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志丨指名道姓
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王国维做学问总结出三种境界，张大千绘画提倡三个层次，而我对自己名字的认识，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小时候不明事理，自己的裤裆还没有缝牢，就被父亲冠以大名：杨保志。那时候男性公民取名都是刚、强、河、海的，不讲究雅俗，所以，我没有觉得父亲强加给我的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妥，再加上小时候唤“乳名”的时候多，呼“大号”的时候少，自己的名字好不好听并没有引起注意。那时的名字只在小学的课堂里可以经常听到。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完成了学业，参加了工作，遭遇着一波又一波南来北往的同学和同事，自己的名字被呼来唤去地渐渐多了，也就渐渐觉得耳熟。越是耳熟越能引起关注，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并不中听，且毫无意义可言。它朴素得像父亲的汗衫，没有一点色泽和光亮。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名字是父亲喝多了酒后随意敲定的，哪像伯啊、雄啊、宗啊、仁啊，充满了阳刚之美。从那时起，我就动了改名的念头，尤其是自己动笔写文章以后，这种念头更为强烈。
我原以为，所有的文章发表必须有一个标新立异的笔名。我更相信鲁迅、老舍、冰心之所以能够发表作品，均是因为笔名。所以，我很果敢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分朝气的笔名：“火鸟”！居然也见报了。我拿着还带有油墨味的“作品”给同仁们欣赏，他们均用不屑一顾的眼神回答我：“我怎么知道你就是‘火鸟’”？我的天，我不是火鸟我是谁？我欲辩欲说欲不清楚，反倒生出剽窃的嫌疑！去他妈，不用笔名了！可这事并没有玩完，由笔名“火鸟”节外生枝，有人开始叫我“火鸡”，也有人叫我“烤鸭”，有人甚至把玩笑开到妓院。虽是玩笑，我还是要爱惜自己的名分，于是一脚过去，直冲其下腹部，险些酿成大祸。当然，我这“鸡”不是妓院那“鸡”，我那一脚就不必真的踢过去，我觉得我们都很无聊。
受此番苦头，我后来决定不再改名了。一是因为改名的麻烦。这个证明，那个盖章，求爷爷告奶奶，万一逢上正要升迁而被改过的名字“绊倒”，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再者，你改来改去，同仁们当然不知。晚点名时，他们仍呼你的旧名，你明明在场，是答“到”、还是装聋作哑！即使不呼旧名用新名，同仁们一听，“这是哪路神仙？”待你答过“到”后，肯定也是一阵哄笑：“噢，原来是杨大侠！那小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在名字上瞎琢磨什么？”这一问，我还好意思说这个那个什么理由嘛！
我是瞎琢磨过自己名字的，也包括别人的。某某大人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再一看名字，就是好！某某小姐，楚楚动人，笑容可掬，再一看名字，名实相符，也很好。于是我半仙一样研究起名字与命运的关系，居然把岳飞的命运也揣摩透了。书上说，岳飞的后半生命运突变，全是因为名字。思来想去，真够玄的。后来一位比我更神的“半仙”拿着我的名字掂量轻重，竟把我说得心花怒放。而我心里说：你这点小儿科，我早玩过了。我要是还信你胡诌，我就不是共产党员！这么多年过去了，待我再次回到老家时，我发现凡是和她有点亲戚关系的，都被她花言巧语改过名字，而该穷的依旧穷，本该富的，也因为过于姓“命”而继续穷着。
名字的重要，生活中随处可见。假如你没有名字，你是谁，我怎么称呼你，怎么给你办档案，怎么给你升迁，怎么给你发工资、分房子。一旦有了名字，什么都可在你的名下，而非他人可属。有人为座位的排序大动肝火，有人为作品的署名反目成仇，这均源于名字。看来，名字在某些场合不仅可恨，可爱，更马虎不得。高考发错了录取通知书，银行错取了存款，公安局错抓了犯人，乘飞机错领了包裹，等等等等，现实生活中已不是一例两例了。
给人起名并不见得是美差，无论文化水平的高低，总是颇费思量的。宋朝人编撰了《百家姓》，这是谦虚。华夏姓氏岂止“百家”，《康熙字典》四万余字，哪一个都能拿出来当作姓名，再加上一字多音，更是名出多门。抛开姓氏不管，仅“名”就有许多讲究。往古里说，起名要“为尊者讳”，除了要避开君王、官人、长者的名分外，还讲求“生辰八字”和“五行说”。命中缺水就多来点水，像王海波；命中少金就多添点金，像李金鑫。总之，中庸之道，平衡之术，无所不在。那时的穷人给孩子起名没有太多的讲究，小名多用猫、狗、蛋、锁等，为的求个好养和平安，大名非“福”既“寿”，图的是个吉祥、喜庆。起名这些闲事，穷爹和苦娘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捏着萝卜就可以拍板。富贵家的，则要请算命先生拆字，吃吃喝喝，吹吹打打，一顿饱餐之后，这边孩子有了尊贵的名字，那边的算命先生点过银子之后，就可以作揖告辞了。《红楼梦》里给贾宝玉起名虽没有这么排场，那帮爷爷、奶奶们，也是费了心思的。当然，名字的警示作用不可忽视，像座右铭一样可以激励人，鼓舞人，而对于那些没有志向和抱负的，再好的名字也是糟蹋。
前几年，封建迷信沉渣泛起，改名之风盛行。有刚上了小学的，改了六、七个名字，还是没有一个如愿的；有七老八十的老太太，改名叫“小花”，不小心还以为是位村姑，这都不是唯物的。现在网上起名更是五花八门，不男不女，不老不少，互相之间陌不相识，全凭想当然。
我们时常听到有人在做了某件有风险的事后会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站不改名，坐不改姓”，现在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被皇帝赐姓，这已是莫大的荣幸。像醉酒后的李白大呼“天子呼来不上船”，像他这样自古以来不识抬举的能有几人呢？何况又是牢骚和调侃。据考证，唐太宗李世民的祖上是突蹶人，后因平叛出色赐姓“李”；春秋时兵法家孙武的祖上曾姓陈，后因战功显赦先赐姓“田”，再被赐姓“孙”；《杨家将》中杨府的管家杨洪，也是因为理财有方被赐了名和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你姓了什么，就能证明你血缘的高贵，即使家道已经落败，仍能得到相当的尊重。刘皇叔你知道吧？中山静王刘胜的后裔，已跨了多少代已不得而知。现在的印度，有一个好的名姓就等于有一个好的出生，竞选族长、议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像甘地一家，只要你属于这个血缘或者这个姓氏系统，就不怕你将来不是印度的总理。连索菲娅·甘地这个意大利女人都可以领导国大党，还用愁土生土长的张甘地、李甘地不会一夜之间声名鹤起嘛！
我也给人起过名字。我还在读军校的时候，我的侄子、侄女相继来到人世，老哥从家乡写信千里迢迢要我为他们起名。我爱他们胜于爱我自己，不必推辞。可我脑子一热，居然为侄女起了一个与我正喜欢着的女生一样的名字，哥哥欣然笑纳，我亦十分高兴。每当我回乡呼起我这位可爱的侄女时，我就能想起我那位可爱的女生。而侄子的名字，我就慎重得多。我罗列了十几个可供选择的名字，哥哥选了一个，居然又是我最心仪的。想一想，我们这些大人操的什么心，无非是想给孩子们一个好的开端，不曾想却成了他们一生的枷锁，侄子、侄女将来有什么不满，我也只好认罚了。但我未来的孩子，我将会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他们的名字保持绝对的发言权，这事容不得商量。
起名的最大忌讳是雷同。据说，在北京的西城区仅叫“张军”的就有两千多人。两、三个字的名字显然已不够十三亿中国人受用了，采用四个字或者父母双姓，这就免去了重复。复姓的，如司马、欧阳、夏候、诸葛等，起名时相对容易得多。但讲求艺术性与个性仍是起名人努力的方向，再不能小猫小狗地乱叫了，这不符合新社会、新文明、新时尚的特征。
我读小学时，参加乡里的统考，一个同名同姓的考生与我不期而遇。我们都很诧异，像被克隆了一般，浑身不自在。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听说过与我同名姓的人。后来，我通过十几年的苦读，终于成了母亲眼中的“国家干部”，而那个同名的“我”则不知下落。比较滑稽的是，几位报界的仁兄好几次把我的名字误写作“杨得志”。据我所知，叫“杨得志”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三军总参谋长，早已驾鹤西去；另一个是《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虽不相识，年岁也不会太高。自己的名字虽然被人搞错，但只要稿酬能如数寄来，我也就认可了。这年头，谁还有工夫在这点小事上纠缠不止呢，下次改正不就妥了。如果让我说一句中肯话，我认为古人起名将“名”和“字”分开比较艺术，名是名，字是字，像赵云赵子龙、杜甫杜子美、岳飞岳鹏举，不仅不易混淆，而且可以引发联想。
名字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让人觉得可爱。在困惑无绪的岁月里，我曾经长时间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很难把真实的自己与“杨保志”那三个字联系起来。我觉得自己在世间是一个虚无的存在，是别人记忆中的影子。但随着脚步的延伸，我对自己的名字渐渐有了信心。每当自己的大名见诸报端，或被某位领导当众夸奖时，我就重新找回了自信和支点。我觉得一个人爱自己的名字就是对自己的热爱。人格的构建，道德的确立，都应从名字开始。
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首先要让自己的名字闪光。爱护自己的名声，首先也要从爱护名字开始。真正爱上自己的名字是近两年的事。一是因为名字承载了自己的全部信息，在别人的印象中，你就是你，你的名字代表你的一切。名字需要跟随你一生，像老婆一样，不应该轻易更换；二是因为名字来自于父母，是父母血脉的一部分。父母生了你，也应该拥有给你起名的权利，轻易换名是对父母的不尊重；三是因为名字仅是一个符号而已，起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有人因为仕途不畅、事业不顺而改名，依心理学解释，要么是你欲望太高而不知足，要么就是你对自己缺乏信心。当然，说你有点迷信也无甚不可。
以上就是我对名字由无知到讨厌，再到喜爱的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岁月让我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这与名字在本质上是不关联的。遗憾的是，古代的女人大多有姓无名，这使我们今天说起“姓名”来失色不少。这与今天的女人有名有姓相比，各种社会关系已是大步向前了，万幸！万幸！我也时常在想，要是大家都没了姓名，那骂人时就太不方便了，王八蛋，你知道我骂谁呢？岂不是一场混仗！
作 者 简 介
杨保志，笔名“风生水起”，河南省潢川县。高考入军校就读，戎马26年，转战大江南北，足迹遍布祖国大好河山，曾在新疆、甘肃、广东、广西、海南等省操枪投弹，从事新闻、组织、宣传、人事工作多年，2013年底，转业至广东省工作。发表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纪检监察报》《法制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民航报》等中央报纸副刊，以及各地方报纸及各军兵种报纸副刊，《新华文摘》《西部文学》《朔方》等部分杂志、电台、文学期刊亦有采用，获得“中国新闻奖”副刊奖银奖、铜奖各一次，总体不超过500篇。我写稿，曾经为了发表；我现在，纯粹是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