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刚丨生活的浪花
岁月如歌。在我40年的生活历程中，切身感受着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闲聊中、在静思中，许多生活的片段浪花朵朵般清新如昨。
曾经的绰号。我的第一个绰号叫做“老搞”，全称是“搞钻机”。绰号的由来拜一部电影和一顶皮帽子所赐。七十年代后期，村子里四个生产队轮流放露天电影。有一次放映故事片《铁人王进喜》，片子里有一个极善伪装的反角，经常搞破坏。一个漆黑的深夜，该阶级敌人正在破坏钻机，被王进喜等工人抓了现行。在铁骨铮铮的王进喜面前，夜色里坏人无比猥琐地瑟缩着。阶级敌人着皮夹克，还戴了一顶皮革的鸭舌帽。恰好，在放映影片的前几天，我也戴了一顶皮帽。第二天，我一出现在教室，很多同学朝我挤眉弄眼，正在不知所以，同桌率先发难：你昨晚上还在搞钻机，现在还敢跑到教室里。在随后多年，我的同学就亲切地叫我“老搞”。我的皮帽子来自在县革委会工作的姑父。戴皮帽子与时髦无关，完全为了御寒。读初小的三年，由于穿的少，在冬天里，尽管我们提着烤火的烘笼，老师也放我们到教室外烤太阳，但是我们一样冷得清涕横流和手足开裂。
录音机。1983年，村里几家人合伙做水泥瓦，我家宽敞的院子变成一个工场，每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一个外出多年的青年加盟之后，带来一台录音机。大小如一块砖头，样子像一个饭盒。只有一盘滇剧《铡美案》的录音带，反复的放。在假期里，我天天听，以至数年之后，那些唱词还能随口哼出：“驸马爷请听端的，我看你左膀高来右膀低，家中一定有贤妻……”。三老爹，在林场砍了一辈子木头，没有什么喜好，闲在家里，就天天来，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听，遇到停电的日子，他就清清嗓子，竟也唱得字正腔圆，多次受到鼓舞之后，还连比带划，也有模有样。待我成年，逢清明扫墓，站在三老爹坟前敬香，三老爹在我家厦台上起舞的清瘦身影就每每浮于眼前。
臭虫。现在的孩子，大约已不知道人身上会生虱子。小时候，我记住了一句“穷生虱子富生疮”的俗言，在80年代初期，更是有着难于磨灭的记忆。不但记忆了虱子，还深刻记住臭虫。1981年，县红专中学的男生宿舍集中在旧时的土主殿里，木桩和板材搭成的大通铺，中间头碰头，两排，两边是上下铺。夜晚，几百学生在电灯泡的光影里来往穿梭，在高高吊着的几盏灯下，就着昏暗的光线，总有大大小小的学生在翻着汗褂甚至外衣捉虱子，当时街面地摊上出售一种粉笔样的灭虱药品，我们买回来在衣服褶缝里涂抹，几个同学过敏，身上起了一块块的红斑；在我们的语言里，臭虫叫做壁虱。熄灯以后，这些红褐色令人讨厌的东西从板壁和墙缝里爬出来叮咬我们。在电筒的光照里，臭虫们爬成一条直线，几只、几十只，像列队前进的士兵。我们用明子火对付它。有时猴急了也用手去按，一指头鲜红的血，还伴有难闻的气味。遇到放假，从学校拿回去的被褥要烧开水烫，箱子要在太阳下暴晒。
后来，学校建盖砖混宿舍楼后，大约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臭虫忽然消失了。
人间烟火之零碎。人间烟火，五谷杂粮，从偷吃生产队的包谷、板栗到偷摘县林业局苹果园的苹果，童年时代许多与吃相关的事情深深地烙印心底。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生活普遍艰难，很少能吃到肉，记忆最深的莫过于村间或者亲戚家办喜事，母亲去做客，回来的时候，几乎都要用菜叶包回来两三块酥肉或者油炸豆腐分给我们兄妹。
1978年，一群浙江人来村里放养蜜蜂，见他们吃煎蜂蛹，就在蜂场上拣死蜂子回去烧吃，味道苦涩不说，还有着被未死之蜂蜇伤，捧着红肿的手指头用盐巴搓揉的铭心之痛。读到初中，每个月基本伙食（交三十斤大米、七块二角钱，领六十张饭票）之外，每星期学校供应一顿回锅肉，三角钱用杆秤称一公两一钱。所以，在一次畅谈理想的时候，我的“每顿饭能有两块回锅肉吃”的远大理想招致全班哄笑和政治老师一顿臭骂。每个月我们有两块钱的助学金，逢到发钱的日子，男生倾巢出动去吃两角钱一碗的小锅米线。
读大学和参加工作之后，关于吃的记忆、形式和内容都悄然发生变化。有一个说法可以窥出变化之一斑。八十年代请客吃饭，说的和问的都是“吃什么”（最好是杀鸡），讲究一个吃的好坏；九十年代就问“在哪里吃”，讲究档次和排场；现在都问“有哪些人”，讲究的是心情。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我们生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见证岁月沧桑，记忆过去，也更憧憬未来。
作 者 简 介
何刚，男，汉族，1968年生于牟定。198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600件。出版小说集《哪块云彩不下雨》，编撰连环画《一块豆腐》，编撰企业史书《牟定电业52年》，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彝山金喜鹊》，编辑（执行）散文集《化佛传说》《山茶花开》，作品收入70余种选本，获县级文学征文一等奖9次，州级以上奖励17次；现为云南省作协会员,楚雄州作协理事、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牟定分会主席，《牟定散文》《青龙中学校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