时曾参加过宜昌会战，抗战胜利那年，他正就读陆军大学二十一期。8月底，陆军大学校长陈仪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他着手组建赴台受降的军队。出于让自己的学生锻炼和实战考虑，父亲以及他的同学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入编接受队伍。10月上旬，中国接受部队的3个师、2个飞行大队、20艘军舰，陆续开赴台湾参加接收。父亲和他的同学作为“近卫”部队，10月24日，随陈仪从重庆飞抵上海，25日又从上海飞抵台北。“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很多年后说起那日的情景，父亲仍是泪光闪闪——陈仪步下飞机舷梯时，军乐大作，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国旗、彩旗上下翻飞……与此欢乐相对照的是，离飞机百米远的一角，站着一排神情沮丧的日本人，那是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本军政头目。当看到陈仪面露胜利者的微笑向他们走来，这些昔日耀武扬威的“占领者”们一个个低眉垂头，显得十分尴尬。
由于在外值勤，父亲没能亲历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受降典礼，不过，在场同学转述的一个细节却让他记忆犹新——即安藤利吉用毛笔在投降书上签名时，因心情过于紧张及羞言战败，在记者闪烁的镁光灯下，其手指颤抖不己、难以握笔，竟重复了好几次才勉强签毕！“在台湾接受期间，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台湾民众那种高涨的爱国热情！”据父亲说，那些天，台北市40万人不分男女老幼，皆盛装而出，欢歌笑舞，夜以继日地举行庆祝大游行。人们除了张灯结彩之外，还沿街搭起了牌楼，上面大书特书“庆祝台湾光复”、“欢迎国军赴台”等等。有的人甚至还在家里设立了香案，以此告慰祖先：“台湾己回归祖国……”尽管因多年的殖民统治，很多人都不会说中国话了，但只要一提起“祖国”这两个汉字，就连须发皆白的老人也会泪流满面。因当地想学国语的人太多，只能操一口不标准普通话的父亲竟然也当起了“老师”，他只要一出街，便有台湾同胞围上来虚心“请教”，大到牌楼上的标语，小到摊贩卖的水果，皆逐字逐句地学发音，有的还不厌其烦地请他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某日，父亲偶遇一位会说国语、义务为接受部队作翻译的台籍中学老师，父亲与他交谈，得知他的国语竟是家传的——曾在北京生活过的祖父传给他父亲，他父亲又传给他……虽然这在“地下”传了三代的国语己不甚标准，但这位台胞的中国心却仍让父亲唏嘘不己：“法国作家都德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被迫作亡国奴的人民只要牢记住自己的语言，就掌握了打开民族解放之门的钥匙’……之所以在日据时代冒着坐牢的危险也要保留国语，是因为我和我的父辈坚信，台湾终会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尽管在台湾逗留的时间很短，但当地丰富的物产还是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大陆时，他还特意带了点水果罐头，以让没有到过台湾的家人、亲友品味宝岛之“宝”。然而，父亲却没想到，他亲自见证回归的台湾，以后又与大陆隔海相望了六十年……如今，父亲己驾鹤西去，那曾见证台湾光复、万众欢腾的东洋军刀和军毯也随父亲的远去而远去，但父亲的“团圆”期盼却是永恒的，两岸和平统一的那一天，我们几兄妹定然“家祭勿忘告乃翁”。
李北兰，重庆市北碚人，笔名白兰、汪嘉。曾在四川省南江县插队落户14年，返城后当过百货公司售货员、区商业学校教师等。现为重庆市作协、悉尼华文作协等会员。先写诗歌，后写散文、小说等，陆续在国内外报刊、杂志、网站，如《诗刊》《星星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散文》以及《星岛日报（澳洲版）》《澳洲新报》《美国侨报》等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并多次获奖。诗作《腊月》曾获建国四十周年重庆市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