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元帝国,短暂的辉煌后,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34篇文章。
吞并南宋的蒙古兵团并没放弃继续征服世界的步伐,但是,强大的军团在征服日本、安南、爪哇这样的小国时,却屡受挫折,终于终止征战的步伐。
同时,它虽然占领了中国本土,并建立了大元帝国,但却并不能征服汉民族的心,终于在汉族人民不断地反抗下,于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全部被逐出中国本土,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和子国之一的元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山摇地动般扩张征服的帝国勋业,成为过去,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一、元政府的建立
南宋帝国灭亡,使尘埃落定。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扩张完成。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下表所列的六个子国,平等的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
吐蕃宗教国,是我们姑且加给它的名称。它本是一个王国,并以强大的武力于第七第八两世纪,使唐政府焦头烂额。九世纪之后,政府瓦解,分散为无数部落。但大唐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努力推广的佛教,已深入人心。经过一番传说不一的演变,吐蕃人民的信仰归向于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密宗,也称喇嘛教。又因僧侣都穿红色袈裟,所以也称红教。有名望而又有统御力的一位高僧,被尊为法王。喇嘛教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天主教一样,法王就是教皇。蒙古大汗在征服了吐蕃之后,即接受了喇嘛教,并册封法王巴思八当蒙古帝国的国师。国师除了为国祈福外,仍兼任吐蕃地区政教合一的元首。巴思八是一位聪明睿智的高僧,他曾为蒙古制定文字。
1271年,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于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四国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一个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中,我们称之为元王朝,由大汗兼任皇帝(蒙古人了解汉人习惯皇帝,不习惯可汗)。中央政府完全仿效金帝国的组织,所以也属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只有一点不同,即传统上占重要位置的尚书省和门下省,从金帝国时就不再设立,元政府亦然。不过元政府要同时充当蒙占帝国政府,所以组织复杂繁琐,十分庞大。各官署的首长,有时竟达十数人之多。但它的中枢机构,只有三个,我们用下列表格说明:
换一句好理解的话,元帝国只是蒙古帝国大汗的直辖殖民地,在这个直辖殖民地上,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地区,它们的名称列于下表。所在的位置和辖区,跟现代的行政地区相近。
“行中书省”本是官署名称,即中书省的支部或分部,也就是现代的省政府。每一个行中书省,都有一定的管辖区域。但久而久之,行省的意义,除了偶尔指官署外,大多数都指所辖的地区。——十四世纪明王朝时,作为官署的“省”(省政府)取消,改称“布政司”,但作为地区的“省”仍在,一直沿用到今天。
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和辽、金帝国时代,汉人也曾被异民族统治过,但整个汉民族全部沦落到异民族之下,现在却是第一次。
元政府把帝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长。第二等是中亚人(色目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缘故,所以也称回回;当亡国奴较早(像花刺子模王国),也较能得到主子信任。第三等人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淮河以北)的中国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淮河以南)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却最低贱。
元政府更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人民,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吏佐,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技术人员);八、娼(娼妓);九、儒(儒家·道学家);十、丐(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学家知识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比儒家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臭老九”成为知识分子的蔑称也来源于此。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
二、蒙古兵团的最后五次征伐
侵略扩张是没有终点的,永远不会自动停止。
蒙古帝国并不因已获有广大领土而满足,灭掉宋帝国后,大汗忽必烈又列出一张狩猎名单,名单上是一些还没有完全降服的邻邦。干是,就在十三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他共发动了五次征伐:1、征日本;2、征缅甸;3、征占城;4、征安南;5、征爪哇。
不过忽必烈并没有动员蒙古帝国全部力量,而仅由直辖国之一的元帝国担任主角。
蒙古帝国于1259年完全征服高丽王国后,听说在更东方的大海上,还有一个日本帝国,便于1266年,派遣使节前往招降。日本当时是龟山天皇在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蒙古帝国这回事。对这种来历不明的使节,自然不予理会。这种冷淡态度,引起两次无妄的灾难:
第一次,1274年,元兵团1.5万人,在蒙古大将忻都、高丽大将洪茶丘率领下,乘战舰900艘,从朝鲜半岛合浦港出发,攻陷对马岛,在日本肥前沿海登陆。日本集结12万人抵抗,死伤惨重,但坚守不退。后来元兵团的箭用尽,无法补充,只好撤回。
七年后的1281年,即南宋帝国亡后第三年,大汗忽必烈在高丽王国首都开京(朝鲜开城)设征东司令部(征东行省),由蒙古大将阿刺罕担任总司令(行省右丞相)、汉人大将范文虎担任副总司令(行省右丞),分南北两路,在对马岛上会师。
会师之后,阿刺罕逝世。大汗忽必烈命副宰相(中书省右丞)阿塔海前往接替。可是范文虎企图由他来完成这件英雄事业,没有等阿塔海到达,即行进军,在日本平壶岛(长崎北)登陆。战舰4400艘,漫天遍海,旌旗蔽日。
日本第一次面对着这么强大的敌人,全国震怖,自知不能抵抗,唯有奔走呼号,祈祷上苍拯救。这时候是阴历七月,正逢西南太平洋上台风季节。内陆人民不可能了解台风所带来的可怕破坏力,即令今天,几十万吨以上的船舰,得到台风消息,都要躲避。
当日本慌张失措,朝不保夕之际,台风适时而至。八月一日,突然间海上风浪大作,暴雨倾盆,4400艘战舰在怒风骇浪中,四处飘散,像鸭蛋壳一样,互相被撞击粉碎,或被波涛吞噬,几乎全部沉没。战士尸体,漂满海面。军储粮秣以及弓箭武器,都在舰上,也全部丧失。
这次台风历时四天,八月五日,好不容易风雨停住,范文虎发现他已无法收拾这个残局,就把已经登陆驻扎在五龙山下的近十万人的部属,全部遗弃。自己和一批高级将领,乘上残余的几艘战舰,悄悄逃走。十万登陆五龙山的部队,当发觉被他们的统帅遗弃时,好像被遗弃的孤儿,相对大哭。但他们立即组织起来,推举一位张百户(营长阶级)当司令官,伐木作舟,准备逃回。但时间已不许可,八月七日,日本反攻,登陆五龙山部队奋战两昼夜,箭已射尽,粮也食尽,结果是六七万人被杀,未死的二三万人,于八月九日被日军驱到八角岛,凡蒙古人、高丽人、中国北方人(汉人),全部处斩。只留下中国南方人(南人),日本称为“唐人”的,免死,充作奴隶。
登陆五龙山的十万部队,只有三个幸运儿逃掉,分别偷乘破烂的渔舟,漂回中国。然而,最悲惨的是,这件全军覆没的悲剧,竟没有引起责任问题。范文虎向忽必烈报告说:“我们到了日本,正准备攻击太宰府时,不料暴风把船摧毁。我们仍然照原计划行事,可是某将领某将领(这些人都被遗弃在五龙山下,死无对证),不听指挥,率军先退,大军只好跟随。全体战士于回到合浦港后解散,已各回本乡。”
忽必烈相信他的话,逃回的三个人虽拆穿了他的谎言,死难者的家属虽向政府申诉,但这声音是太微弱了,忽必烈根本听不到,蒙古帝国高阶层已开始腐烂。
——这一台风拯救了日本,日本感谢它,称它为“神风”。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组织自杀飞机,即称“神风特攻队”,希望神风第二次降临。结果虽然失望,但可看出这次台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检查蒙古帝国东征失败的原因,我们认为可归纳为三项:1、将领们统大军渡海作战,却没有一个人对海洋气候了解;2、任用渣滓范文虎当统帅;3、在出发时,忽必烈拒绝配备马匹和回回炮,否则前期登陆五龙山的部队可能在巨炮掩护下,支持到撤退使用的新舰造成。
东征失败后第三年(1283),蒙古帝国的使节被缅甸王国驱逐,遂向缅甸攻击,继续作战六年,到1289年,缅甸始告屈服,降为臣属。
而在进攻缅甸王国的前一年(1282),占城王国(越南南部地区)囚禁蒙古帝国的使节,元兵团在蒙古大将唆都率领下,乘战舰一千艘,由广州出发攻击。占城王国坚壁清野,退人丛林山谷。元兵团攻陷它的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狼狈撤退,几乎全被歼灭。
1284年,蒙古帝国向安南王国(越南北部地区)借路,计划纵穿安南,从陆道进攻占城。安南王国拒绝,它不敢冒这个险。忽必烈命他的儿子脱欢当总司令,攻击安南王国。安南是热带地方,森林连旦,密不见天日,又有地区性的瘴气恶雾,以及北方战士从没有见过的毒蛇猛兽和致使的蚊虫蚂蝗。元兵团首先发生瘟疫,又加上安南军不断伏击,以致死伤狼藉,大败而还。
三年后(1287),脱欢亲王对安南王国作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攻陷安南首都螺城(越南河内)。但安南军切断元兵团的粮道,节节反攻。元兵团只好放弃螺城,且战且退,沿途毒蛇毒箭,雨一般落下,战士将领,死亡殆尽,脱欢亲王只剩下一条性命逃归。
不过,安南国王陈日烜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绝不能长期触怒这个庞大的邻邦,仍然派遣使节到大都(北京),献出用黄金铸成的自己的跪像,代替自己谢罪。占城王国也明智地请求和解,它也不愿作为北方巨怪的长期敌人。
蒙古帝国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王国(印尼爪哇岛)。爪哇王国不过一个小岛,比日本还要小而且还要远。但蒙古使节也到了那里招降,结果爪哇国王在他脸上刺字后赶走,以表示对蒙古的轻蔑。1292年,元兵团二万人,战舰500艘,在蒙古大将亦黑迷失、汉人大将史粥率领下,从泉州(福建泉州)出发,越洋攻击,次年登陆爪哇岛。恰巧遇上爪哇国王被他的邻邦葛郎国王所杀。爪哇国王的女婿土罕必阇耶是一个有谋略的领袖人物,他投降元兵团,引导大军击灭葛郎王国。然后,他再对元兵团发动奇袭,元兵团大败,勉强撤回泉州。此役共三千余人葬身在那个荒岛。
征爪哇失败之后,蒙古帝国那种像着了魔似的扩张狂,终于停止。热带土地是他们所不了解的,变化莫测的海洋他们也无法克服。从1206年铁木真建立帝国,就一天都不停地对外侵略,到1293年爪哇兵败,为时88年。蒙古人的扩张力量竟持续如此之久,使人叹为观止,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如此。
三、中国的都市
蒙古帝国对外不断战争,并没有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自然成长。又因整个欧亚地区处于大汗一人统治之下,交通和贸易,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市蓬勃,更超过八世纪唐王朝时代。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浙江宁波),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处(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各子国之间的贸易,则依靠车马。自东方的山东半岛,到西方的乌克兰平原,都有广阔和四通八达的公路驿站,以及旅馆。又有公路巡逻队(巡防弓手),以保护商旅安全。在这种情形下,都市的繁荣,每日都在增加。我们可借十三世纪在欧洲出版的一本书,对当时的中国都市,作一鸟瞰。
这本书的作者是欧洲威尼斯王国的商人马可波罗,他于1275年随父亲来到中国,17年后的1292年,离中国西返,而于1295年回到故乡。回乡后第三年(1298),威尼斯王国跟热那亚王国开战(这两个王国的首都,现在同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城市),马可波罗担任一艘战舰的舰长,战败被俘,囚禁在热那亚监狱。就在监狱中,他口述他在中国的见闻给他的同牢朋友,由朋友把它写下来,即我们将行引用,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如果不是这本书,他已与草木同朽。这本游记跟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词句一样,以后“白祸”的兴趣,欧洲探险家相信向西方一直航行,一定可以到达遍地黄金的大汗的国土,受这本书的诱惑很大。
我们摘录一段他对杭州的描写,以了解当时中国商业都市的规模。杭州是宋帝国政府南迁后的首都,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100万以上的人口。马可波罗的生动报道,使我们回到十三世纪,置身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一万二千座之多。连接运河两岸主要街道所架的桥,都有高级的建筑技术,使桥身高拱,以便竖有很高桅杆的船只可以从下面顺利通过。高拱的桥身并不妨碍马车通行,因为桥面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垫高。它的坡度逐渐上升,一直升到拱桥的顶点。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从26公里外的内海所捕获的鱼虾,每天被送到杭州。当你看到那庞大的鱼虾数量,你会想到怎么能卖完。可是,不到几小时光景,就被抢购一空,因为杭州的居民实在太多。
通往市场的街道都很繁华,有些市场还设有相当多的冷水浴室,有男女侍者分别担任招待。杭州人不管是男是女,终年都用冷水沐浴。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认为冷水对身体有益。当然,也有热水浴室,不过专供外国人使用,因为外国人不能忍受那冰一样的冷水。杭州市民每天都要沐浴,沐浴的时间,大都在晚饭之前。
另外还有艺妓区,艺妓之多,使我吃惊。她们衣服华丽,粉香扑鼻。艺妓馆设备豪华,并有许多女仆侍候她们。另外一个区域,则住着医生和卜卦算命的星象家。
杭州主要街道的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男人跟女人一样,皮肤很细,外貌很潇洒。不过女人尤其漂亮,眉目清秀,弱不胜衣。她们的服装都很讲究,除了衣服是绸缎做的外,还佩带着珠宝,这些珠宝价值连城。
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欧洲人一直到十三世纪,还不知道沐浴(至少也不普遍),所以马可波罗对中国人天天沐浴,特别强调。二是绸缎,这是欧洲人非常羡慕的贵重奢侈品,而中国人竟很多人使用,所以使马可波罗惊奇不止。
四、元曲
蒙古帝国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摒弃,固然使知识分子难堪,却也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即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再继续板着道学面孔。
儒家学派一旦失去政权的支持,对知识分子也就立即失去控制力量。知识分子再没有柳永“奉旨填词”的顾虑和史达祖脸上刺字的危险。因之在性灵上获得释放,呈现元曲时代。
元曲是戏剧文学部分,也是“词”的一种蜕变进步。中国戏剧一直是民间的艺术,知识分子被蒙古驱出统治阶层之后,才向这方面发展,开始写作片段的唱词或整出的剧本,统称为“曲”,因为它在蒙古帝国子国之一的元帝国时期的成就最为辉煌灿烂,所以称为“元曲”。
曲分为两种:一种称“散曲”,即没有对白的纯唱词,也就是现代所谓的流行歌曲;一种称“传奇”,即有对白的唱词,能够大规模在舞台上演出。
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但曲所具有的字句的活泼,意境的超越,想象力的丰富,从前任何作品都很难望其项背。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正常发展后,创造力极为兴旺。他们嘲弄帝王将相,调侃圣贤,歌颂爱情。很少有圣人系统的意识形态,大多数被真实感情充满。这是自西汉公元前二世纪政治力量独尊儒家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王实甫《西厢记》,写张君瑞和崔莺莺自由恋爱的故事。关汉卿《窦娥冤》,写少妇窦娥死于冤狱的故事。马致远《汉宫秋》,写西汉王朝皇帝刘奭跟宫女王昭君的故事。白朴《梧桐雨》,写唐王朝皇帝李隆基跟贵妃杨玉环的故事。施惠《拜月亭》,写一对夫妇在战乱中逃散而又团聚的故事。高明《琵琶记》,写一个人弃妻再娶,前妻千里寻夫的故事。
我们无法详细介绍上述的作品,它们属于传奇之类,每一部作品都是数百页的巨著。现在介绍一首散曲,作为元曲的代表,使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印象,其中方括弧中是曲牌名,舞台上演出时演奏的音乐谱调,圆括弧中是简单的注释。
这首散曲,是马致远的《借马》:
[耍孩儿]近来时买了匹蒲梢骑(蒲梢,十三世纪时方言,谓马),性命般看承爱惜。一夜间上草料数十番,喂饲得腰腿胖肥(膘,马的胸肋肌肉)。但有些秽污早忙刷洗,微有些辛苦便下骑。竟有一种无知辈,出言要借,对面难推。
[七煞]懒洋洋牵下槽,意迟迟背后随,气忿忿懒把鞍来备。我沉吟了半晌语不语(晌,片时之意),不晓得那浑人知不知。他也不是不精细,常言说,他人弓莫挽,他人马休骑。
[六煞]不骑时啊,西棚下凉处拴。骑时节,拣地面平处骑,将青春嫩草频频的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把那背上的马鞍款款移。勤觑着鞍和辔,牢踏着宝镫,前口儿(马口中衔勒)休提。
[五煞]饥时节,喂些草。渴时节,饮些水。挨着皮肤的马鞍休使尘毡屈(不要压得太重以致鞍上毡毛为之弯曲),三山骨(马尾骨)休使鞭来打,砖瓦上休教稳着蹄(不要在碎瓦碎砖上久站,以免伤足)。一句话你仔细的记,饱时休走,饮了休驰。
[煞]抛粪(大便)时教干处抛,撒尿时教净处(清洁)尿,拴时节拣个牢固桩橛上系。路途上休要踏砖块,过水处莫教践污泥。这马知人意,似云长赤兔,如项王乌骓(云长,三国时代名将关羽别号,战马名赤兔。项王,西楚国工项羽,战马名乌骓。二马皆历史上的名马,用以描写马主心理状态)。
[三煞]有汗时休去檐下控(以免风吹生病),洗马时休教浸着颐(颐,面颊),软煮草料煎底细。上坡时务把身来耸,下坡时休教走得疾。莫道人恁般琐碎,休教鞭着xx眼,休教鞭擦着毛衣。
[二煞]不借时恶了兄弟,不借时反了面皮。马儿行嘱咐叮咛记,紧防店户将他打,刷子去掉硬毛不可疑。只叹的一声长吁气,哀哀怨怨,切切悲悲。
[一煞]早晨间借与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门专等来家内。柔肠寸寸因你断,侧耳频频听你嘶。道一声好去,早两泪双垂。
[尾]没道理,没道理。忒下的(心狠手辣之意),忒下的。刚才说的一些话君专记。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
——马主人又怨又恨,又不得不借,致愁肠百结,淋漓无遗。我们用现代人不得不把心爱的自用新汽车,借给妻子的莽撞弟弟时的心理反应去推测,会钦佩作者的观察入微。然而主要还是它所显示的幽默情调,在唠唠叨叨,一阵又一阵之后,还拍胸脯说:“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而幽默,正是酱缸中最缺少的东西。
五、对汉人的残酷统治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汉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
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从心底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目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1024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
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1286年,为了第二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元政府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
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
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十三世纪元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十四世纪元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人超过忠于汉人。
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十四世纪初的1303年,第八任大汗铁穆耳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18473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
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所占领汉地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汉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220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增加100倍,这都出在汉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南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5口计,一次就得到50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自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也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
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
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海山继承汗位的第二年,即1308年,便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咒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
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
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
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六、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汉人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200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十四世纪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300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
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1344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600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1351年,征调民夫17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
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17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
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
红巾,跟二世纪东汉末年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1351),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政权,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
刘福通于1355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汉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汉区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十三世纪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
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1358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
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50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妥灌帖睦尔,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
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
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280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
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七、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孤儿,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干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
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政府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
朱元璋这时野心勃勃,决定排除他的恩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政府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
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跟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的其他抗暴力量。
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人发起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在扩张。
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乱。1360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独立,于1362年,迁驻重庆,建立明夏帝国。
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独立王国的割据局面。
经过31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1363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于第二年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5年而亡。
1366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迎。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六合),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迎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12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
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1368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276年,如果算上南明残留政权,更长达294年。
在之前一年,即1367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1368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17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17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20公里。蒙古大汗妥灌帖睦尔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
徐达比毛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
1371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10年而亡。
1381年,蒙古人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自杀。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本土,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和子国之一的元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山摇地动般扩张征服的帝国勋业,成为过去,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蒙古帝国自1264年,迁都大都(北京),到1381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118年,作了118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政府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起初,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1421年,在明成祖朱棣的强势推动下,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关于大明帝国的那些事,我们下篇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