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中国人的老朋友，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上个世纪 90 年代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发现在河道里有工人在用铲子施工挖河道，现场并没有重型机械作业，便问起原因。

当地官员说，「用铲子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弗里德曼思维快如闪电，口才也是一流，当即说道，「既然想创造就业，那就不应该用铲子，改用勺子挖吧。」

这个看似讽刺挖苦的对话背后，弗里德曼当然不是乱说，而是有着简单而又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就业的目的是好的，但你如果为了就业而就业，恐怕就会好心办坏事。

错误地把手段当成目的，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有钱赚、有收入来源、生活的更好，这是目的，就业是帮助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就业本身不是目的，把就业当成政绩也许是目的，但这并不解决人们的收入和来源的根本问题。

逻辑如此，你信不信他都摆在那里。

前面转发了邓老师关于日本垃圾分类的一篇长文，毫无意外，评论区分成两派。

更有 2016 年就关注的老朋友，留言表示取关走人。

对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如果这几年下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有些犹豫的话，最大的可能那就是缺乏过硬的「逻辑护体」。

没有过硬的逻辑护体，很容易就被带乱了节奏。熟知并掌握了一以贯之的逻辑，遇水搭桥，见招拆招，就不那么容易被带着走了。

具体到垃圾分类这个问题上，有个容易被忽略，或者说容易被误读的逻辑，那就是社会分工的细化。

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指明的道理，今天其实早已为很多人所熟知，只是在有些问题上，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清而已。

社会分工的细化，绝对不是一纸通知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这样的分类，只能叫作分类，而不是分工。

这样的操作，分的越细，调整的余地越小，危害也就越大，比如计划经济时代。

真正的市场化的社会分工，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在不断试错和调整中摸索出来的。

这其中，最重要的指导信号，就是价格。

所以，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也提到过，连捡垃圾的人都不要的垃圾，说明它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信号，换不成钱，完全不具有分拣的意义。

当然，有市场需求就会有人进行供给和服务，比如像「饿了么」推出的代扔垃圾服务。

一单 12 块，跑腿范围 3 公里，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并不便宜。

我们可以像老罗这样，赞扬市场经济牛 X，社会分工牛 X，互联网公司牛 X。

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定扔垃圾这事促进了社会分工，增加了互联网公司的收入来源，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这其中的道理，和弗里德曼讽刺「挖河道怎么不用勺子」是一样的。

这不过是「破窗谬误」的垃圾分类版，看得见的是，用户用区区 12 块钱就可以购买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帮助处理了垃圾分类问题。

而看不见的则是，人家这 12 块钱，原本是打算去买水果的。

原本小区水果店的老板，就能够赚到这 12 块，而现在却「被迫」给了别人。

还有人认为，垃圾分类在家里分好的时间和成本，要远小于混合之后扔掉再分类的时间和成本。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很显然没有认识到，成本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马云和小区大妈的时间成本能一样吗？显然不是。

另外，即便是同一个马云，他在成为富豪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成本也不一样。

即便是同一个家庭，销售旺季还是淡季，平时还是周末，加班还是不加班，不同时间段的成本那也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行政强推，显然强行磨平了不同人、不同时间之间的成本差异。

让不专业的人去干完全不该自己干的事情，这并不是什么有效的市场分工，而是逆市场分工而行。

很多人推崇的「日本模式」，事无巨细地要求家庭内部必须将垃圾做好分类，但效果真的有那么好吗？其实未必。

这也不是写学术论文，以上图表和以下这段文字来自大象公会的文章，我没去做进一步求证。

根据非营利的国际调查项目Waste Atlas的数据，2012年，日本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只有20.8%，比素以铺张浪费、不爱护环境著称的美国（25.8%）都低了不少。

美国的垃圾处理很少为人称道，但他们对垃圾产生、回收的详细统计和公开透明却是全球领先。

虽然各国垃圾回收率的统计一直因为猫腻太多而备受诟病，但日本的数据仍然说明了其严苛程序缺乏意义：超过70%的日本垃圾，历经曲折的分类收集系统，最终还是送去焚烧厂，一把火烧掉了事。

当然也有很多人推崇「瑞典模式」，垃圾处理之成功，垃圾都快不够用了。

很多人选择性的看到了瑞典也在做垃圾分类，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很多垃圾都是直接用来焚烧发电或者取暖的。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英国、德国还是瑞典，垃圾处理的末端，仍然是需要大量的人工，进行快速而高效的专业化分类。

大方向仍然是，以市场为主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不仅提高了分类效率，而且防止错误分类，将有害垃圾混入普通的处理工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