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玩伴的童年:在社交隔离中生活的孩子正在遭遇一场“社会飓风”
今年夏天,两岁的爱丽丝·麦格劳(Alice McGraw)和父母在美国加州的太浩湖边散步时,另一家人出现了,朝他们的方向走来。小女孩停住了。
“糟了,”她指着对方说,“人”。
她已经学会了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以避免感染新冠的风险。从这方面来看,她属于生活在特殊时期一代人——没有其他同伴,他们是新冠幼儿。
对她和许多同龄人来说,玩乐日、音乐课、生日派对、意外发现的沙盘或在相邻的秋千上并排飞过的时光已经逝去。这个秋天,许多家庭没有参加日托,还有一些家庭在新冠病例激增的情况下退出了日托。
随着长达数月的冬季即将来临,父母们越来越担心持续的社会剥夺对幼儿发育的影响。
苏珊娜·金德曼(Suzanne Gendelman)的女儿米拉(Mila)14个月大,在疫情前经常和爱丽丝·麦格劳一起玩耍。她说:“人们在权衡什么是更糟的情况——是让你的孩子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还是有严重社会障碍的风险。”
“我女儿在动物园看到的长颈鹿,比她见过的其他孩子还要多。” 金德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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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她,但这仍令人心碎”
在疫情开始前,美国律师迈克尔·曼森(Michael Munson) 3岁的儿子每周至少要在学前班见几次亲密的朋友。不上学的时候,他和1岁的妹妹也经常在公园和其他孩子一起玩。
自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为防止病毒传播而关闭以来,孩子们就一直和曼森夫妇呆在家里,他们轮流照看孩子们,另一个则在工作。他们试图通过老师主持的视频聊天让孩子和朋友们保持联系,但孩子的反应通常是退出、发脾气或从屏幕前跑开。
“我不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但我知道,2~4岁这个年龄段对于孩子学习如何分享,如何在外面玩非常重要,”曼森担忧,“如果他不能和朋友们一起在附近奔跑,那他能学到什么呢?”
现在就新冠疫情下的社交隔离对幼儿的影响发表研究还为时过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了社会互动对大脑发育的价值。研究表明,影响语言发展的神经网络和更广泛的认知能力,是通过语言和身体的互动建立起来的——从分享一个球,到交换简单的短语。
费城的天普大学婴儿语言实验室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凯瑟琳·赫什-帕塞克(Kathryn Hirsh-Pasek)说,这些互动构建了“大脑的结构和连通性,它们似乎是大脑的食物补给。”
对于婴幼儿来说,这些基本的互动被称为“服务-回报”,依赖于喉音或简单的单词交流。
赫什-帕塞克和其他人认为,在疫情期间,技术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一方面,它允许孩子通过Zoom或FaceTime与祖父母、亲戚朋友或其他孩子进行虚拟游戏,但它也会分散家长们的注意力,因为他们需要经常查看自己的手机,以至于这些设备打断了对话的即时性和有效性——这被称为“技术移情”。
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约翰·哈根(John Hagen)说,“如果这种情况会持续数年而非几个月,”他会更担心隔离对幼儿的影响。
赫什-帕塞克将当前的环境描述为一种“社会飓风”,这有两大风险——幼儿们不能相互交流,同时,他们从父母那里接收到其他人可能存在危险的信号。她说:“他们不应该被阻止看到街上的其他孩子。”
14个月大的卡什·奥康纳(Casher O’connor)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的家人最近从旧金山搬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搬家前几个月,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母亲在散步时,看到附近有一个小男孩。
卡什的母亲艾略特·奥康纳(Elliott O’Connor)说:“卡什走到那个两岁孩子的面前,孩子的母亲强硬地拦着不让他靠近。”
“我理解她,”她补充说,“但这仍然令人心碎。”
事实上,波特兰对儿童互动的限制没有那么大,部分原因是这里的空间比人口密集的旧金山更大,所以孩子们可以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不会让父母感到他们有感染彼此的风险。
“他盯着另一个孩子看,真是太棒了,”奥康纳说。“看到孩子自己在操场上玩,真的很令人难过,”她补充道,“这会对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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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隔离舱”?
一些家庭正在考虑新的方式来平衡心理健康和安全需求——创建“隔离舱”或“气泡”,即两到三个家庭之间同意互相交际但避开其他任何人。在同一个社交圈中,家庭们可以不考虑社交隔离聚在一起,但在圈外则要遵循建议的社交隔离规则。
如果你认为你的家人需要一个“隔离舱”,首先要考虑找谁。为了将感染和传播新冠的风险降到最低,应该找一个和你们一样小心的家庭——一个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外出时戴着口罩,不进行其他社交活动的家庭。
而且,“舱室”越小越好——两个家庭组成的“舱室”最好,5到10人一组。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公共政策学院的健康政策研究员佐伊·麦克拉伦(Zoe McLaren)认为:“每增加一个人,就会增加这个群体中其他人的风险。保持小舱室是将风险降到最低的关键。”
如果你们决定使用“隔离舱”,需要一起协商制定一些严格的基本规则。诸如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可能给“舱室”带来风险(比如去医生或牙医的办公室)。哈佛医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茱莉亚·马库斯(Julia Marcus)说:“家庭间在各种情况以及它们可能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沟通得越多,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越容易驾驭它们。”
创建一个“隔离舱”并不容易。这可能会让人感觉奇怪和艰难,因为我们不习惯与其他家庭一起应对不确定性,以及遵守严格的规则。不过,对于一些家庭来说,“隔离舱”不失为一种同时保持社交和维持安全的方式,至少帮助抵消了一些家长的担忧。
但在一些州,比如加州,新的严格规定打乱了这些努力,最近在确诊病例激增后,操场被关闭了,家庭被警告不要与家人以外的人交往。此外,只有当各个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同意遵守同样的规则时,“隔离舱”才会起作用,所以一些家庭干脆选择了单干。
艾琳·谢泼德(Erinn Sheppard)和克雷格·谢泼德(Craig Sheppard)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里斯(Rhys),他们住在加州圣莫尼卡(Santa Monica)。谢泼德女士说,自从疫情开始,里斯一直没有任何玩伴。
她说:“我们去公园玩秋千,他跟着玩,他玩得很开心,也喜欢呆在外面,他会指着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但他们从不加入。”
一天晚上,里斯被抱上床时,他开始挥手。谢泼德女士意识到他是在看挂历,上面有婴儿的画像。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他向挂历上的婴儿挥手,”谢泼德说。
儿童发育专家认为,开始研究这一代儿童,了解社交孤立的影响将是有益的。有一个遥远的先例:197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经历大萧条时期的儿童,这项研究似乎带来了希望。“出人意料的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儿童,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一种韧性的轨迹,一直持续到中年。”该研究的作者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写道。
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社会和情感发展专家布伦达·弗林(Brenda Volling)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大萧条时期表现最好的孩子,来自更容易克服经济衰退影响的家庭,因此他们的敌意、愤怒和抑郁情绪较少。
弗林说,为此,在新冠时代长大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与父母进行稳定的、充满爱意的互动。“这些孩子并不缺乏社交互动,”她同时指出,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了“最重要的”互动。
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可能是,父母的孤立感如何导致他们与孩子的联系减少。“他们试图在同一个环境中应对工作和家庭,”弗林补充道,当父母变得“敌对或抑郁,无法对孩子给出及时反应,易怒和暴躁时,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这比没有同伴玩耍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