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如破竹战衡阳——开国中将詹才芳回忆衡宝战役的日日夜夜

一
一九四九年，是我国人民革命战争迅猛发展的一年。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其作战部队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在军事上陷入了四分五裂、面临最后崩溃的局面。我人民解放军这时在质量上、数量上都已占绝对优势。

四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遵照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组织百万雄师过大江。四月下旬，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二十二年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解放了上海、武汉以及江南广大地区。八月，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的声威震撼江南，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部队如惊弓之鸟，闻风丧胆，仓皇逃窜。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把桂系头子白崇禧当做最后一张王牌，妄图在湘桂粤建立一条防线，进行垂死挣扎，企图阻止我军向西南进军。

二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我军继宜沙、湘赣战役胜利后，又将赣南之敌歼灭，并迫使长沙敌军起义。至此，华中南敌军的湘赣边防线已告崩溃。在此情况下，敌华中南军政长官白崇禧将其指挥下的桂系部队主 力张淦、夏威、黄杰、鲁道源及 刘嘉树等五个兵团，撤至湘南衡（阳）宝(庆)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县一线，部署防御。

同时，白崇禧积极勾结广东余汉谋集团，组织所谓“湘粤联合防线”。并勾结湘、鄂、川、黔边绥靖区主任宋希濂与其协同作战，在鄂西之恩施、鹤峰和湘西北之大庸等地布防，扼守川、黔门户。

八月下旬，白崇禧策划的“湘粤联合防线”完成部署，依湘江、洣水、永乐水、资水，部署了一条半弧形的防线。东起粤北之乐昌，经汝城与广东国民党军防线相联，西至芷江，桂系主力则集结于衡阳、宝庆(今邵阳市)地区。

当时，毛主席指出：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判断敌可能和我作战的地区不外湘南、广西和云南三地，我应准备第一步在湘南，第二步在广西，第三步在云南同他作战，并应争取在广西境内歼灭其主力。为达此目的，在兵力使用上应集中八个军，在部署上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战法，以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敌之暂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它的后方，使敌完全处于被动，迫其最后与我决战。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我军分三路直捣湘南、湘西及广东敌军的巢穴。在战役上，要贯彻集中优势，重点攻击，各个击破的原则。在战术上，则运用“多面包围”、“层层堵击”的打法，歼灭白崇禧集团。

三

九月九日，我中南部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向中南进军，并指示前线部队在衡宝地区抓住白崇禧主力，迫其决战，最后在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集团。为实现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我军即进行大进军的作战部署，集中四野主力与二野主力一部，共九个军，三十二万余人的兵力，分三路向敌“湘粤联合防线”展开突击。

九月中旬，我西路军挺进芷江（是敌防线右翼主要点——湘、桂、黔三省门户，国民党湖南省流亡政府所在地），占领了外围地区后，从三面包围芷江。敌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察觉我兵力强大，就慌忙率十七兵团、一○○军主力及“清剿总队”和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等从芷江南逃。十月二日，我进占芷江。至此，敌湘西之防御，已为我突破，斩断了湘南地区之敌与湘西敌人的联系，切断了湘南之敌退黔之路，造成衡宝地区作战的有利形势。

此时，我东路军已在湘粤边境突破敌人防线，分路挺进广东境内。当我西路军向敌挺进，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时，我中路主力即开始秘密向敌运动，一部沿山间小路隐蔽前进；还有一部由攸县北之三门渡江西进；原在湘江西侧的我某部则对敌实施严密警戒，保证了主力于十月一日顺利地渡过西江，隐蔽地完成集结和攻击准备。

这时，我主力两个军已进到湘乡以西地区，另一个军进到湘潭以南。我所在的四十六军和另一个军均抵达安仁地区。在此期间，我们为掩护主力集结，并策应西路军在芷江地区作战，以两个师对蒋市街敌七十一军佯攻，以一个师向新化之敌十四军佯攻，我四十六军一部，沿洣水向敌五十八军佯攻。

十月二日，我中路军分三路向敌发起攻击，右翼以四个师向永丰以西至黑田铺地段突击，中路以四个师集中向永丰和蒋市街地段突击，左翼以三个师向新桥、白果市地段突击。三、四两日，我中路主力扫清了衡阳外围之白果市、永丰、渣江一线之敌。此时，野司令我西路军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参战。

为截击西调的敌人，我西路军一部越过粤汉路，向常宁、祁阳挺进，夺占湘江南岸各渡口，控制船只，防敌渡江；令我四十六军向耒阳迫近，直取宝庆，箝制敌人；令五兵团两个军集结于渣江地区，准备参加会战。

四

在进军路上，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喜讯。部队群情激奋，战斗热情更加高涨，战士们高呼“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打到广西去，活捉白崇禧”等口号，许多战士的背包上、枪杆上都写着这样的字句。

行军中，同志们的脚步声和着马蹄敲打石板路的响声，一路自语着：“到广西，到广西，歼灭白崇禧!”行军路上，到处是一派动人景象，官兵互助，做鼓动工作的，帮扛枪弹的，你争我夺，气氛十分热烈。沿途群众渴望早日解放，听说自己的军队来了，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端茶送水。过去长期受敌军压迫、连门都不敢出的年轻妇女，这回都出来欢迎解放军。在欢迎的群众中还有盲人，他们虽然看不见我们，可嘴里一个劲地喊：“欢迎解放军!”“欢迎人民的子弟兵!”

从十月初开始，围绕着衡阳、宝庆以北、以西、以东的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数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推进，不到两天时间，敌军的外围据点被扫荡殆荆衡阳、宝庆敌军主力全线动遥这中间，我中路军一部在解放永丰的战斗中，曾以一个营的兵力在较短时间内歼守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一个团，活捉敌军一千二百余人。

我攻击部队迅速勇猛，使敌人的机枪、小炮根本来不及开火，便全部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另一路先头部队更以大胆果敢的动作，连续行军二十四小时，排除重重障碍，迅速越过衡宝公路，前进一百六十华里，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出其不意地打乱了敌军全线逃跑的部署。

我勇猛迅速的进军，使狡猾的敌军惊慌失措。我军在短短的两天中，同时突破了衡宝公路敌军的所谓强固战线，沿着衡山山脉的崇山峻岭和青石小路，日夜兼程，紧紧追击。逃窜的敌军，沿途仓皇丢下汽车、伤兵。我军在战斗中，士气更加高昂，“抓住敌人，不让他们回老巢!”成了极其鼓舞人心的口号。

十月四日，我各路大军向纵深发展。至五日拂晓，我军突破第一道防线，均推进二十至五十华里，控制渣江至界岭一带阵地，与敌对峙。十时左右，野司发出中路停止集结，进行诱歼敌主力的命令。但在前进中的我先头师未接到电示，仍继续前进，至五日夜间，已越过衡宝公路，孤军揳入敌后，进到佘田桥正南之沙坪、灵官殿地区。

我先头师这一行动，威胁了敌整个部署，使敌大为恐慌。野司抓住这一战机，令我第一线部队迅速前进，各军主力均向衡宝公路以西前进。此时，我先头师已插入敌后，西路军向东急进，正面部队开展猛烈攻击。

衡宝地区之白崇禧集团主力第七军，感到作战不利，即慌忙改变其与我决战之计划。他们一面收缩兵力，准备退守连县、新宁、零陵、新田、嘉禾一线，一面企图集中主力一部突然西调武冈地区，打击我东进之西路军突出部队，以掩护其正面部队撤退时左翼的安全。

七日拂晓，我军获悉敌人的企图后，全线部队立即奋勇追击。首先令在敌后我先头师坚决截击南撤之敌，以求在文明铺东北地区堵住敌人，配合主力聚歼。令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一线，堵歼退却之敌。此时，我军分数路向敌猛追，我四十六军主力，已越过湘江，向衡阳进攻。

战斗在激烈展开。我执行尖刀任务的某部，冒雨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三十二小时行军一百六十余里，勇猛突击衡宝公路之敌，插入敌后。当时，敌军主力还准备沿公路撤退，满载给养、物资的汽车不断地来回奔驰。急驰而至的我军，在水杜江村，把睡梦中的敌军一排排地消灭了，接着截住了敌人开往衡阳的五十四辆汽车，缴获了不少面粉和呢子军服，战士们嘲笑说：“白崇禧知道我们来，马上送来了慰劳品。”

在衡宝公路旁的孙家湾一带山地，我某部七团与敌接触。当时敌军居高临下，以迫击炮、重机枪向该团猛攻。该团后卫部队八连三排全体战士一声呐喊，以勇猛的动作冲上山岗，把敌人赶出四个山头。许多战士子弹打完了，便拿着空枪和爆破筒追打，一直追到五六里地以外。

敌人又重新组织兵力进行反扑，向一排阵地发起三次猛攻。这时，连长、排长都负伤了，机枪班只剩下一个人，但战士们仍奋勇应战，机枪射手范安宇，一人使用两挺机枪向敌人扫射。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战士们十分沉着，让敌人接近阵地前沿时，才打出手榴弹，打得山坡上烟尘弥漫，敌军满地打滚。部队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以后，接着又发起反击，杀得敌人丢下成堆的尸首，狼狈而逃。

战斗中，我尖刀师勇猛地穿插敌阵，在周围不到百里的狭小山区紧紧咬住敌人。该师虽然拖住了敌人，但自己却处在四面包围中。七团全体指战员从突破衡宝公路后，日夜不停地冒雨翻山和敌人周旋。他们一天两夜中，只吃了两顿饭，许多战士饿了吃生米，渴了喝稻田里的水。

七日凌晨，某团一营在赤壁岭一带被敌一七二师、一三八师约两个团包围。这支曾经突破天津民权门的英雄部队，以三个连同时向敌反击。三连二排冲在最前面，连续夺取了三四个山头，迫使敌人的重机枪连架了数次都没有机会开火。后来敌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就坚守阵地，打垮敌人数次冲锋。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头和木棍打，最后拚刺刀。机枪射手王…………这种顽强的战斗意志，使敌军闻风丧胆。

激战整整一天，敌军两个团的兵力未能前进一步。当晚，尖刀师某团警卫排，在雨夜中行军迷了路，在山谷独战比自己多数倍的敌人，有四十多个同志在英勇冲杀中壮烈牺牲，最后只剩十多人，但终于奋勇杀出了重围。在战后掩埋这些牺牲的同志时，发现他们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英雄们在最危急的时刻，把自己的枪支毁坏，决不留给敌人。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

战斗在发展，我各路大军向敌压缩攻击。这时，敌人慌忙向祁阳方向逃跑。但我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南至白地市，北至严家殿，敌军四个主力师完全成了瓮中之鳖。当敌人第七军军部退至黄土铺时，我尖刀师某团的九个连，像支支飞箭同时飞向敌人，把敌人的行列截成数段。

于是一场恶战开始了，双方都拚命争夺西边山头阵地，猛烈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敌第七军军部的警卫营大多数是广西老兵，受过长期的法西斯训练与欺骗教育。因此这次战斗相当激烈，每一块稻田和树林，每一条水沟，每一座房屋都经过反复争夺。

该团二连勇猛地趟过了半人深的水沟突入敌群，各自为战地纵横穿插。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全连的战斗小组只要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冲，哪块树林里有敌人，便在我军打击下起了火。敌人躲在房子里，我们就用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从门里，窗里向里面打。由于该团运动迅速，战术勇猛，往往使敌人的重机枪还没有来得及架好，他们的射手就被我军战士的刺刀捅死了。

在这场猛烈的战斗中，二连全体指战员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闹，干部牺牲了，战斗员就自动组织战斗。机枪班的最后一个射手林少云双腿被打断了，他仍然坐在地上端着机枪向敌扫射。二排战士杨贵峰一面鼓动大家，一面代理排长指挥，最后七个人连续攻下七个阵地，并从老百姓的床底下拉出五个敌军军官，俘虏二十多个敌人。经过这场恶战，终于把敌“精锐”第七军军部解决了。

歼灭了敌第七军军部，敌人溃不成军。随军部撤退的敌一七二师师部及其两个团想掉头逃窜，也被我尖刀师另一个团的机枪“钉”住不能动了。在细雨蒙蒙的黑夜里，四面八方炮声隆隆，枪声紧密，敌军四个主力师已全部被我各路大军紧紧包围在数十里方圆的山峦间，到处听到我指战员令敌“缴枪不杀”的喊声。

在猛烈的战斗中，我们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他们饱受敌军的摧残，对敌军有刻骨仇恨。为了援助解放军彻底消灭敌军，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冒着炮火翻山越岭给我军挑来开水、米饭、红薯。还有许多老乡参军参战，有的送情报，有的当向导，有的扛炮弹，有的送伤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我们战斗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

三渡水一位挨过敌军毒打的老大娘看到解放军战士时，上前一把拉住，流着泪说：“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把你们盼来了!”说着，把煮熟的鸡蛋硬往战士手里塞。我们追击敌人抵达一座小山村，有一位老爷爷急忙跑来报告：“敌人正在西山头上集合!”说完就带领部队从小路包抄过去。这些动人的事迹，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在衡阳外围各点之敌均被我军扫尽后，敌军为了逃命，不战而溃，放弃衡阳。十月八日，我四十六军占领衡阳。其余各部队，将敌军赖以起家之主力第七军之一七一师、一七二师，与四十八军之一七六师、一三八师歼灭于祁阳以北五峰山、黄土铺地区。于是，整个衡宝战役于十月十七日结束。

此战役历时一个多月，解放了衡阳、衡山等县城十一座，歼敌四万七千余人，俘将级军官十四名，缴获各种炮四百多门，各种枪一万三千多支，汽车一百七十多辆，战马一千多匹，以及许多军用物资。

五

我军胜利进入衡阳，衡阳人民为欢迎解放军，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全城老幼冒着雨拿着自己做的小旗，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赶来，站满了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解放军的热烈场面。部队进城后，立即搜索残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露宿街头、码头和民房檐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

十月的湘南，秋风萧瑟，寒气逼人，群众见我们的战士衣衫单薄，便拿着自己的被子、衣服送到战士的身边，我们战士不收，他们就说：'军民是一家，我们不能看着自己的子弟兵挨冻受饿。你们露宿街头，我们看到心疼啊!”我军的行动，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群众，他们深受感动地说：'国民党军烧杀、掠夺，抢占民财，无恶不作。 解放军保护人民，不动我们一草一木，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军队！

我军于十月八日进入衡阳，九日全部占领衡阳市区，保护了市区的工厂和公共建筑，使之未被敌人破坏。我四十六军四一一团随后奉命担任市警备，一位军副政委主持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了市政工作。

詹才芳同志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1907年9月12日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高桥区黑石咀村。7岁丧母，12岁丧父，少年失怙，与弟弟给人放牛为生。1924年春经人介绍到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当校工，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返回家乡投身农民运动，组织高桥区农民自卫军，任队长。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1月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黄麻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排长。后任黄陂县工农游击大队大队长，在木兰山一带坚持斗争。期间，他曾数次遇险，均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被人誉称为打不死的“飞毛腿”。后游击大队编入主力红军，历任红11军第31师连长、营长、红1军第1师3团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入川，参加创建川陕苏区斗争。1933年1月任红4军第12师政治委员、7月任红9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强渡嘉陵江等战役。后任红31军政治委员，参加长征，曾兼任川西第5纵队司令员。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1大队副大队长。1939年秋，与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率1大队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到河北灵寿县扩编为抗大第二分校，任分校先遣大队大队长。1940年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仅率1个连到望都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唐河游击根据地。次年秋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任冀东军区司令员，期间军区主力陆续调往东北，他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扩大部队，坚持斗争，在锦承铁路沿线开展破袭战，有效迟滞了抢占东北的国民党军。1947年奉命率部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在当年8月发起的秋季攻势中，指挥部队夺取辽西杨家杖子、攻克朝阳等地，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嘉奖。后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战役。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军长，在第四野战军编成内进军中南，先后参加湘赣、衡宝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92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