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268】竞争政策 贸易政策：如何从贸易视角评估并购政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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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Breinlich, Nocke and Schutz (2020). Merger Policy a Quantitativ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conomic Journal, 130(626), DOI: 10.1093/ej/uez061.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分析开始从完全竞争逐渐向垄断竞争、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差异化等方面转变，从而推动了其与产业组织理论的交叉与融合。国际贸易拓展了产业组织的研究视阈，而产业组织则为国际贸易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跨国企业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使得寡头企业的跨国治理和协调问题开始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涉及了跨国企业的最惠国待遇、贸易利得和配置效率等问题，又涉及本国竞争政策对国外市场的影响，如跨国企业的并购、价格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本文就是从并购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出发，通过构建古诺竞争的两国贸易模型从双边贸易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评估并购行为合理性的标准，并以美—加两国的贸易数据为例进行校准和反事实分析，系统考察了基于国内消费者剩余标准的并购审查政策是如何显著影响国外（邻国）消费者剩余和市场竞争格局的。（不同司法辖区的并购审查标准并不相同。有的地区将消费者剩余作为并购合理性的判断标准，而有的司法辖区将社会福利作为并购审查的标准。
参见：Neven and Roller (IJIO, 2005), Consumer surplus vs. welfare standard in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merger control, https://doi.org/10.1016/j.ijindorg.2005.0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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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不同国家之间的需求和供应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使得一国的并购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当不同国家的市场结构和技术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时，在一个国家有效率的并购行为可能会在其他国家产生无效率的后果，从而致使不同国家间的并购政策产生冲突。例如，2001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并购提议在美国通过却遭到了欧盟的否决；而2018年美国高通公司收购荷兰恩智浦公司的提议也是在得到美、欧、俄等国家和地区通过的情况下因我国的否决而“功亏一篑” 。围绕这一现象，作者提出了一个分析不同国家并购政策经济效应的量化分析框架，既从理论上运用寡头竞争的两国贸易模型构建了从国际视角评价并购政策合理性的指标，又通过探讨合并前后市场条件的变化及其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为协调国家的并购和贸易政策提供了政策处方。
基于寡头竞争贸易模型的指标构建
02
针对传统的并购行为，政府主要通过评估合并前后本国消费者剩余（或社会福利）的变化来判断并购的合理性。为此，需要权衡以下两种对冲效应的净影响，即所谓的“威廉姆森权衡”：一方面，合并内部化了竞争的外部性，产生了市场支配效应（或称单边效应）；另一方面，合并可能通过改进生产工序或规模经济，产生了效率效应。因此，这两种效应的净影响将取决于合并的特点、市场条件和交易成本。
然而，由于合并可能会增加一国的消费者剩余，但会减少另一国的消费者剩余，因此国家当局批准合并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从外国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以国内消费者剩余为基准的合并管制政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产业层面的“矛盾统计值(Conflict Statistic)”，特指经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成本调整后国内与国外合并前价格的比率，记为：
其中，
表示贸易成本；Pi*表示行业层面的价格指数。该指标建立在寡头竞争的两国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假定在每个国家都由一群生产同质商品并以古诺（Cournot）方式竞争的异质企业构成。虽然所有企业都在本国生产，但他们在国内和国外均销售产品。同时，作者还假定存在贸易成本以使得两个国家间企业的构成存在差异性。通过求解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决策以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并对并购对国内外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可整理得到上述条件。
如果该统计值大于1，不管他们合并前的边际成本是多少，任何一对合并伙伴在国内的市场影响力都大于在国外的市场影响力。这意味着，如果合并有利于国内消费者，那么它也必须有利于外国消费者，反之则不然。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国内消费者剩余的合并控制政策对邻国来说将会变得过于严厉，因为它会阻止那些有利于外国消费者的合并。相反，如果统计值小于1，基于国内消费者剩余的合并控制政策对邻国过于宽松，因为它会批准一些损害外国消费者的合并。一般来说，统计值不等于1，所以总是存在这两种类型的“矛盾”。作者还指出，任何(单边或多边)贸易成本的降低都会降低两国的矛盾统计值。
03
为了突出上述指标的现实意义，作者以2002年美国和加拿大5位码的工业层面160个部分的数据为例进行模型校准。该指标的好处在于只需要对需求函数和生产率的分布进行假设，不需要对合并进行明确的建模，因此不需要对并购潜在的协同作用和合并过程保持特定立场。图1刻画了不同集中度下模型结果（纵轴）与现实数据（横轴）之间的拟合程度。可以看出，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现实结果。
在当前的贸易成本水平下，合并政策在美国绝大多数行业和加拿大所有行业中都是“过于强硬”的。而贸易成本的存在则直接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小于国内。因此，如果两个市场的竞争程度相同，国内基于消费者剩余标准的合并政策对于邻国而言将会变得过于苛刻。然而，鉴于美国市场在多数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美国倾向于采取一种对邻国相对宽松的合并政策。表4和5汇总了并购的国内外产品价格和成本的影响。平均而言，并购对国内外价格的影响都是负的，并且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往往大于对国外价格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出，美国并购导致加拿大一些行业的价格上涨，从印证了美国的并购政策对于加拿大在个别行业中是较为宽松的。
那么，国家是否有必要对涉及外国企业的并购拥有否决权呢？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当前的贸易成本下，否决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贸易成本降低时，这种否决权就会变得有价值。因为更低的交易成本意味着更低的价格，使得当局更有可能批准国内合并。与此同时，较低的贸易成本可能使得国内企业在国外拥有更大的市场势力，并在国外产生更大的反竞争效应。由此，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国内外当局对合并的矛盾将会出现逆转，从国内当局想要阻止某一国内合并而外国当局想要通过它的矛盾，转变为国内当局想要通过该合并而外国当局想要阻止它的矛盾。此外，作者还从单位贸易价值、竞争边缘、第三国进口、可加性的贸易成本、差异化产品的价格竞争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反事实分析
04
为了进一步量化了国家间合并审查矛盾的重要性，作者进一步运用反事实分析，从让渡否决权和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两个方面探讨了国际协调的合并控制问题。首先，通过量化授予外国并购否决权的影响，作者发现，这种政策变化的影响很小，并且与前面的结论相符，在给定贸易成本时，这种针对合并审查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对邻国而言过于强硬了。然而，随着贸易成本下降，获得否决权开始变得更有价值，特别是对竞争较弱的加拿大市场而言。其次，作者引入一个虚拟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北美并购当局”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加拿大和美国消费者剩余。研究发现，这种设置的确缓解了对邻国过于宽容的矛盾，为北美带来了更大的消费者盈余。然而，这些收益是以伤害加拿大消费者为代价的，因为反事实中设定的并购当局对较小的加拿大市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是，在较低的贸易成本水平下，北美并购当局的重点似乎从防止国内政策过于严厉转向了防止政策过于宽松，因此加拿大也会从中受益。最后，由于需要对特定于并购的协同效应和内生并购的形成过程进行建模，作者上述分析仅从简单可计算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而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研究建立在跨国企业寡头竞争的基础上之上，因此其结论的适用性将更多地局限于那些拥有高技术加成、强网络外部性或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之中。
Abstract
In a two-country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l with 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 we study the conditions on market structure and trade costs under which a merger policy designed to benefit domestic consumers is either too tough or too leni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foreign country. We calibrate the model to match industry-level data in the USA and Canada.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t present levels of trade costs, merger policy is too tough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ectors. We also quantify the resulting externalities and stud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gimes of coordinating merger policies at varying levels of trad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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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李鹏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