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坤丨我家住在千口西门里
千口村躺在奶妈豫鲁冀怀抱里，任性地保持着纯真和自然，从不愿长大远走。
安济公路是安阳到济南的省道，毫不客气地将千口村一分为二。从南乐县城顺着公路向东走，在千口村养老院向南拐，千口西门里就有我家。如果你被鳞次栉比造型类似的小院所迷惑，请抬高视线，越过红砖院墙，如果看到一棵高昂挺拔，直通云霄，到了秋天，火红的大柿子压得枝头只喘气，那棵痛并快乐着的柿子树，就是我家。夏天，院墙爬满了丝瓜秧。硕大的丝瓜时而斜倚红墙，时而悠哉吊挂秋千，匆忙的人，疾驰的车，带起一阵风，丝瓜们就欢快地悠荡起来，胡同里就满是笑声了。
小时候，只知道我家住在千口村西门里，但放眼十里尚不见大门，甚感疑惑。最近，看本家叔马琴聚在千口村志中记载“千口村古寨墙……有东西南北四门，和东北西南两个角门，主要是防水，防盗。”略知端倪。再看，“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新八军高树勋部为阻击日军南下，加固了寨墙。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军占领千口后成立了中心司令部，加固加高了寨墙。”“一九四四年正月十六，日军撤离千口村后，再也没有维修加固，经过几十年的雨水冲刷成为残墙断壁，直到一九八零年后，寨墙被平成了宅基，现已不见模样了。”于是，千口西门里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有幸生在千口村西门里，以孩子的视角，依稀记得土寨墙残存的身影，记得土寨墙外的寨沟形成的大坑。
寨坑旁边是个打麦场，那是我和小伙伴们学骑自行车的场地。短小的腿从自行车三角梁下斜穿过去，喊着不知名的号子，唱着不知名的歌，像一个个欢快的泥鳅，在打麦场出溜来，出溜去，直到炊烟升起，谁的娘又在那时不知道是寨墙口，现在才知道是寨墙口处喊吃饭时。打麦场通往深沟处只有一个窄道，陡，向下飞速下沉。我只顾闷头前骑，看前面的伙伴进了深沟，就斜刺里向沟里驶去，连车带人一头扎进深沟，半天没有哭出声。前面的伙伴们围过来，方知他们是绕到小道口进去的。
深坑里长满了柳树，依地势高低有秩序地排列着。春天，扯一段柳条，用手搓软了皮，抽出嫩白的芯，稍微加工一下，就是一根柳笛。一人一根衔在嘴里，高的，低的，长的，短的，呜哩哇啦，一场青蛙大合唱级别的交响乐就拉开了序幕。夏天到了，在坑里洗完澡，就溜上树，躺在大树杈上睡一觉，绿荫蔽日，凉风习习，大有神仙不换之美。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惬意。傍晚，由于贪玩，忘记了去地里给牛羊割草，就顺势掰下一些嫩柳枝带回家。饿了一天的牛羊们，就不再挑食，扑到柳枝上大快朵颐起来。不管是棉裤，单裤，裤头，被柳树挂烂裤裆，夹着腿跑回家是常事。
随着周围村民庄基地的崛起，寨坑就越来越深。偶尔，会挖出不知哪个年代的骷髅。我们捡了当球踢，临近家门时，怕大人责骂，奋起一脚将骷髅踢进了胡同口的粪坑……
那时的寨坑里，到处都是细沙，光脚踏上，软软的，柔柔的。树木成荫，微风吹拂，成了童年的一片圣地，即使晚上在坑边屙泡屎，也会有知了猴爬上脚面。
后来，县东大村千口村已经难以盛下一个少年的梦想，我外出求学，随后在城里工作，千口村就成了我的故乡。节假日回去住几天，探探父母，瞧瞧已不再熟悉，但又难舍的亲朋好友，享受下自家小院里的果树辛勤奉献的果实，换一种环境，缓解下工作忙碌引发的各种不适。路过寨坑，如今的寨坑成了垃圾场，偶有一股风刮来，会扑来一阵酸霉味，只有坑底耸立的高树在展示着生命力，诉说着曾经的放纵与轻狂。其实，自从寨墙被推平，寨坑也不能叫寨坑了，至于怎么称呼，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已不愿以成人的视角去理解寨墙和西门里，飘忽的身影一晃而过，她们承载不了乡愁和思念，我宁愿将其当成一个印记，尽力留作美好，闲了就从记忆中捧出来回味一番，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一切尽在不言中。
如今，我家的门牌号已经编上了“千口村西街XX号”。如果到了临村，问客从何来，我们依然会响亮地回答：“我家住在千口西门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哪儿。
此时的我，又在城里继续按部就班的日子了。
作 者 简 介
马立坤，男，汉族，审计师，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始业余创作小说、随笔，作品被《四川文学》《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天池》《小说月刊》《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并转摘，入《2011年度中国小小说》《2011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官在身》等多种选本，并获得多个奖项。亦涉猎儿童文学。