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威廉姆森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研究经济治理的美国经济学家——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艾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哈斯商学院教授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威廉姆森教授是笔者2007年3月至2008年9月在伯克利访学时的学术导师和担保人，因此想借本文探讨一下威廉姆森学术研究的几个阶段及其学术贡献。
威廉姆森的学术背景
威廉姆森昵称奥利（Olly），1932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苏比利尔市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家庭，父母的正直廉洁对其有很大影响，小时候的威廉姆森曾梦想做一名律师。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当地一家社区学院（类似于现在国内的职业学院），修读该学院和MIT联合提供的一个项目。威廉姆森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学习计划，提前进入MIT攻读学士课程。
1960年，威廉姆森在斯坦福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读了一年的博士课程，然后去卡内基技术学院（1967年与梅隆大学合并）攻读博士学位。卡内基学院虽算不上一流大学，但纪律严明，学术思想活跃，聚集了一批研究企业行为理论的大师，如西厄特（Richard Cyert）、马奇（James March）和西蒙（Herbert Simon）等。西蒙是威廉姆森的威斯康辛同乡，曾经在伯克利工作过三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研究范围包括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管理学、科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并与其他人一起开创了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如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计算机模拟、复杂理论、决策理论、注意力经济学、组织理论等等，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在卡内基倡导的跨学科研究，使威廉姆森终身受益。正是在西蒙等人的启蒙下，威廉姆森开始了其学术之路。
威廉姆森研究的早期阶段
（1963-1970）
威廉姆森学术创作的巅峰时期
（1970-1988）
1969年，在伯克利认识的马格利斯（Julius Margolis）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宾大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威廉姆森受邀承担博士生组织理论课的讲授任务。威廉姆森把在卡内基学到的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常讨论的问题有：人的本性；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解决问题的合约方法等。从此，威廉姆森的思想渐趋成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框架初步形成。
1971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安排了一个专场：对市场不完善的回应。威廉姆森被邀请提交论文。他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写了《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败的思考（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1973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市场和层级组织：一些初步思考（Markets and Hierarchies：Some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的雏形。后者于1975年由美国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成为跨时代的杰作。作者通过引进交易成本，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之间正式架起了一座桥梁。
此后，威廉姆森于197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有关市场和层级组织的退出和呼声（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Exit and Voice in Relation to Markets and Hierarchies）》；197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治理（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1981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思路（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等。
1983年，威廉姆森受聘为耶鲁大学高登.B.提迪（Gordon B. 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并兼组织和管理学院院长。同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用抵押品支持交易（Credible Commitments：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1984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治理经济学：框架和意义（The Economics of Governance：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进一步的结果（Credible Commitments：Further Results）》。
1985年，威廉姆森的另一部学术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合约（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由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的姊妹篇。此书综合了威廉姆森及其他学者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接连有科斯（1991）和诺斯（1993）两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从而奠定了威廉姆森成为国际大师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臻于成熟，新的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完毕，不仅提出并界定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等概念及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建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推动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法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威廉姆森提出和使用的许多概念，如信息栓塞（information impactedness）、关系合约（relational contract）、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 behavior）、套牢（holdup）等，既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又影响到其他学科。他的学说还是实践的产物。笔者在90年代中期初次接触威廉姆森的论著时，即为其折服，其许多理论与笔者在企业的观察完全吻合，解除了许多困惑。
威廉姆森研究的余热阶段
（1988以后）
1988年春天，55周岁的威廉姆森回到伯克利，被聘为研究生院教授和埃德伽.F.凯瑟（Edgar F. Kaiser）商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从此，威廉姆森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站：一边享受各种接踵而至的荣耀，一边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最初几年，威廉姆森忙于编书，先后出版了产业组织教材和组织理论经典文献选编，虽然也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如1990年发表于《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的《经济组织可替代方法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Economic Organization）》，但基本上是对以前成果进行整理和反思，并不时回答来自学术界的挑战。
1991年后，威廉姆森重新焕发创作激情。1991年，他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节约与经济组织（Strategizing, Economizing,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在他亲自创办的《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经济制度：自发的和有意的治理（Economic Institutions: Spontaneous and Intentional Governance）》；1992年，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发表《市场、层级组织与现代公司：一个展开的视角（Markets，Hierarchies，and the Modern Corporation：an Unfolding Perspective）》；1993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组织的演化科学（The Evolving Science of Organization）》，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计算、信任与经济组织（Calculativeness，Trust，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在哈斯的杂志《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理论（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治理（Visible and Invisible Governance）》；1995年，在《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经济中的层级组织、市场与权力:经济学视角（Hierarchies，Markets， and Power in the Economy：an Economic Perspective）》。同年，威廉姆森当选为伯克利学术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通常由德高望重、廉洁奉公的学术权威出任。
已过耳顺之年的威廉姆森继续笔耕不止，除了对过去的学说进行诠释和辩护外，还不断发表富有创意的新作。199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治理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199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公私官僚：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cies：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erspective）》，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研究：治理和能力视角（Strategy Research：Governance and Competence Perspectives）》；200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合约视角：私有秩序（The Lens of Contract： Private Ordering）》，在《经济展望杂志》发表《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从选择到合约（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From Choice to Contract）》。后两篇成为转载和引用较高的经典文献。
2005年，威廉姆森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做了《治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overnance）》的学术报告，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同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管理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企业管理（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2008年，在《供应链管理杂志》发表了《外包：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供应链管理（Outsourcing：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在《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理论与实践中的公司董事会（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in Principle and in Practice）》。2009年4月30日，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制度分析研讨班上，威廉姆森又宣读了自己的新作：《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概述（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with Reference to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More Generally）》。
这一时期，威廉姆森的研究明显转向，即越来越多地与商务和管理联系起来。更准确地说，是用交易成本思路来分析和解决管理和治理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可能与他身在哈斯商学院有关。传统的管理学院是排除和鄙视经济学家的，认为他们不懂管理。威廉姆森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技术派们的挑战，大大提高了哈斯商学院的知名度。
实至名归
2009年10月12日凌晨三点半（美国西部时间），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电话打到了威廉姆森在伯克利的家里。他的双胞胎儿子之一小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Jr）抓起电话叫醒了他：“爸爸，我想就是这个电话了。”早已知道自己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名单上的威廉姆森兴高采烈地抓起电话，得知了自己最终获奖的消息。获奖的原因是，基于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对企业边界的分析。自此以后，电话再也没有停过。来自新闻界和同事好友的祝福电话不断打来，奥利应接不暇。
第二天，数百名师生员工涌向哈斯商学院的美银厅向威廉姆森祝酒，庆贺伯克利历史上第5位经济学家获奖。此前，已有德布鲁（Debru，1983）、海萨尼（Harsanyi，1994）、麦克法登（McFadden,2000）和阿克洛夫（Akerlof，2001）获奖。威廉姆森也是伯克利历史上第21位获奖者（不包括校友获奖）。“我觉得受之有愧。”这位77岁的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谦虚地说。“我觉得我是一位有着很多学生的有良知的老师，宽厚，敬业。”
国际新制度学会上届主席、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马斯腾（Scott E. Masten）曾说过，威廉姆森是过去三十年在经济组织和制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其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强调人在进行信息完备的决策时的有限能力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我记得我在研究生院做学生时就看过奥利的书，当时被震撼了。他把市场与企业完美地整合起来，这一思想至今鼓舞着我。”新上任的哈斯商学院院长莱昂斯（Richard Lyons）在祝酒会上说。“奥利还是一个热心而善良的人，深受学生、同事和其他朋友的爱戴，无论是在个性还是在学术上。”
威廉姆森在经济系的好友阿克洛夫（以研究“柠檬市场”而著称）为奥利获奖奔波了数年，这次成为第一个向威廉姆森表示祝贺的。“我非常高兴奥利获奖。在企业内部的运行方面，奥利早于其他经济学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阿克洛夫说，威廉姆森考察了企业和组织内部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描述了企业的边界。“从一开始威廉姆森的学说就很新鲜，帮助了现代经济学的定型”。
结束语
总起来说，威廉姆森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贡献：早期的企业行为和管制理论为研究企业战略、各级政府的私有化决策和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巅峰期的企业边界学说证明了，有些产品在企业内生产比外包给其他企业更有效率，从而为企业合并和组织结构设计提供了依据；晚年的治理和管理学说使学者们认识到，为了维持一个社会的效率，必须分析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治理和激励，推动了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威廉姆森获奖是众望所归。
原载于《产经评论》，版权归作者所有
内容来源：阳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